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的女儿初中毕业三年了一直呆在家里，邻居的儿子高中毕业找份工作干了几天嫌累又不去了……环顾四周，会发现我们身边有很多已经成年仍靠父母养活的年轻人，社会学家们称之为“新失业群体”。200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江中联在《关于积极稳妥安排“新失业群体”的建议》的提案中指出：“新失业群体”数量已经超过“老失业群体”！

呆在家里不工作，我也很痛苦。可并不是我不想工作，而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无奈的选择

孟宇曾有过一份工作，三年前从黑龙江省某专科学院毕业后，孟宇在一家保险公司做保险推销员，一个月800多块钱的工资，干了5个月他就辞职了。“交了房租和伙食费，兜里几乎没剩下几个钱，每次同学聚会，我都不敢去，实在是囊中羞涩。”孟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这个时候，孟宇有几个要好的同学来找他合伙开网吧，于是，他向亲戚朋友借了3万元钱。为了能办好网吧，他吃、住都在那里。刚开始头3个月网吧的生意还不错，但是后来，因为他们不懂管理，经营不善，网吧开了不到一年就停业了，借来的3万块钱赔了一大半。孟宇说，钱赔了，只怪自己不走运，不过确实学到了不少生意经，要是再给我机会做生意的话，我会做得很好，肯定不会赔钱了。

然而，现实是孟宇的钱快用完了，工作又没有着落，只好回吉林老家。

两年来，孟宇就在家呆着，靠父母养着，每天看看自己喜欢的书、听听音乐。尽管在家的日子很舒服，但是，孟宇的心里其实并不好受。向亲朋好友借的钱还没还上，每次家里来亲戚时，他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闷不做声，父母在亲朋好友面前也觉得抬不起头来。

孟宇的叔叔认为他好高骛远，总想找个挣钱多自己又喜欢的工作。可是，现在找工作非常难，不可能两者兼得，生活是很现实的，不管什么工作都应该先去做，总比在家闲着无事可做好。

孟宇的母亲感慨地说：“做父母的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虽然孟宇现在没工作，但是，为了孟宇的未来着想，也不能勉强他去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地方工作，我们生活虽然困难，但现在还能养得起他，只盼望他将来能找个顺心的工作。”

今年3月，孟宇去长春找工作。他坦然现在已经感到生活的压力，因为家里很需要钱。父母3年前就相继下岗了，在老家办了一个小养鸡厂，刚刚够维持生计。前段时间，母亲生病做了一个手术，花了不少钱，生活实在是很困难。

不过他对这次找工作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我已经习惯被拒绝了，”孟宇无奈地说，自己是个大专生，可供我选择的工作实在是太少，好点的工作不用我，挣钱太少的工作我也不想干。

他打算，今年如果再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先去饭店做兼职，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然后，再去考重点大学的本科或研究生，他的愿望是当一名公务员。 （本刊记者 孙 超）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只要有一份工作干就可以了，我不想像他们那样盲目。我宁愿花更多的时间为我想干的工作做准备。

工作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沈强今年24岁，他的大学同学大都有了近两年的工作经历，但他却没有工作，闲赋在家。

每次同学聚会，大家的主要话题都是谁跳槽了，谁出国留学了，谁的工资涨了，还有各种工作中的苦恼，每当这时，会有同学关心地问起他找到工作没有，沈强仍然是一副不着急的样子：“正在找呢，还没有合适的。”

沈强2003年毕业于北京的一所外语高校，找工作的时候正好赶上“非典”最严重的时期，再加上是扩招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给就业带来不小的压力。按他同学的说法，那会大家都是在“冒死”找工作。就在其他同学为找工作东奔西走的时候，沈强却一点也不着急，仍像从前一样，把大把的时间放在了他喜欢的电脑游戏上面。

沈强虽然学的是外语专业，但是电脑才是他的真正爱好，和几个同学在一起玩电脑游戏是他的最大乐趣。因为家在北京，家境也不错，因此他不用像外地同学那样急需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

