——访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首席特派员李慧玲

    《联合早报》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的华文旗舰报纸，它的前身是1923年创刊的《南洋商报》和1929年创刊的《星洲日报》。1983年3月16日，这两家历史悠久的报纸合并，共同出版了《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简称《联合早报》。

该报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华文大报，也是惟一获得中国官方批准在中国销售的外国中文报纸，另外它也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文莱等地少量发行。

《联合早报》在新闻、评论、副刊及编排、管理等方面不断探索新的经营模式，现在日发行量已达19.5万份。

该报的电子版创办于1995年，是东南亚国家上网最早的一家华文报纸。目前是世界最主要的华文新闻网站之一，每日页览量高达200万。

2003年，当新加坡人北上中国寻找商业和工作机会，新加坡公司纷纷制定“中国策略”，试图在庞大的中国市场中大展拳脚，拓展业务的时候，《联合早报》立刻做出了针对中国的改革——中国新闻的版面增加了两版，该报派驻中国的特派员也增加了一倍。

早报网对中国的报道和分析一直秉持着“角度积极、实事求是、平衡报道、深入剖析”的方针，抱着积极促进中新交流、积极看待中国发展的态度，期望成为中新两国交往的桥梁。

今年3月4日，本刊记者走进了该报驻北京代表处与首席特派员李慧玲女士进行了深入交谈，看看这位在新加坡出生，在英国接受教育的海外华文媒体的记者是怎样看中国的。

对外大传播：《联合早报》在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报道，尤其是2003年针对中国的发展，贵报做了重大改革，改版后的早报在新加坡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

李慧玲：一直以来，《联合早报》对中国新闻这一块都是非常重视的，我当学生时，都很关注。

当时有个栏目叫“中·港·台”，每天都有一个或半个版面报道中国。到了2003年，做了比较大的改版，增加了对中国报道的版面，这是因为：新加坡与中国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新加坡领导人对中国的崛起越来越重视，他们呼吁新加坡人要更加关注中国，多到中国来，投资、观光旅游或者念书。

当时的贸工部部长，也就是现在的外交部长针对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的说法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不应该把中国的崛起当成一种威胁，而要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所以，那时在新加坡有一句流行语，叫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

因为有了这样的言论，所以，我们的读者，包括网上读者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他们渴望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包括大众文化等。读者有了这样的需求，我们就要考虑去满足他们，况且，我们的报纸正在考虑改革。于是我们就把中国这一块作为改革的重点。把“中·港·台”改成了“早报中国”，并在版面上增加了“中国早点”，由我们的记者或编辑自己执笔对当天的新闻做一些小小的评论。

我们把有关中国的新闻都集中在“早报中国”这一块之后，在新加坡引起了广泛关注，每当我回国搭乘出租车，司机就会说：“《联合早报》的‘早报中国’有很多中国的消息。”我问：“你们也关注中国吗？”他们回答：“大家都在说中国越来越强大，我们也想多了解一点这方面的信息。”

整体来说，改版后的早报使读者看起来比较方便，再就是关于中国的消息多了，增强了他们关注中国的意识。另外，对那些英文读者，本身中文水平不高，这种文图并茂的东西，也使他们提高了阅读的兴趣。

对外大传播：2004年，中国的内外政策及其成就，成为国际媒体关注和评论的热点，英、美、法、德、加拿大、西班牙等西方主流报刊纷纷推出大篇幅的系列报道，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你觉得他们如此关注中国是出于什么目的？

李慧玲：1996年至1997年间，我在英国念书，那时，英国主流媒体很少报道中国，除了《泰晤士报》和《金融时报》之外，几乎看不到中国的消息，只有邓小平逝世那一次，大部分报纸都有报道。这些年有一个慢慢转变的过程。

现在他们如此关注，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应该是最主要的。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不久前公布的数据，中国吸引全世界的外资仅次于美国，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大家都在观望接下来人们会把钱放在哪里的时候，中国经济异军突起，成为了世界的亮点，于是，众多的目光就投向了中国，自然大量的外资就到中国来了。再加上中国政治、社会稳定，在奥运会上，中国选手取得的好成绩等都会成为人们的聚焦点。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在外交方面，中国在国际上说话的分量也重了，所以大家就开始往中国看，其实这是一种连带效应。

我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对新一届领导人有一种期望，胡锦涛和温家宝接班之后，外界对他们的评价很好，包括他们接班的过程，是一种非常稳定的政权交接过程。接班后他们提倡“以人为本”，重视政务公开，信息透明，显示出了他们亲民的作风，这在外界都取得了很高的分数。

比如，温家宝去东盟开会，明显有一种效应，就是向中国看。在文化上也一样，中国的电影、流行歌手在国际上都受到了重视。还有很多国家兴起的“汉语热”，海外设立的孔子学院等，其实这都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起来的。

对外大传播：您怎么看目前的中日关系？就你的观察你认为彼此矛盾的焦点在什么地方？要想加深了解，双方要做哪些努力？

李慧玲：这是因为两个国家都是这个地区的大国，彼此在历史上又有一段不愉快的历史，双方的矛盾，能否完全解决我无法说，但有一点我认为，两个国家在这一地区一定要和谐并存，友好相处。这是这一地区人们的共同愿望。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会很难，因为大国的政治总是有它的利益在里面，比如中美关系，再好也不会好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中日关系也一样。但无论如何，要减少摩擦。当然，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日本也有他们内部政治的考虑，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我希望，随着中国的强大，民族主义的意识不要跟着上升。不仅是日本，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原本就大，大了又强，本来大家还处在调整自己，尽量去适应阶段，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太强，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就会担忧，并产生顾虑。

