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事业的人才培养”，是范敬宜院长接受采访之前给我们的一个命题，这补充了目前本刊选题策划中的一个不足。

其实，这个话题我们也已经考虑好久了，因为我们定位的五大读者群之一就是各大高校传播系的师生，这部分群体既是传播界比较活跃的一支作者队伍，又是中国传播领域中的一支生力军。我们就以下几个问题对范敬宜院长进行了专访，在长达三个小时的交流中，涉及的范围比较广，从中不难看出，他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大家”，其身后留下的一串清晰的脚印。

“物艺相通”

对外大传播：您曾说过“物艺相通”，也就是说科学也好，艺术也好，各种学问在最高境界是彼此相通的。并说这一点对您的新闻生涯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您作为老新闻工作者，今天又在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位置上，感触着新闻传播前沿的动态，您怎么看待“物艺相通”对培养新闻人才的影响？

范院长（以下简称“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确，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具有综合素质，干这一行的人，一定要有涉猎各个领域知识的欲望。

有人问我，新闻工作者是什么“才”？我说是“通才”。也就是新闻界老前辈邓拓曾说的，我不是什么“专家”，或可以说是“杂家”。杂家也就是“通才”。

“通才”要有比较全面的营养，就好比一个人需要方方面面的滋养，不能只靠吃点维生素丸。吃维生素丸虽然能够维持生命，但不能长成健壮的人。要健壮成长，必须粗粮、细粮、素食、肉食什么都吃，从中汲取各种营养。

但现在许多高校培养的新闻工作者，营养过于单一，学到的知识往往只局限在新闻专业方面，很难做到“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我们新闻史上的大家，梁启超、章太炎、王韬、瞿秋白、邹韬奋、乔冠华、邓拓、恽逸群，都是学识渊博、具有“通才”特点的人。

对外大传播：过去的年代可以让很多人有时间去读名著、背古诗，那些知识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种底蕴。但是今天，生活的压力已经把学生们的时间、空间压缩到了很有限的程度。他们会有时间静下心来去读名著、背古诗吗？也有的学生说即使有时间也读不下去，究其原因，是他们觉得那些文字太遥远了，还是他们太现实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范：我认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生活的压力”。要说“生活的压力”，过去学生的压力要比现在重得多。关键问题是对培养目标的认识上有误区，认为学新闻的只要掌握新闻的专业知识，只要学习勤奋、作风深入就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因此很少强调“广泛涉猎各个领域（包括文、史、哲、艺术社会、心理等）”，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知识面太窄，思路太窄，这样就不容易做到触类旁通，目光四射。这是新闻工作者的大忌。

比如，前不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爱泼斯坦九十岁生日会上，爱老一开始讲话就说：“我感谢党和政府、朋友对我的关心。但我要从更宽阔的背景下讲一下我的感想。”他这一句话，马上吸引了我，我想他要站到哪个更宽阔的背景上呢？我本来以为他一定会追述他在七十多年的新闻生涯中如何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付出的代价；追述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邓小平以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对他的关怀和爱护；追述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磨难等等。可是他一句不谈自己，只是讲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讲爱德加·斯诺作出的贡献，讲中国光明的前景，讲中国的进步还在继续，等等。真是站在广阔背景下的理性思考，令人肃然起敬。那天到会的记者有几十名，我以为他们一定会把这样感人的答谢辞报道出来，没想到没有一个记者写这个场面，使我感到很遗憾。我想他们是没有从“更广阔的背景”下来理解和思考这个讲话的深刻内涵。如果他们多读一点历史、哲学，情况就可能不同。

“这不是从书本上能学到的”

对外大传播：您以自己的精神境界读懂了爱老的宽阔胸怀。那么作为一般的学生应该怎么样去培养自己的这种精神境界呢？

范：回到学院后我把爱老的讲话复印了二十多份，给我的学生每人一份。同时我问他们：“如果你是记者，你听了讲话会选取哪个角度写文章？”有的说可以从他讲到的反法西斯战争联想到今天的日本不认罪的态度，有的说要讲中国革命还在继续。