沈强在家一呆就是大半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般是在家先睡个懒觉，起来以后就泡在电脑前，周末和几个比较好的同学聚聚，按照他的想法，他要先给自己放一个大假，休整休整——因为大学四年的学习“很辛苦”。

“非典”很快就过去了，找工作的最好时机也过去了，同学都开始了忙碌的职场生活，他却仍然像在学校般地悠闲。

眼看儿子毕业一年了，沈强的父母也开始为他着急，托熟人为他找到一家外资企业的翻译工作，报酬还很不错。对于这第一份工作，沈强一开始还能认真对待，但两三个月后，很多重复性的烦琐工作让他头疼不已，他也渐渐地失去了刚开始时的激情和耐心，再加上在办事的风格上与外籍上司的要求存在很大不同，很快，沈强失去了这份工作。

“第一次的工作经历对我来说很糟糕，老板经常会给我很多翻译的文件，让我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在这中间还有很多其他很琐碎的事情，最后我经常要熬夜加班，那段时间精神压力很大，精神不是很好，后来就不想干了。”

对此，沈强的父母很不理解，认为这么好的一份工作，很多年轻人都向往，而自己的儿子偏偏不去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这代人，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要是还没有份工作，靠家里养着，是特别丢人的一件事。自己肯定都觉得心慌。他倒好，好不容易给他找到这么份工作，工作环境好，薪水不错，又是白领，他还不知道好好珍惜，现在整天就知道玩电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不懂事。”说到儿子现在的状态，沈强的妈妈显得很无奈。

转眼，沈强在家又呆了半年，他说这段时间自己一直在学习一些电脑知识，有了上次的就业经历，他决定下次要从事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我觉得自己的兴趣还是在电脑方面，虽然我不是电脑专业的学生，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学还来得及，人要是干自己不喜欢的职业真是太痛苦了。”

对于将来，沈强说他知道自己想要干上喜欢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他目前正在尝试着找工作，如果找不到，他更倾向于继续回到校园，重新选择专业。就业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件遥远的事。（本刊记者 华少君 ）

骑在飞驰的摩托车上，让我感到既快乐又自由。

 不工作的摩托车手

王峰，24岁，初中毕业，无业，现在是北京一家摩托车俱乐部的学员。

王峰自小爱车，尤其喜欢摩托车，8岁就能说出上百种车的名字，并且收集了两大箱子各式各样的车模图片，房间里到处都是赛车模型。初中毕业后，他就不想再继续念书了，他认为在学校学习太枯燥乏味，一心想成为职业摩托车赛车手，有朝一日能登上冠军的领讲台。“赛车就是我的全部”，这个梳着齐肩长发、一身“哈韩”装扮的北京男孩说。

王峰所有的花销都靠父母，所以，他在生活上还比较节俭，不吸烟，不喝酒，很少和朋友聚会。为了能省一点饭钱，他每天都坚持回家吃饭。王峰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下岗职工。王峰每天练车的油费、定期的摩托车保养费以及参加一些摩托车技巧培训班的培训费等，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为了王峰，他的父母亲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生活很清贫。

摩托车训练是很艰苦的，由于车速快，王峰经常受伤，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最严重的那回小腿骨折，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每每看到王峰受伤，王峰的父母都希望他不要再练了，希望他能学门“正经”的技术，找一份稳定的职业，可是王峰并没有听父母的劝告，一心学赛车。

“怎么办呢？他不想干的事，我们也不能强求，只要他不做违法的事，我们就由他去吧。我们自己苦点，累点只要他能好就行。”王峰的父亲无奈地说。

疼爱王峰的母亲对王峰的未来感到很茫然：“因为年龄大，我又没什么本事，3年前就下岗了，所以，我很想让王峰学技术，自己有本事比什么都强。我和他爸都劝过他，让他学点本事，可是，他不听我们的，他认为自己会练出成绩。有时看到王峰因练车而受伤，心里特难过，自己的孩子谁能不心疼。他现在都24了，再过几年就30了，摩托车手吃的都是青春饭，年轻时没什么成绩，年龄大了就更难找工作了。”

