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在中国和日本两国间架起友好桥梁的是“人”。许多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真诚交流，建立起了今日的友好关系。

我和父亲孙平化

孙晓燕

我出生的那年（1952年），新中国迎来了首批日本客人：由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等5人组成的日本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完国际经济会议后，他们毅然绕道来到北京。当时，日本政府严禁本国代表团来中国，这五位日本友人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来的。廖承志先生曾说：“他 们 是 第 一 批 不 怕 犯 法,，推 开 中 国 大 门 的 勇 士。”当时，中方接待组的组长就是父亲孙平化。

父亲出生于辽宁，1939年曾到东京留学近4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周恩来、廖承志的领导下从事对日工作。现在想起来，那时他总是很忙，节假日更是不见踪影。

后来，父亲作为廖承志事务所驻东京联络所首席代表到日本工作，直到 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临又回到中国。当时，我也到了陕北农村参加劳动。1972年的一天，我正在农田里干活，突然听到村里的大喇叭广播：“孙平化同志带领上海舞剧团到日本访问……”我一愣，好久没见父亲了，突然听到孙平化这个名字，大脑竟一时没反应过来。

父亲的访问团回国时，我特地赶回北京接他。当时，他穿着一件白衬衣，领口敞开着，显得很轻松，衬衣口袋里装着一串钥匙，同事问道：“老孙，怎么把钥匙放在这儿，不怕一低头就掉下来？”父亲笑着说：“我都鞠躬一个多月了，你就让我轻松一下吧。”

他们回来不久，9月，田中角荣首相来华，中日两国正式恢复邦交正常化。我当时才明白，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后来，我也考上了大学，还学了日语，父亲对此并没有发表意见，但我能感觉到，他是赞同的。

每次到日本，父亲总是不停地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他的日本朋友遍布日本社会各界。他曾说：“朋友们常来往，感情才会一点点积累起来。”其实，中日两国现在交往的成果，不也像他说的那样，是一点点通过两国友好人士积累起来的吗？

中日邦交正常化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两国无论在经贸还是政治、文化领域都有很大的发展。在处理两国关系中，两国人士还要痛定思痛，以诚相待，做好民间外交，同样需要智慧。

四十载情深依旧

关志豪

我1931年出生于浙江杭州。1937年夏天，我们听到飞机的嗡嗡声和炸弹落地的声音。从那时起，我家就不再平静，一听到警报声就往防空洞跑，来不及时就钻到桌子底下。听大人说，这是日本兵打过来了。不久，我们逃难到上海。在那里，人们出门都要被拿着刺刀的日本兵检查。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恐怖的阴影，也让我产生很大疑问：为什么日本兵跑到我们国家来？

1965年，中国邀请500名日本青年举行首次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当时，我在全国青年联合会工作，负责接待关西代表团的13名团员。

11月中旬，我们从深圳罗湖把他们接进来。在随后的40天里，我们在西子湖畔、黄浦江边、天安门广场和延安的窑洞，一起唱歌、促膝谈心，相处非常友好。在南京，团员们参观了下关大屠杀纪念馆，看了日本兵屠杀中国人的图片展。中午，所有团员都吃不下饭。有一次散步，我们遇到一个渔民，脸上有疤。他说这是日本兵的刺刀留下的。他们非常震惊和愧疚。即将分别时，大家相拥而泣，有的甚至号啕大哭。他们给我的留言，几乎都是“中日不再战”、“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2001年1月，我辗转收到副团长前田清写给中日友好协会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回国后他们经常聚会，回忆当初的美好时光。他们将到北京，希望能见到我和当时担任翻译的陈月霞女士。“如果他们已不在人世，我们要调整日程，为他们扫墓、献花，向他们的家属致谢。”4月份，前田清一行7人来到中国。他们特意绕经香港，重走当年的路线。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见了面。令我感动的是，他们把当年的日程安排、菜单和我写的便条都带来了，有些纸已经发黄了。

今年4月23日，我们应邀来到日本。在大阪机场，他们打着巨大的横幅欢迎我们。当晚，我们在宾馆长谈。患有绝症的团长中井常生先生，也在家人的陪同下从医院赶来。我用临时学的日语唱了《北国之春》，前田清则用中文应和。他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用中文给你唱这首歌，今天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从1965年至今，整整40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已变成白发老人，但人们之间的情谊却依然如旧。哪怕在中日关系最紧张的时刻，也没有阻挡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脚步。

同形汉字中潜藏的危机

朱建荣 日本东洋学园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从中学时代我就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1972年，当我看到电视中播放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握手，中日两国实现国交正常化的画面时，便开始对日本产生了兴趣。第二年，上海开办了全国第一个日语广播讲座班。似乎是期待已久一样，我成为了第一期的学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下放到位于长江中洲的崇明岛农场。每天晚上，我一边感叹命运的不公，一边自学日语。三年后，我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考上了日语专业。

在大学的第一节课上，老师这样为我们解释了“中国人和日语”，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说，“对于中国人而言，日语学上三天就可以明白一半，但是就算学习三年，也还是只能明白一半。”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日语中使用了很多汉字，所以中国人很快就能读懂大致的意思。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发现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及语言完全不同。

中日关系目前面临着许多问题。其形成原因，是急速扩大的交流和相互依赖，此外对于一些利益冲突，相互之间的理解还远远不够。由于两国人民都有着东方人的面孔，都使用汉字，所以不知不觉就忽略了文化与思维方式这些交流的前提，无意识间开始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他人，滋生了很多误解和不和。

