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政府的媒体公关与新闻发布：一个发言人的必备手册》中文版首发式上的偶然相识，两天后，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新闻发言人裴士莲女士接受了本刊访谈约请，并很快安排了采访。这个现象令人感受到美国新闻官希望与中国媒体沟通的诚意。

对外大传播：我们很珍惜这样一次交流的机会。我们不能自说自话，我们想通过这样的对话，知道美国人想了解什么，以便在传播的时候更有效地交流。

作为新闻发言人，您主要承担了哪些工作呢？

裴士莲（以下简称“裴”）：我不只是做使馆新闻发言人，（我的办公室）还负责大量的日常新闻工作：用电子邮件的形式给中国媒体和其他机构发送美国国务院编发的《新闻参考》，对驻华使馆的网站进行内容更新和维护，每天编写中外媒体的新闻简报供大使参考，相关的书籍出版，安排采访和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驻中国使团的所有采访事宜都是由我们协调、报批和安排的。还有美国高官来华访问，新闻报道和发布工作也由我们负责安排。

对外大传播：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于美国大片中时不时地看到这样一些镜头：事发现场，那些精明的记者们试图突破安全部门设置的封锁线，离事发地近些、再近些。而那些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员则阻拦并劝诫这些记者们远些、再远些……在我们看来，这就好像记者在端着“矛”，想穿透一种障碍；而官方设置的警戒线好像是一排“盾”，在抵制这种穿透。在某种意义上，这似乎象征着媒体和政府之间的一种关系。您怎样理解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裴：我认为这两个现象（矛和盾）都是对的。

这个事情从两方面看。如果你在政府供职，一方面，在某些时刻某些问题不能告诉公众，就试图建立一道墙来阻隔。在另一方面，你的工作又要让公众知晓政府的所作所为，告诉大家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应该如何处理这些事，这就必须通过媒体。

那么我们如何处理这一对矛盾？作为新闻发言人，要明确地告诉记者：哪些问题不能回答，为什么不能？你会看到国务院以及白宫每天都举行新闻发布会，也许发言人会说：对不起，你的问题是关于情报部门的，所以不能回答。

有些事情是正在调查中的。你们听说的意大利记者在伊拉克被美军意外杀死的事件，许多媒体都在追问。我们只能回答：对不起，事件正在调查中，在调查结果没有得出之前，我们不能给出答复。

我们为何要努力向媒体解释不能回答他们问题的原因呢？因为政府要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便保证向公众发布信息渠道的畅通。

对外大传播：刚刚出版的《政府的媒体公关与新闻发布——一个发言人的必备手册》（中文版）我们从头到尾看了，认为有一定的国际通用性，因为里面讲的都是个案和具体的处理技巧。序言中有这样的话：“多年前，许多政府官员和商业高层人士追随这样一条处理媒体关系的方针：‘我们希望那些媒体能走开’。而现在，采取这样的态度既不适宜，也不可能。”

作为记者，遇到“希望媒体走开”的场景时，都会不愉快，因为媒体记者都希望自己出现在现场是有积极意义的。希望您能具体谈谈如何让记者感到自己的工作被重视，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让记者获得满意的答复？

裴：我认为“让记者走开”，在书中，应该是反面教材。为了让记者满意，在每一次新闻发布会之前发言人都要作充分的准备。比如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一周举行三次发布会，发言人办公室有很多工作人员对可能被问到的问题进行准备，把回答的要点整理出一个叫做“新闻指南”的笔记本。但发言人总是会被问及没有准备到的问题，对于不能回答的问题，发言人这样说比较好：“对不起，对你的问题我现在还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我会记录下来，了解情况后再告诉你。”

有时候，像我们这些驻外官员，也会向发言人发回一些建议。提示：明天记者可能会问一些什么问题。

对外大传播：能举些例子吗？

裴：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在日本使馆前的示威。我的办公室窗户正对着日本使馆。华盛顿与这里有十二小时的时差，所以我们将情况及时报回华盛顿，这样它在开新闻发布会时就会有所准备。

