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老——中国新闻人的一面旗帜

 编者按：1951年，宋庆龄女士邀请爱泼斯坦等人在北京一个雅致的四合院里共同筹办了一本刊物，这就是《中国建设》（后来改名为《今日中国》）。在她的创刊号上，一群笑容明朗的农民走在冬日午后的土地上，他们身上的棉衣与脚下的土地一样朴素，那发自内心的欢笑与充满憧憬的目光，在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号：一个崭新的属于人民自己的中国已经出现。

此后，这一代人就用自己手中的笔忠实地记录着新中国的风雨历程，以及这片土地上人民的喜怒哀乐。而早在1944年，爱泼斯坦作为记者赴延安采访，并且，经过他改写的第一条英文新闻稿由新华社在延安向全世界播发。

如果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给了世界第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库恩的《江泽民传》及一些外国作者对邓小平同志的相关撰述，给了世界一双了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眼睛；那么爱泼斯坦则用《见证中国》及他一生的努力，给了世界一双见证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的眼睛。

在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爱泼斯坦去世后的日子里，凡是了解他生平事迹的人都会为他的去世感到深深的遗憾。2005年6月3日上午，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自为爱老做了最后的送别。

我们在网上浏览，截至2005年6月9日，可以看到整屏滚动的关于爱老的信息，足足有145,000条。许多人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着对爱老的怀念。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本刊特推出专题《爱老，中国新闻人的一面旗帜！》，以让我们为尊敬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爱老送行。

我自己的兴趣逐渐地，然而是决定性地转移到了中国的事件和发展趋势上来，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唯一主题。

接着我在纽约出版的刊物《民族》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文章，一个朋友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巴黎出版的《不妥协者》日报上。我的这篇报道捅了一个小小的马蜂窝，几乎给我带来麻烦……当时斯诺挺身而出，为我辩护。

——爱泼斯坦

六十六年前，毛泽东曾撰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这使得中国人民永远铭记住了白求恩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今天，爱泼斯坦先生的去世同样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怀念之情，他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献给了自己挚爱的新闻传播事业的外国人。

在爱泼斯坦回忆录《见证中国》的最后一章“夕阳之歌”中，他写道：“我的回忆录在这里就结束了——就目前而言。在以后的十年里——如果我能活这么长的话——我也许还会写一段‘尾声’，如果活不到这么长，那我的这一工作就算完成了。”每当读到他这段话，感觉就像是天鹅之绝唱——这最后奋力的飞扬，令人感伤，但却是那么壮美。

中国人都知道有个加拿大人叫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最后的力量。白求恩在中国生活工作了两个年头。爱老为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奋斗了七十年。现在知道爱老的人还远不如知道白求恩的人多，但在知道他的人们的心里，他同白求恩一样伟大。他们都是用不同的形式表达着为人类服务的志愿，表达着对人类的热爱。白求恩在与中国人民一起抗战的日子里，期待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爱老在二战胜利后，回到了在美国居住的父母的身边。但他的心在中国，情在中国，于是他又回到了中国。此后一生都与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一起。

在《见证中国》中他这样写道：“在我生命的夕阳余晖里，有人也许会问：你对于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否后悔？”人们为什么这样问，因为他有选择舒适生活的机会。爱老用一生经历从容而清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我曾在爱老九十寿辰的盛宴祝词中这样说道：“我深知您爱中国，从而爱世界；您贡献于中国，从而贡献于世界。”因为在爱老心里，中国人民占全人类人口的五分之一，在整个世界的命运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邱茉莉是爱老的患难伉俪，当自己的这位英国妻子患急症、病危时，爱老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为了中国人民

历经四十个春秋

你献出了你的全部心血

现在你自己在向死神抗争

中国儿女的鲜血

不断地流进

你的血管

在你体内

东方和西方的精华

汇聚成一道长河

爱老在回忆录中提到这首诗时，写道：“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像我的邱茉莉那样生活下去，像她那样忠诚，并且用她那种乐观坚毅的精神去面对危险、疾病和死亡。”我们如果把这“四十个春秋”改成“七十个春秋”就是我们献给爱老的诗。

1951年，爱老是从美国绕道波兰再从那里的海港出发，航行了四十九天，才到达了中国港口城市天津的。他在船上有许多思考（正值中国抗美援朝时期，世界在问中国能胜利吗？），作为波兰人，来到与美国正面作战的中国，并决定为其贡献一生。我们能不为他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感动吗？

作为一个犹太人，后来成为中国籍的公民和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对我们负责外国专家工作的人员多次表示：我不是外国专家，不要像照顾外国专家那样照顾我。

爱老完全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位置，他的许多报道从大处、小处都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他喜欢北京，对北京干净优美的环境印象深刻，但同时也指出了医疗制度上的缺憾。他用诚实的眼睛见证着中国，用平实的语言描述着中国。凡是读到他的书的人都会为他列举的事实心悦诚服，比如他写西藏，他写1955年第一次由成都到拉萨，坐吉普车、卡车，一路景色如画，但12天后才到达目的地；1965年，是坐中国民航的班机，由成都飞到拉萨，同样的路程只用了两个半小时；最后一次是1985年，可以从北京直飞拉萨了，国外数以万计的旅游者都是乘坐巨型客机来的。他在文章中并没有直说中国民族政策多么伟大，西藏进步多么快，但看完之后，你却明明白白地看到了中国民族政策的伟大和西藏的进步。