我说你们讲的都对，但主要的还是在更宽阔的背景中去思考问题。什么叫“更宽阔的背景”？我认为就是历史与政治的大背景。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观察和思考问题，视野、胸怀就会变得非常宽广，不受时空的局限，不为得失而喜悲。爱老所做的是对人生的思考，这不是在书本上能学到的。

我在教学生时，非常强调历史，因为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懂得历史，可以懂得今天一切的由来和发展，你的笔下就有历史的厚重感。我们现在有的新闻很浅薄，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作者不懂历史。

对外大传播：您认为在当今的对外宣传上，还要“以我为主”吗？还要重点强调“内外有别”吗？是不是对外应更强调的是写作方法？

范：强调“以我为主”，有它的历史背景。现在则要作点具体分析。如果说它指的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国际事务中，应该坚持我国的正确立场、正确路线，那是不能变的。如果说指的是宣传内容、宣传方法、宣传语言，那就应该“与时俱进”。否则，“以我为主”就变成“自说自话”了。

要学会“中国问题国际表达”

对外大传播：前段时间我们在“两会”期间采访过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蔡名照，他谈到涉外媒体要做到“中国问题国际表达”。外宣人才需要具有国际视野，又需要掌握表达的技巧。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范：“中国问题国际表达”我赞成这提法! 对同样的事物，同样思想理念，中西方表达方式是不相同的。对外传播工作者必须学会国际表达，这不仅仅是一个技巧，而且是一种艺术。无论是技巧还是艺术，都需要下功夫学习的。我在写某些面向国外读者的文章时，也在学习这种“国际表达”的方式。1988年我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政府决定实行治理整顿，被西方宣传为“中国的改革刹车了”。针对这种说法，我写了一篇评论《“刹车”辩》。

这篇文章不但没有回避“刹车”，而且承认刹车的必要：“车辆在前进的过程中，必须包括加速、减速、后退、刹车等一系列动作，这一切都要视道路的情况而随机应变……比起行车，进行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当然要复杂得多，但道理是相通的。”最后，我借用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的一段话，即“在中国，矛盾时常反映出现实。中国在前进；但是，它前进的速度和道路的崎岖又要求踩刹车”。这样写外国读者看了也比较容易接受，使他们能了解一些中国人的辩证法。

周总理在法国时，将中国的剧名《梁山伯与祝英台》改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莉叶》，一看就知道什么是“国际表达”。这是词语上的。

在方式上，新华社特稿社的熊蕾的文章中讲到西藏问题的例子。西方报刊称中国要以汉文化消灭藏文化，西藏的学校用汉语教学，等等。她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篇《从未结束的故事》。文章讲中国如何发掘、收集、整理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在这里，用了藏族学者、《格萨尔》史诗专家降边嘉措的一段引语：“在希腊或印度这样的文明中，史诗时代早已成为古代历史。而在中国，能够传播格萨尔史诗的新艺人仍在涌现，他们每个人都为这部史诗增添了一些新的东西。”这里，不是去义正辞严地正面辩驳，而是绕到侧面去处理。

国际表达，最关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内容的真实，千真万确。真实是我们外宣报道中生命攸关的事。

“八仙桌下打一套漂亮的猴拳”

对外大传播：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很多情况下，新闻媒体是要服务于政治的，但很多媒体人，特厌烦“喉舌”和“成就报道”的说法，并还会在这个基础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这些人很相信西方媒体的“新闻自由”之说，常带着仰视的目光大段引用西方媒体的东西。但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击碎了人们的这种向往。本刊曾发表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李希光教授撰写的《帝国传播时代朝我们走来》一文。虽然这篇文章人们看法不一，但毕竟为业内工作者敲响了警钟：西方霸权大国在新闻传播中，企图构建传播帝国。

范：李希光教授不久前还在《求是》杂志上发表过论《西方新闻自由的悖论》，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