王峰说自己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9点多起床，然后就坐在电脑前，打游戏或者看电影，10点钟出去练车，直到吃晚饭时才回家。他很少和社会上的人来往，他的朋友们也都是同他一样热爱摩托车的俱乐部的伙伴，有时王峰和表兄弟们聚在一起聊天时，除了摩托车，他们几乎没什么共同话题，他们说的事他完全不懂，也不感兴趣。

王峰固执地说，我知道父母为了我付出了很多，父亲原来是吸烟的，可是为了节约家里的开支，把烟都戒了，他们其实挺不容易的，但是，成为职业摩托车手是我一直的追求，我不想放弃，也许以后我会后悔，将来的事谁都很难预料，现在去想将来的事有什么意义呢！我现在不认为我的选择是错的。我会做出点成绩，给爸妈看，再难我也会坚持。（本刊记者 孙 超）

把饭碗给父母还是给孩子？ ——访孙立平教授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是中国较早提出和研究“新失业群体”的学者。“对这个群体有不同的叫法，如待业青年、新增劳动力等，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个更加醒目的概念，目的是引起社会对这个年轻群体的关注，这是一个日益庞大的群体，这个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会带来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孙教授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屋外暖暖的阳光与沉重量的话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谁是“新失业群体”？

今日中国：“新失业群体”是指哪些人？

孙立平：“新失业群体”是相对于“老失业群体”而言的。“老失业群体”是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随着这个群体的逐渐衰老和过世，“新失业群体”凸显出来：他们是城市里的年轻失业者，在初中、高中甚至更低学历毕业后便加入了失业的行列，这部分人是最初几代独生子女，自小在家中受到呵护，接受的是应试教育，基本上不具备职业技能，因此，在就业市场上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与“老失业群体”相比，他们很少有系统的就业经历，缺乏社会生活阅历，价值观也比较混乱。近年来，随着一批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的加入，这个群体层次复杂起来。

今日中国：失业应该是相对于就业而言的，“新失业群体”是一种怎样的状态？这个群体有多大规模？

孙立平：与我们惯常所讲的就业、失业不同，对很多“新失业群体”而言，可能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准失业”的状态。今天工作，明天失业，后天又工作了，这可能是他们的劳动状态的真实写照。

对“老失业群体”而言，工作与下岗失业是两个有着巨大反差的不同体验，这种反差不仅是经济上受损，更是一种尊严感的丧失，而“新失业群体”没有这样的体验。面对激烈的竞争，他们大多表现的是无奈与无所适从。

现有还没有关于这个群体的精确数字，但资料表明，在一些中等城市中，“新失业群体”的绝对人数已经超过“老失业群体”。例如在湖北省某市，“新失业群体”的人数已是“老失业群体”人数的3倍；在长春市2004年6月的统计数字中，该市9个区中已有3个区的新失业群体人数超过老失业群体的人数。劳动部《2003-2004：中国就业报告》指出，当前正面临自然新生劳动力的高峰期，城镇新增劳动力中只有40-50%能够实现就业，新成长失业青年增幅为63.2%；劳动力市场普遍出现的青年就业问题正在成为主要矛盾。

今日中国：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新失业群体”的？

孙立平：最早是在2003年，当时讨论振兴东北的战略，人们普遍认为眼前最急迫解决的是下岗失业问题。东北的失业下岗人员达到几百万人，生活受影响的多达上千万人。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些长远问题并不见得不比眼前的问题更为急迫。

有一种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些失业下岗人员，有的只有30多岁，就已经对自己这辈子的前途不抱太大的希望，而是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这样的家庭经济上并不富裕，甚至有的相当困难，但尽管如此，许多家庭仍然尽可能地将极为有限的经济能力以及自己的精力用在子女的教育上。有的人明确地说，“我们这辈子是没有希望了，将来就看孩子了。”从这些现象中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对于失业下岗的人员来说，如果他们的孩子还有希望，他们就不会彻底绝望。相反，如果连他们的孩子也看不到希望，那才是他们真正的失望。