我们大多数人是通过读他的文章了解他的，而在文章之外，爱老在我心目中，是位长者，也是位导师。他总是同所有和他相处的人平等而亲切地对话。

爱老从不提出任何特殊的要求，在他病重的时刻，关于后事的安排，一句没说。在九十寿辰那一天，他也没讲多少话，更没有对自己进行任何评价。他，一个慈祥的老人用微笑回答着人们的祝寿，如果有人向他这边的座位望过来，爱老看到了，就会报以更灿烂的微笑。当时我发言只用了五六百字，因为在我前面已有四人发过言，我不用再重述爱老的生平，只能在祝辞中表达内心的情感，我父亲是1917年生人，爱老是1915年出生，我父亲也还在重病卧床，我的心情很自然地祈祷爱老健康。我说我祝愿他再活九十岁。

一般来说，我现在较多的是以年长者的身份与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做“忘年交”，而在与爱老的“忘年交”中，我又被称为“年轻一代”。于是有人问我，处在这样一个中间地带有什么感悟？我回答：知识需要一个积累过程，年轻人如果努力，他的知识积累可以很快，但阅历却不如老年人丰富。人的悲哀之处也就在这里，当经验丰富之时，却老之将至！如果有年轻人与智慧的长者勤于交往，三十多岁就可以有四十岁的人生体验，那他就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而年轻人也同时可以把社会新的信息、对生活的热情传递给老年人。

在上一代和下一代人中，我都有忘年交的朋友。上一代人有爱老（爱泼斯坦）、汪老（汪道涵）等这样的老前辈。每当见到汪老，他就问：“你又读了什么书？这本书有什么观点？”“你的评论是什么？”回答之后，他就再加评论，他还会告诉我或送我几本新出版的书。

说起和这两位老人的交往，我要提到一本叫《犹太人在中国》的画册。这本书是爱老写序，汪老题写书名。

我在上海工作期间（编者注：赵赵启正在1991年至1997年期间任上海市副市长），接触到很多犹太人的故事，就想倡导出这样一本书。当我对爱老说了这本书的初步构想后，爱老马上说，应该做这件事。并慷慨地答应为之写序。这篇序是非常感人的。

爱老还在另一个场合仅用了十几分钟就向我讲清楚了犹太人四次迁移到中国的背景。使我在运筹这本书时就有了成功的预感。他又告诉我，有几位在中国牺牲的犹太人，他们的照片没有找到，很是遗憾。

爱泼斯坦先生的居室里一直保存着毛泽东在延安时签名相送的石版画像，这幅画像寓意着主人和共产党人近70年的朋友关系。50年代，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爱泼斯坦加入中国国籍，从此,新中国就成为了他自己的国家。在他70大寿的时候，邓小平于人民大会堂为他举杯；80大寿的时候也是在人民大会堂，江泽民送上了祝福；90大寿时，胡锦涛来到爱泼斯坦家中送上了插满鲜花的花篮。

有人说，为何一位老人的生日会牵动几代中国领导人的情感？是他的伟大感动了中国，感动了我们。他的伟大表现在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奉献中。70年，他没有停止过工作，没有停止过思索。他对中国的思考是建立在以全球视角进行比较、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的。他对中国的贡献，他的工作成果是世界意义上的。我们对他的尊重是对他伟大精神的尊重。

爱老当之无愧是中国新闻人的一面旗帜！当他生命的最后一个美丽音符结束的时候，我考虑得最多的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如何学习爱老，如何将爱老手中的火炬传承下去！

在我看来，新闻工作者最好认真读读他的著作，首先是读懂他的思想，再去读懂他表达的方式。这样就可以使没有机会接触到爱老的人，分享爱老的精神财富。学习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感悟，也可以让别人分享您的感悟。爱老事业做得好，是因为他热爱着中国，并热爱着人类；又是因为他勤于思考。中国有句古话：“勤思之，明辨之。”这是他一生工作上的特点。他的语言朴实无华，尤其适合我们“向世界说明中国”时所提倡的“中国立场，国际表达”，或“中国故事，国际表达”。

爱老有许多朋友，中国的，外国的，他都是认真对待他们，以诚相见，凡数十年如一日。说到这里，我就想起有这样一种情形 ，有些人与人往来，“见了面，握了手，吃了饭，换了片，断了线”。时间、精力、花费就白白付出去了，这对本来可以成为朋友的人是一种怠慢，应当保持联系的渠道。表达中国要有渠道，渠道要积累，还得善待，才能畅通，这些方面爱老也是我们的榜样。

学习爱老，自然要学习他的出色的知识积累、逻辑思维和语言艺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具有“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感”。就像学习白求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一样。

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赵启正

责编：宏 磊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华沙，犹太族。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5月—1944年10月参加中外记者团赴延安革命根据地采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其间，经他改写，新华社在延安向全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新闻稿。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筹办《中国建设》(1990年1月改名为《今日中国》)杂志。2001年3月任第四届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著有《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劳工状况》、《西藏的转变》、《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见证中国》、《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等。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国际著名记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至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外文局老专家、《今日中国》杂志名誉总编辑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因病于2005年5月26日上午11时4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