另外，可能有某个美国公民在所在国被逮捕了，我们这些驻外新闻官员会把消息送回国，因为媒体会不停地追问。还比如，美联社、路透社的记者打电话给我，请我就一家韩国报纸上关于六方会谈的报道发表评论。而由于华盛顿和同在一个时区的中韩两国之间存在时差，我当时还没有接到华盛顿方面的表态。因此，我需要先向华盛顿汇报请示。

对外大传播：由于工作性质，您到中国做新闻官四年了，在美国也一定接触到不少记者。与中国记者相比，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裴：我所观察到的主要有两点。首先，主要是两国记者的报道方式不同。美国和一些西方媒体主要是报道负面的新闻，他们总是要发现问题，并不断地提出疑问。这就是被称为“坏消息”的报道。相对来说，中国媒体基本是和西方相反的做法，总是报道一些“好消息”，比如成就、进步和一些令人高兴的事、政府的一些好的倡议。用一个英语中的比喻，一个杯子只装了半杯的水，中国记者会说“杯子是半满的”，而美国记者则会说“杯子是半空的”。

第二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获取新闻的渠道。要谈论中国媒体获取新闻的渠道不太容易，因为它的变化太大。但我认为西方媒体传统上能从政府和其他渠道如地方企业获取大量信息，用于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西方媒体总是认为任何信息都可通过一定渠道获得。但中国媒体没有这种期望值，尽管它在不断变化。中国媒体对获取信息的期望与西方媒体不太一样。

对外大传播：您刚才讲美国记者善于去发现负面新闻，这我们很理解。但我也有个遗憾，美国媒体是否考虑到当他们用自己习惯的表达方式，在中国寻找负面的新闻，比如哪里有乞讨了，哪里有失学儿童，并把这种负面新闻发回美国，再被编辑们在版面上放大，这会不会让美国读者认为中国依然落后？而我们很希望外国朋友看到中国不断发展的事实，看到中国正积极融入世界经济潮流中的事实。您看我们怎么解决这样的矛盾？

裴：我想，人们应先了解一下美国媒体是如何看待自己使命的。在美国，媒体认为完善社会是自己的职责：先把问题曝光，然后再去改进。美国公众已经习惯了媒体这种报道方式，他们了解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读这些报道。美国公众明白尽管这些报道是负面的，但并非所有事情都是负面的。如果您看美国报纸的国内新闻报道，如果只看负面新闻的报道量的话，您会以为美国是一个糟糕的社会，充满了暴力，充满了腐败。

我就有好几个中国朋友初次访美归来后，很惊讶地对我说：我原来以为美国就像电影里或报纸上表现的那样，是个充满了暴力和激愤的社会。到了那里他们才发现，那是一个整洁、井然有序、很容易接近的社会。但这些是不会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

所以，上面这些只是想说明，您不必对美国新闻中好像只有中国的负面报道有太多担忧，因为，一些正面的因素往往就镶嵌在负面报道中。比如您能读到美国许多抱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文章，也能透露出中国能生产出非常精密的高科技产品，还意味着中国人消费着和美国人一样的产品。即使是最负面的报道比如说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其隐含的假定意思就是，中国的发展水平基本上和美国相当。

对外大传播：很感谢您刚才的说明，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美国记者的报道风格。您也说了不会因为负面报道影响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但我们还是有些遗憾：在日内瓦会议上，美国针对中国人权问题提出了11次反华提案，是因为美国涉华负面报道太多了影响了白宫的决策，或是说其他的原因？

您作为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官，我作为中国的媒体人，我想和您探讨一下我们怎样才能让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和美国的媒体，更多地了解和理解我们的国家？我今天给您带来一份报纸，请看一下（记者取出报纸）。

这是早些时候《南方周末》上登的《马背上的法庭》。作为中国的记者，我们也盼望中国的法制进程更快一些。但中国的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更是不平衡，有些地方的执法就是这么艰难。就像这篇文章所说的，宁蒗县是云南很偏远的山区，您看，这个马背上驮着一个巨大的国徽，这就代表那个地区的临时法庭，法官们要走上七十里崎岖的山路去执法。我们如何让美国社会理解我们在法制建设上艰难的进程？