为什么关注他们？

今日中国：“新失业群体”靠什么生活？

孙立平：“新失业群体”的成员多是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经济上主要靠父母，在东北，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啃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啃老”变得越来越艰难：他们的父母有的由于退休收入减少，有的加入下岗失业的行列，可以依赖的经济来源越来越没有保障，而他们也步入结婚生子的年龄。另外，“新失业群体”获取就业岗位的年龄优势也会逐渐消失，他们多数人从事的第三产业中带有吃青春饭色彩的职业——甚至连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不是他们就业的主流，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的就业机会将越来越不会提供给他们。接下来如何生活，对这些年轻人来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数。

从目前来讲，对这个群体，无论是从政策制度层面上，还是从社会认识层面上，都需要进一步重视。

今日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新失业群体”？这个群体肯定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为什么现在会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孙立平：在中国，青年失业的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知青大量返城，城市里出现了大规模的待业青年。针对这一情况，政府通过发展街道集体经济、制定职工退休接班制度以及国企开办三产等吸纳了这部分人，所以当时待业问题并不特别突出。

现在的“新失业群体”的出现是由于劳动力增长供大于求，市场就业机会不足等造成的。有一个现象是，这个群体人数虽多，但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表达自己利益和诉求的能力很差，我们在媒体上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只是偶尔从社会新闻的片言只语中，模模糊糊听到他们的表达，他们不善于像“老失业群体”那样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

国家在解决失业问题的诸多努力中，这一群体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考虑和体现，但有针对性的政策和重视程度与这一群体的重要性相比仍显不足。目前对于新失业群体，没有像“老失业群体”那样有着一整套的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和机构作为支撑，也没有像上世纪80年代初的待业青年那样可以通过诸如顶替、招工等制度新设计就业。而从调查中发现，在新失业群体的一部分人当中，出去找份工作，更多的不是出于“养家糊口”的生存目的，而是出于舆论的压力。

“新失业群体”为何就不了业

今日中国：有人把产生这个群体的原因归结到“应试教育”上，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孙立平：有这个原因，但我认为，表面上是教育问题，实际上是经济模式问题。

今日中国：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珠江三角洲出现“民工荒”，大量的工作岗位招不到人，城市里同时有这么多的人就不了业，人们不免质疑，这样的工作岗位对技能要求不是很高，为什么城里的年轻人不能去干？是不是他们就业观念的问题？

孙立平：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新失业群体”就不了业，其中不排除就业观念问题、高不成低不就、独生子女吃不了苦等因素，但如果把原因都归结到这个方面，未免有失公平。

现在城市里的劳动力市场为二元市场：一是城市人就业市场，我们姑且称之为“高端市场”；另一个是农村富余人员劳动力市场，我们称之为“低端市场”。对于“新失业群体”来讲，十几年应试教育没有学到谋生的技能，“高端”市场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奢望，独生子女自小在家受宠、缺乏吃苦耐劳精神、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弱等使他们在“低端”的体力市场也没有优势。

我认为不能过于以“高不成低不就”来指责他们，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讲低端市场的低收入尚能够接受，因为他不需要承担城市里的高端生活费用，而对于这些失业的城市孩子来讲，他们生活在城市社会，必须承担城市人的生活费用，面对购房、结婚等现实问题。我们调查中注意到，这些人并不都像人们想像的那样端着城里人的架子，他们也尝试着去低端市场寻找工作机会，最后大多因“挣的比花的少”而放弃。

今日中国：但二元市场不会消失，这批人怎样就业？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孙立平：这个问题我没有深入研究。就个人看法而言，我认为职业教育是一个途径，国家应加强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据了解，这几年职业教育投入比例明显下降，城镇青年大部分不愿意去读技校、职业学校，认为大学毕业都不好就业，职业学校毕业就更没有出路。

合格的职业技术教育的费用会很高，有人曾算过一笔账，培养一名技工的费用不低于一个大学文科学生，很大的投入后能否有高的回报又是一个问题。

有资料统计，我国现有技术工人7000万人，其中高级工只占3.5%，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

就业面向下一代

今日中国：您曾经提出“就业面向下一代”？

孙立平：如果摆在人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他们自己勉强获得一种非正式的再就业机会，而他们的孩子处于失业状态；另一种是他们仍处于失业状态，但他们的孩子有就业机会，人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应当是不言自明的。

