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生活在常识和现象里，不善于从中发现问题，以至于很多原本可发现的问题被疏忽了。举一个很平常的例子：一个读书人出席一次诗会，和朋友联句吟诗，下笔竟写一句不成话的诗：“柳絮飞来片片红”。此语一出，举座哗然。柳絮怎么能是红的呢？一个朋友为他解脱，就提笔在这个句子前面加了一句：“夕阳方照桃花坞”。这样一来，那句不成话的诗就变成精彩的诗句了。其实，“柳絮飞来片片红”本来就是佳句，读者惊奇哗然，纯属少见多怪。从常识立场看来，“柳絮飞来片片红”似乎违背了常理，但人们忽视了“诗词中有理外之理”；“诗文里的颜色字也有‘虚’‘实’之分，用字就像用兵，要‘虚虚实实’。”[1]例如苏轼名句“一朵妖红翠欲流”，这里的“红”是真实颜色，而“翠”不是真指颜色翠绿，“乃鲜明貌，非色也。”可惜那个写出“柳絮飞来片片红”的读书人根底浅薄、见识少，不敢在这里提出反驳，幸亏朋友帮忙改换语境才得以摆脱尴尬。一句诗由情理不通转而变为佳句，说明文学的语境对语词的同化功能（这里的“语境”，是指语词构成的特定结构关系和情境）。然而，有时诗人描叙事物，为了刺激读者心眼，故意要颠倒黑白，或者指鹿为马，以便标新立异。此时，语词落入诗语结构（语境）便被它诗化了。所以诗歌里的“柳絮”可以“片片红”。就修辞而言，诗人或作家在诗文里往往通过变换语词通常所处的、早已为人们所习惯的语境，来使读者感觉它的新奇和妙用，即所谓“陌生化”（又称“奇特化”）手法。“陌生化”本来是文学修辞上的一种常识，这其中的道理是很多人都懂得的，中国古代文人对它也早有觉悟。可是，“陌生化”作为一种艺术理念，它没有被中国人发现，却在20世纪初年让彼得堡的一名默默无闻的大学生发表了。“陌生化”揭示了一个前人未曾说出的道理，一旦有人一言道破，你就会觉得它是那样的朴素、实在，似曾相识。道理原来这么简单，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呢？也有聪明人说他早就发现了，只是还没有顾上说出来。学术上的道理，人事之法天，人心之通天，说破了都是很简单的。它本来就是揭示人类某一项活动固有的规律，你又恰好在从事这方面的活动，当然就感觉它同你特别贴近，就像你家常日用的常识。所以，当什克洛夫斯基和他的同道蒂尼亚诺夫、雅各布逊提出“陌生化”理论的时候，就有同行不服气，据什克洛夫斯基晚年回忆说：“我们当时说的许多东西今天已成为常识。事情常常是这样：当一个人说出某种新见解的时候，起初别人说他是胡说，后来又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知道，而且你讲的这点东西，我们对它了解得比你更清楚。”

（郑海凌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北京100875）

[1] 参见《钱钟书散文》第231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节选自《中国翻译》2005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