以前，我在课堂上讲党性、导向、喉舌等新闻传播理念，学生们会在下面笑。而当我们用年轻人能听得进去的方式和语言传输这些必要的理念后，他们不再笑了。因为无论中外，在宣传上都不可避免地要有“框子”约束。“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海再阔总有边，天再高也有度，鱼与鸟的自由总是有界限的。这就是“框子”。世间没有绝对自由，新闻工作也一样，总要在一定的“框子”内去充分地发挥能动性。一个演员的表演是 离不开一个有限的舞台或场地的。著名的京剧艺术家盖叫天，在高龄时仍能在八仙桌下打一套漂亮的猴拳，而不会碰到桌子腿一下 。关键是如何做我们的文章。

白居易《琵琶行》里有这样一句诗：“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大弦小弦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这可以供对外传播工作借鉴。我们的缺点是往往只强调理直气壮，不讲究委婉曲折；只强调大雨倾盆，不讲究细雨润物；只强调大开大合，不讲究以小见大；只强调浓墨重彩，不讲究轻描淡写……所以有些报道的效果往往事与愿违。

“真理是在基层”

对外大传播：您曾任《经济日报》《人民日报》的总编，现任清华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的院长，您认为今天的学生较之您当年从业之初有哪些变化呢？

范：和那时的我们相比，现在的年轻学生更聪明，也不幼稚。他们眼界宽，知识多，但生活得太顺了，由于没有经历过艰苦曲折，普遍比较脆弱，一些小事上受挫就不能坚强地去面对，还有的同学不同意来自上级的一些硬性规定时，还会痛哭啊！我与他们谈话时说，暂且不说上级的规定一定会有他的道理，如果你们就因为这么一个事情痛哭成这个样子，将来怎么应对社会矛盾啊？

我25岁时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是作为右派与全家一起下放到东北辽宁非常贫困的西部的。我生长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生活中经历了巨大的落差，但在20年的右派生涯中，我想过，我这一生不可能再做新闻工作了，但从没有悲悲切切和呼天抢地过。我希望年轻学生们不要只看到脚下的零点几平方公里，而要看到广大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发生的事情， 想想十几亿、几十亿人的事情啊!

对外大传播：“文革”几乎是一个“集体落难”的岁月，每家的秋窗都可能有秋雨。但右派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个别人的灾难，20年，您没有被压垮。读您的1981年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日时写下的诗句“排空驭气入苍溟”，让人感到一种大气，而“自怜云日多虚掷，再乞华年二十龄”又让人感受到您对事业的热情。我们想知道，如果没有这二十年的右派生活，您今天将是一个怎样的人？

全诗为：

东渡扶桑若梦行，排空驭气入苍溟。

身凌群岛碎千叶，背负长天侣万星。

汗湿青衫余赤胆，霜侵两鬓有童心。

自怜云日多虚掷，再乞华年二十龄。

范：那就没有现在的我。可以说，没有那20年的磨难，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说过“真理在基层”。我是在当右派期间入的党，我落户那个县的县委书记说：“我敢说，范敬宜不是坏人，我们同意他入党。如果将来有人揪我的辫子，各个常委一起陪我挨斗去啊!”他的果敢、机智以及对是非的明辨，让我记一辈子。

（20年的朝夕相处，使范敬宜在感情上已与那些朴实的基层干部和农民融在了一起。采访时，他经常下田间，访农家，一篇篇反映农村实际生活的稿件相继发表。）

范：如果没有这二十年，我可能是某个大报文艺部的记者，写一手文笔漂亮的文章。假若生活没有对我有过巨大的改变，那将不能使我看到基层，不能对整个社会人群有所了解。我们常说“把握大局”，从事新闻工作对大局搞不清楚是不行的。

说起写“再乞华年二十龄”诗句的时光，到如今已过去24年了。

对外大传播：那我们就为您“再乞华年二十龄”！（大家都愉快地笑了）

（文／本刊记者 申宏磊雷向晴 摄/本刊特约记者 王 同 责编/向晴道晔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