今日中国：也就是说把就业的机会提供给年轻人？

孙立平：我和郭于华、沈原教授共同主持“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制度在实践中的动作研究”的课题，经过历时两年的调查，对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失业和失业社会保障问题形成了基本的判断：“老失业群体”已达到峰值，“新失业群体”问题凸现。近年来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大幅增加并非因实质失业人数的增加而导致，而主要是因为并轨所带来的统计意义上的失业率的上升。今后所增加的失业人员将会主要来源于“新失业群体”。老失业群体达到峰值，意味着失业社会保障目标规模已经大体确定，而新失业群体将对中国未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构成挑战。

在就业机会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应当对中国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进行调整，应该逐步面向下一代，为“新失业群体”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作为政府有责任加大职业培训的投入，政策、制度资源应该对“新失业群体”有所考虑。对于“4050”（指女40，男50的适龄就业人员）大龄下岗失业群体，他们随着年龄增加而适应就业越来越困难，应将其重点转到专项社会救助和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上来。

资料：

•新失业群体的“国际渊源”：

NEET发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英国，是“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ning”的缩写，指那些在义务教育结束以后，既不升学也不工作，也不参加职业培训的年轻人。事实表明，“NEET”数量的激增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2004年9月日本政府公布的《劳动经济白皮书》，首次披露了日本NEET的人数：截至2003年，日本共有NEET52万人（日本全国失业总人口为148万人）。另据日本劳动政策研究所的调查，2004年，日本15——34岁NEET人数达到75万，这一数字是10年前的10倍。

我看“新失业群体”

在中国，“新失业群体”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人们会以怎样的心态来“接纳”他们？

罗先程（北京某高校教师）：现在学校很大一部分课程是为应试教育而开设的，学生们学的往往是一些过时的知识，这些知识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一毕业就失业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我们的教育体制也存在问题。

孙小青（2004年大学毕业生）：不赞成他们的生活方式，但能够理解。过去大学生毕业后必须马上工作，因为家里无法再供养下去。但现在很多学生的家境很优越，完全没有必要为生计而工作。还有一些年轻人不工作是为了获得一种更好的发展，谋得更好的职业，可以看作是一种物质条件宽裕后的多元化选择。比如做全职太太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工作。

江大勇（曾经下岗、现为出租司机）：对年纪轻轻者找不到工作不能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那会真是不一样了，我们那会要是找不到工作，天天在家吃闲饭是要被人笑话的，是丢脸的事情，现在有的小年轻自己什么都不会，还挑三拣四的，不愿脚踏实地地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丁红蕾（某人才市场工作人员）：“新失业群体”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大多在长辈的溺爱中长大，而且一直被教育只有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他们中有许多人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能做什么，盲目就业就很容易受挫。舍不得让其受苦的父母为已经成人的孩子遮起了阴凉，但也挡住了其成长的阳光。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新失业群体”中有一部分是因家境好而不愿出去工作。但不劳而获，挥霍父母的钱财，是一种病态的生活，必然会影响到很多人。因为这样的人虽然不劳动，但会有很多交往，还会有后代，这种影响将会是滚雪球式的。有些青年人或许还会效仿他们。有的人到了30岁还处于儿童的状态，什么都不敢做：晚上出门害怕，见生人害怕，谈恋爱也害怕。 （本刊记者 华少君）

谁来给青年人第一个就业机会？

2005年5月，《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公布。本次调查是借助国际劳工局的调查方法和资金支持，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联合进行的。

“国际上把青年就业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就业，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谈到这次调查，江广平介绍说：“调查是由我们牵头的，我们所起的作用是把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结合在一起，目的是使人们更加重视青年就业问题，同时也为国家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尽一份力。”江是全国青联国际联络部部长。联合国青年就业网络中国项目合作办公室就设在江所在的国际联络部里。

青年就业问题不可忽略

从国际上来讲，就业问题能够提升到一个战略的高度这是近几年的事情。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中，有一个目标是就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青年就业问题，它由联合国提出，经各国首脑确认，“要给青年以体面的、适当的工作。”