日本也一样，是一个民族感很强的国家。我过去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感，但当你接触到具体的日本人的时候，你会感到他们和我们一样。所以，两国的人民要相互理解，相互包容。

对外大传播：新加坡的年轻人从小学习英文，受西方社会的影响比较多，他们是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的？

李慧玲：其实，我们也很担忧，新加坡的年轻人太西化，这种西化还不是他们真正吸收欧美文化的问题，而是新加坡本身的文化要往哪里追溯的问题。新加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展起来，过去一直重视经济，因为要掌握科技跟外国人做生意，所以比较重视英文，学校里中文只是一门课程，在很多年轻人的眼里，中国还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包括一些家长受英国殖民教育的影响，他们成长在20世纪50—7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文化大革命”，再加上冷战思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落后、肮脏。即使现在也还是觉得中国在发展中，有些地方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距离。所以年轻人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是来过中国的年轻人也不排除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新加坡很小，现在的年轻人经济条件都不错，他们有机会去澳大利亚、欧美等发达国家去旅游，与这些国家相比，他们仍觉得中国落后。

当然，随着中国的进步，他们也在逐渐改变看法。这两年，新加坡的一些议员开始频繁前往中国，他们也说每一次来都会看到新的变化。新加坡的一些学校也开始组织学生来中国参观学习，增强他们对中国了解。

对外大传播：能否谈谈你个人对中国的印象？

李慧玲：我是2003年来中国的。在驻港3年期间，也经常来中国内地，还采访过两会，我的感觉是在这里看中国和在外面看是不一样的。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在变，包括你所接触的人都在不断地变。记得我当学生时到广州旅行，当时，那里的火车站又脏又乱，路上有很多乞丐，现在也有，但少多了。城市变了，人也在变，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自信、希望和充满乐观的态度。

对外大传播：在中国工作这段时间有没有碰到不愉快的事情？

李慧玲：对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讲，中国人有些做事的方式并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比如记者采访时收红包，我就不能理解，有一次我在广州采访一家企业，当时他们给我一个装材料的包，我因为急着要看材料，就马上打开它，结果，抽出来几百元钱，我就很不高兴，我很重视我们的专业，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对我的侮辱，就马上把钱还给了他们。

我想其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中国大陆同行工作辛苦，待遇比较低造成的。我希望中国这边不要给外国记者送红包，我们都不会收的。

我们的专业就是要对读者负责，我们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如果收了对方的红包，就会影响我们对事情的思考和判断。试想，你吃了被采访者丰盛的晚餐，你就会有意识地去美化他，这样就会影响新闻的公正性，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吃饭交朋友在人与人之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公私要分清楚。

做新闻就是要对读者负责，否则公正从何而来？做记者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做人的良心，所以我个人相当在意从业道德。

在这里最让我难过的是别人这样对我说：“我知道你是记者，跟你说，没用！”这让我很无奈。有时我去拆迁现场，跟老百姓谈，他们不知道我是外国记者，就说：“我知道你是记者，跟你反映，有什么用？你也不能写。”假如我是中国同行，我会很伤心。

对外大传播：在你们的报道中，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所占的比重是多少？

李慧玲：我们对中国的报道依次是政治、社会、经济，主要是宏观经济。文化方面我们也关注，但要看情况。比如最近争论的问题，中国是否将“天龙八部”的章节选进中学教材，这在新加坡也引起了反映，有人提出，新加坡的中文课是否也要做到生动，把武侠小说引入教材。

对外大传播：中国媒体的报道对你们了解中国经济有帮助吗？你们对哪些媒体的报道感兴趣？

李慧玲：其实，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中国同行的报道。无论是经济还是政策法规方面的事情，我们毕竟是外国媒体，中国官员未必愿意把一些消息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的做法是除了尽量自己去发掘一些新闻外，更多地是解读一些中国国内的信息。

我们每天必看中国的主流报刊，现在中国很多周刊做得都不错。我们看得最多的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中国日报》等十几种报纸。周刊有《中国新闻周刊》、《凤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望东方周刊》等。

这到是个有趣的现象，当中国的涉外媒体在全力以赴向对象国靠岸的时候，海外媒体则在中国本土的报刊中汲取资讯。

对外大传播：对中国的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等新闻网站你们有何评价？

李慧玲：总的来说这些网站都是越做越好，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观察他们的变化也是我们的工作，从这些网站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信息放宽的尺度，言论自由的空间。

我们不仅注意中国大陆的媒体，也关注香港、台湾的媒体。

与此同时，我们还关注外国媒体怎么看中国，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如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看他们是怎么报道中国的。

比如去年年底，中国人民币加息，西方主流媒体都把它作为头条新闻来发，这在10年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也越来越重视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反映，这是一个很好的互动。

对外大传播：新加坡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国家，汹涌澎湃的西潮不仅影响着年轻一代，中年人对华文的感情也日益淡薄，面对华文报纸日益萎缩的新加坡市场，早报会不会再次调整营销战略，把重点放在中国大陆？

李慧玲：我们会照顾这部分读者，但不可能全部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做，不管怎么说，早报毕竟是一份新加坡的报纸，我们不能忘记它的出身，因此必须照顾新加坡的利益，保持本地特色，提供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观点。还因为它是华人世界中一个独立的媒体，而不是“中国人”的媒体。如果早报办得与中国媒体太相似，它就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最终将被中国读者抛弃。(责编：雷向晴朱 静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

中国网 2005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