裴：（表情凝重起来）其实，很多美国人都了解中国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正因为这样，我们在人权报告中力促非政府组织的问题，因为我们意识到不是所有问题都能由政府解决的，我们倡导发展非政府组织，依靠政府与民间包括私营企业和个体公民的良好合作。因为地方性组织更了解地方的需求，更能有的放矢。

我想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在美国我们是如何对待艾滋病和艾滋病携带者的。

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问题在美国日趋恶化。尽管政府也投入了一部分的力量，但却是许多非政府组织和私人机构的努力才使这个问题得到了控制。往往基层的非政府组织，在处理某些问题时会取得比全国范围的政府性项目更好的效果。因为地区性的组织能更好地了解当地人民的问题，从而较之全国性的大项目，他们在处理当地问题时会更有针对性。所以现在美国政府意识到了全国性的活动不会有太大的效果，因此他们会将资金分给更多的地方性的项目。目前政府面临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全国性的，大多都是与某一特定地区、特定群体相关。

所以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给当地的组织提供支持。

对外大传播：您到中国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在五年之前，我们媒体中的许多人对“新闻发言人”这个名词还是陌生的。直到“非典”后，才知道新闻发言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制度，是国家政治开放后凸现出的一种制度。您从中国新闻发言人这个制度的建设的过程中，感受到其中的变化了吗？

裴：确实如您所说，在“非典”之前，中国政府只有某些部门有新闻发言人，但现在，各个部门都有了自己的发言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这件事本身是中国一个很大的变化，即从理念上意识到中国需要有更多的发言人，要进一步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

政府的发言人就是一个最佳的与公众交流的渠道，可以及时地告诉公众本部门所做的事情，而且这是一个增强政务透明度的有效途径。这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一样。

对外大传播：您接触到了不少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如章启月还有一些地方的新闻发言人，在您看来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有哪些长处，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裴：这很难说，因为刚开始实施一个新的制度时，肯定会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但这个新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很多年前就有了，至少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就有。您可以发现他们与媒体打交道的技巧高超了许多，机智了许多。所以外交部的发言人可以说是最高水平的，因为他们在与外国媒体打交道时经验最多、能力最强。但即使外交部发言人也在变，部分原因就是中国的领导人在变化，如胡锦涛、温家宝，他们都更多地来到公众之中，更多地与媒体对话，这促使其他政府部门的人也改变他们的做法。我在中国的五年中，中国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巨大的变化。

对外大传播：您能从几个方面说出这种变化吗？

裴：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政府通过领导人、通过发言人制度努力让公众了解政府的情况。在我看来，这标志着中国政府更加自信，相信社会稳定，所以他们能对公众谈论政府的所作所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

第二，中国媒体更加开放了，他们能够表达更多的不同观点。当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读什么报纸都是一样的，从封面到内容都相似，而现在可以通过自己的爱好和需要来选择不同的报纸，还可以从报纸上看到很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主题。这在我来看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步，报纸不仅是政府发布信息的地方，也是公众表达各自观点的场所。

第三点是中国人民在生活方式上的变化。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1年，比起当年，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要好上1000倍。

对外大传播：您的中文还是很好的。您到中国后经常读哪些报刊？

裴：现在报纸的种类也很多。从政府类的报纸如《人民日报》，到像《南方周末》这样最能反映公众关心的问题的报纸，还有像《北京青年报》等地方报纸我们都看。中国现在的报纸、杂志太多了，都看不过来，我们尽量看不同类别的报纸来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

对外大传播：您认为，目前中国媒体应该就哪些现象向国外报道？

裴：中国在外宣方面已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我们在美国就可以收到CCTV，美国观众可以通过这些了解中国。还有，中国很多报纸把英文版放在因特网上，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如《人民日报》，它虽然没有英文印刷版，但在网上可以读到英文版。严肃的内容不需要很花哨，但还是要编排得好看，便于读者阅读，像《中国画报》就很精美。

文／本刊记者 申宏磊雷向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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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