“经济全球化导致了青年的失业问题，从而也导致了由青年就业问题所引发的涉及到国家战略发展问题。”江广平说，关于青年就业问题，国际上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具有“双刃剑”的功能，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讲，它带来很多不利的一面，如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的失业问题就是其中的一种。还有一种观点把现在的青年失业问题和目前的“恐怖主义”相联系，他们认为一些动荡因素、一些有暴力倾向组织的参加人员很多都是因为找不到工作造成的。在江广平看来，这些观点在中国没有普适性。重视青年的就业问题，我们是在做一件符合国际潮流的工作，解决青年就业问题，是国际、国内达成共识的一项任务。

江广平说通过与国际合作，可以改变人们的观念。“以往我们一谈到就业问题就想到下岗的中年人，但不要忘了，我们还存在着青年失业问题，不能因为青年处于生理最强壮的时期，也不能因为他们很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而忽略了他们的失业问题，这也是我们这次调查的初衷。”这次报告的主题是“从学校向工作过渡”，通过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很多青年（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的的确确存在失业问题，这些人也需要社会的关爱和帮助。

社会和市场不可推卸的责任

“青年就业的一个特殊之处是时段性，即从学校毕业到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时间。”在江广平看来，这是青年就业群体所特有的，这个时段非常短却极为重要：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第一步经历将会对一个人一生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产生重要影响。他认为，这个时段成为很多青年就业最大的“困结”：青年本身的期望值比较高，他们希望得到的是一份与期望值相符合的工作，但实际上这种期望与市场需求有很大的差距；另一方面，市场普遍需要的是有经验的人才，怀揣远大理想而缺少经验、不具备实际工作能力的青年人面对市场时会一次次碰壁。

谁能帮助年轻人“有经验”？江广平说这是解决青年就业问题中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市场和社会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一味地寻求有经验的人，而把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推到一边，目前是造成青年失业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些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如青年人实习制度，要求公司、企业必须有实习这方面的名额配备，是真正意义上的实习，使青年人有一到两年的工作经验，然后再走向就业市场。

江广平说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例如上海建立了“实训基地”，成为培育各类高级“灰领”的摇篮，参加实训的青年可在此进行实际操作，取得一技之长；团中央每个部门给学生提供实习的岗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在他看来也是为青年学生提供第一次工作经验的很好的方式，有过两年在西部工作经验的青年，是不是会比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受企业欢迎？江广平说答案是肯定的。

“不过要保障青年就业权益，应当通过政府立法来实现。” 江广平说如果能有一部法律，规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其他企业，都应为年轻人提供实习岗位，国家给企业予以税收方面的优惠，通过立法使其成为企业自觉的行为，可以为更多的青年就业创造条件，特别是创造第一个工作机会，扶他们走上就业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给青年人的机遇是创造性的机遇！江广平认为帮助青年人创业也是解决青年就业的一个重要手段。青年人怎样取得“第一桶金”？他们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是缺乏经验和资金，而这两方面的欠缺，又很难通过常规渠道获得。由全国青联发起和推动的帮助青年创业的合作项目“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YOUTH BUSINESS CHINA ）目前已启动，利用先进的国际经验和国际资源，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文化特点的创业扶助模式，帮助中国青年走上创业成功之路，“扶助一个青年，成就一个未来企业家”是他们的目标。

青年人是财富，不是问题

“青年人是财富，不是问题”是国际上关于促进青年就业问题的新思路。在联合国关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中确认的十大优先领域中，就业是很重要的一项。这是一个世界问题，是国际社会需要共同面对、而且能够对国际社会产生共同影响的问题。

“能够把青年就业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我个人认为是一种进步：一个共同的认定是，未来是属于青年的，这代人是不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不是有一个良好的起点，有一个融入社会的切入点，非常重要，这会对社会稳定、国家关系平衡产生影响。因为国际上很多青年运动往往是由于其自身利益无法保障等因素引起的。”江广平介绍说，“青年是问题”曾是许多国家的一个普遍看法，他们是把青年作为问题来对待的，一个传统的看法是，青年里75%是不需要社会来关注的，他们的上学、就业等问题可以由家庭来解决和帮助；25%的人成为问题青年，他们需要政府帮助解决问题。

中国的青年政策不太一样，我们一直把青年作为主力军，我们所做的是如何动员和组织青年投入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青年不是问题，而是未来和希望，这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一个贡献。

谈到“NEET”一族和国内的“新失业群体”，江广平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但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避免这样的问题：年轻人逃避工作，远离社会，是对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我们应该倡导勤俭、勤奋这样的人生理念，而不是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因为我们国家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江广平由此更感到青年工作者责任的重大。

资料：

•YBC——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的简称。由全国青联发起，此项计划为青年提供创业导师、专业咨询、培训、信息和网络、创业启动金等方面的帮助。

•谁能得到YBC的帮助——18~35岁的青年人，具备以下条件：失业、半失业或待业；有一个很好的商业点子；资源有限；筹措不到启动资金。

•YBC网站：www.youth-business.org

中国青年就业状况解读

专 家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 博士、副研究员 张丽宾

这是一次针对中国青年就业问题的调查：采取问卷方式抽样调查，调查共选取了大连、天津、长沙和柳州4个城市的7000个青年样本和220个企业样本。内容涉及城乡青年受教育情况、青年劳动力市场情况、就业青年的总体状况以及青年自主创业面临的问题等内容。调查对象为15岁至29岁的青年以及他们的雇主。张丽宾是这次调查的主要负责人，她介绍说，这是在中国开展的有关青年就业问题的首次较大规模的调查，正好满足研究中国青年就业问题的紧迫需要。

“行业锁定”青年人

调查显示，中国青年最喜欢的行业则主要集中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及金融业。分别有21%和12%的受访者认为这两个行业是最理想的行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公共管理等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是青年人的第二理想行业。

受整个产业结构的影响，有70%的青年就业集中于两类行业：一是制造业，二是第三产业中较低层次的服务业以及个别新兴行业。而住宿和餐饮、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等行业，较少青年人选择。

专家解读：一方面，这些行业劳动力需求总量大，另一方面，大多数青年自身缺乏能力进入其他行业；另外，其他多数行业劳动力需求总量小，高素质劳动力竞争激烈，大部分劳动力不愿“向下”流动转入其他行业，进而形成青年就业的“行业锁定”。

基本满意现状 多数人不打算换工作

调查显示，就业青年普遍对工作表示满意，大部人不打算换工作。根据调查，41%的就业青年不想换工作，28%的青年表示不一定。但调查同时显示，当前青年的就业质量相对较低，非正规就业的青年就业无保障，工作时间长，劳动收入低，以低龄青年和农村青年尤甚。

想换工作的就业青年中，63%的人是为了提高报酬，16%的青年是为了有更好的职业预期，另外还分别有9%的人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或获得稳定的工作。

专家解读：劳动力市场、自身素质、择业观念等青年就业问题的几个重要因素。现在青年人找一个工作可能不是太难，但要找到一份正规的、合适的、理想工作不容易。一旦辞去现有工作，再找新工作时间可能会很长，因此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现有的工作。

青年失业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调查显示，青年失业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各个年龄段和各种文化程度青年都存在失业。失业青年中，职业中等教育水平的青年（37%）和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30%）比重最高，高中、大专生的比例均为13%，大学本科生为5%。

长期失业是青年失业的主要特点，失业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者占72%。失业青年主要通过直接应聘等市场方式求职，年龄越小的失业人员对亲朋的帮助和招聘会更加依赖，求职的盲目性更大。失业者在求职时，超过60%的失业青年认为最大的困难是文化水平低。但只有13%左右的人员在失业期间进行了学习与培训，多数人是呆在家里，只是找工作或者做些家务杂活。

专家解读：就全世界而言，青年失业率一般都高于社会的平均失业率。因此青年就业问题也就成为社会的重要问题。中国劳动力人口庞大对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每年新增劳动人口在2000万上下。由于教育容量有限，每年需要就业的新增劳动人口则在1000万至1600万之间。由于青年缺乏工作经验，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青年问题愈发突出，表现为高于平均水平的失业率。

青年的职业理想偏保守

调查显示，大部分青年理想的工作单位是政府部门（21%）、国有企业（22%）、有一部分青年希望创办自己的企业（20%），还有一部分青年希望在私营企业（10%）和跨国公司（9%）工作。有10%左右的青年对自己理想的工作单位不确定，文化程度越低，不确定程度越高；还有一部分青年不想就业，主要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青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就创业愿望而言，男青年强于女青年，年龄越大创业意愿越强。

专家解读：劳动力市场不稳定，青年渴望进入正规部门就业，正规就业青年享受各项福利待遇的比重都高于和非正规就业的雇员。正规劳动力市场对青年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有较高的要求。

不想就业的青年总体数量不多，但影响会很大，因为青年应该代表社会的发展方向，这部分人如果现在不参与到社会中来，将来很可能会成为社会的负担，这个群体不需要被夸大，但他们的问题是最困难的、社会最易忽略的。

青年就业质量相对较低

调查显示，就业青年流动性高，稳定性低，38%的就业青年没有任何劳动合同，20%的人签订了一年以内的临时合同，36%的签订有1—3年固定期限合同。而在15—19岁就业青年中，无劳动合同和一年期临时合同的比重高达86%。

工作时间长。就业青年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8小时。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每周工作时间在50小时以上。

劳动收入不高。60%的就业青年的月平均收入在600—1500元之间，还有不到30%的人平均月收入在600元以下，10%多一点的人月均收入在1500元以上。

福利待遇差。在全部就业青年中，约有8%的人没有享受到任何福利待遇，享受各项福利待遇的人数占全部就业青年的比重从4%到42%不等，没有一项福利待遇享受人数过半。正规就业的青年各项福利待遇的享受情况要好得多。

专家解读：应设法为非正规就业青年提供社会保护，保护青年就业者的利益。加强就业管理，如通过《就业证》制度掌握青年的就业状况，在此基础上，设计劳动合同、社会保障等的管理办法。大部分青年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青年现在没有保障，意味着将来社会的负担。因此，必须设计一套适合青年的社会保障政策，为未来的风险提供保障。

几个基本判断

专家解读：经过此次调查，对中国青年的生存环境、生存状况做出以下基本判断。

在制度背景一定的情况下，青年个体的机会平等；

由于历史、经济发展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客观上青年的教育、培训和就业机会还存在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

中国青年整体上积极、务实、向上，大部分青年都希望通过工作实现美好的生活、对社会有所贡献。同时又能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采取务实的态度选择自己的工作，一步步朝着自己的理想迈进；

总体上中国青年的文化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但城乡差别较大；技能水平偏低。表现为接受职业教育的青年比重偏低，普通初中文化水平青年比重高。

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对青年一生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总体上制约了青年接受教育培训和就业的机会。表现为许多青年由于家庭经济原因而停止求学，许多青年被迫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谋生；

中国教育培训资源不足，特别是农村教育培训资源稀缺。

中国劳动力市场灵活，就业和保障性和稳定性差。对于青年人来说，主要是结构性问题。 （本刊记者 张 娟）

资料：

•全球青年失业人数持续上升。据国际劳工组织2004年最新统计，2003年全球青年失业人数达到了8820万，占到全球失业人数的47%，青年失业率比总体失业率高出两倍多。

•1993年，1998年，及2000-2003年全球失业人口（单位：百万）

年份 1993 1998 2000 2001 2002 2003

失业人口总数 140.5 170.5 100.6 102.7 185.4 185.9

青年失业人口总数 69.5 79.3 82 82.9 86.5 88.2

女性青年 41.2 46.9 48.5 49.1 51.3 52.4

男性青年 28.3 32.4 33.5 33.8 35.2 35.8

•中国有3亿多青少年，是世界青年人口大国，据统计，中国1400万待业的城市人口中，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30%左右；每年新增城镇劳动力1000万，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村有1.5亿至2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大多数也是青年。劳动力人口数量庞大对就业造成了巨大压力。

•2005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人数预计达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就业形势严峻。截至2004年9月，2004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73%，实现就业人数204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