前几天，我在参加日本某电视台的讨论节目时，听到日本的政治家为了说明中国的教科书是如何“反日”的，举例提到了教科书中的一句话“牢记历史教训”。他们的解释是：中国共产党煽动民众要将反日的记忆象打入“监狱”中一样刻在脑海中。可是，“牢记”是“扎扎实实记住”的意思，和“反日”根本没有关系。

我有很多日本朋友，并且妻子是日本人。只要大家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一定可以成为好朋友。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也应该首先从认识双方的差异开始。

两国之间，除了社会政治体制的差异之外，还存在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发展阶段的差异。此外，更精确的说还有“一点集中主义”的日本和略微粗犷一些的“宏观大陆式”的中国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同时，中日两国正在建立世界最大规模的经济关系，并且两国都不可能成为霸权国家。正因为有双方的努力，才有能推动东亚共同体发展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站在这个大局来重新把握两国间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看法就会转变，就能够避免情感的对立。

关于“大同小异”这个词，中日两国的构想也不同。在日语中是“抛开小异，趋向大同”。而汉语的意思是“保留小异，趋向大同”。为了对世界负责的“大同”，我们既应该时常有“抛开”部分差异和对立的心理准备，同时将其“保留”的构想也很必要。

跨越屏障的媒体作用

张丽玲 大富公司社长

1989年我来日本留学，当时觉得无论如何都无法喜欢上这个国家。临近毕业时，我想，如果就这样回国，在日本这些日子算是虚度了，至少得让自己回国之前喜欢上它。

于是进了大仓商事株式会社，白天做女职员，利用晚上和休息日开始拍摄记录中国留学生生活的记录片。

这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人，他们给我许多关心、鼓励和支持。通过这些体验，我对日本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1999年11月、我摄制的十集记录片《我们的留学生――在日本的日子》在北京播出，随后在全国各地陆续播映，在异国他乡的日本边拼命打工边努力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他们身边那些热情的日本人，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有人评价，这部记录片很大程度地改变了以往人们心目中 “野蛮残酷的日本人”形象。政治家费尽唇舌难以越过的屏障，一个电视节目却完成了这一跨越，这正好证实了媒体作用的重要性。

后来我成立了“大富”公司，通过卫星接收器SKY PerfecTV（CS），在日本转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让中日两国更靠近一点”，正是这种使命感一直支撑着我。

亚洲杯足球决赛、反日游行、吴仪副总理突然回国，从去年开始不断发生的各种不愉快事件，使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这种情况下，日本媒体不断重复播放各种过激报道，恶意煽动反华情绪。

但是，不论人们喜欢与否，中日两国今后都必须正面交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媒体需要重新审视自己，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应当负有怎样的责任。

战争已过去六十年，中日两个邻国依然处于这种紧张的关系，我想最主要是因为双方缺乏对对方真实信息的了解。对各种各样的摩擦事件，要想能做出自己冷静的判断，需要掌握对方国家真实的信息，以及对对方有深刻的理解。

中国是怎样的国家，中国人现在在想些什么？把中国的各种信息如实地传递给日本，加深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理解。如果能为此做出一点贡献，我也就知足了。

希望中日两国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的那一天早日到来，作为立于两国之间的一家企业，我会为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信赖而不断努力。

人与人的交流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

宋建军

我出生于1978年，对抗日战争没有切身感受。但从祖辈的讲述中，我能感觉到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尽管如此，父母并不反对我学习日语。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一名外事警官，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工作。在这期间，我接触到了许多日本人，也结交了许多朋友。

刚工作时，我负责为外国留学生办理居留许可和入境签证。随着中日交流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日本学生到中国留学，每天来此办手续的日本人络绎不绝。我理所当然地用日语和他们交谈。几乎所有的留学生都感到惊讶：中国警察竟然能用如此流利的日语办理业务。于是，他们紧张不安的心情也随之烟消云散，开始向我询问各种问题，甚至包括如何用IP卡打国际电话等等。在为他们办理业务和解决困难的时候，我从没想过我们是两个国家的人。帮助他们既是警察的职责，又是人之常情。而他们的信任就是对我的鼓励。

有一个中央民族大学的日本留学生，由于母亲突然病逝，必须马上返回日本，但他的护照还放在出入境管理处办理签证延期手续。他向我讲明原委后，我就特事特办，从上百本护照中一本本地找，让他当日就拿到了护照。为母亲料理完后事，他回到中国，特意找到我，还送给我一盒点心以表谢意。

在我身边的同事也有许多这样的事，这大概可以说是两国交往的一个缩影吧。我们都是年轻人，我想，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也是和我们之间点滴的沟通与交流分不开的。

我的另一项工作是到学校为日本留学生讲中国法律知识。课余，我常和他们聊天，互通信息，交换意见。一次，我告诉留学生，我的家乡齐齐哈尔正遭受着日军遗留毒气弹的危害，许多人住进了医院，我也很担心家乡的父母。他们听后非常震惊：“简直是难以置信，日本媒体对这方面的报道很少，我们都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切身感到，媒体对两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交流起着很大的作用。

去年八月，足球亚洲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当时我担当日本球迷看台内的协调和治安保卫工作。比赛结束，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请日本球迷在看台暂时等候，统一退场。天气闷热，加之等待时间较长，许多球迷产生了不满情绪，我和同事们便做他们的工作。但是一些球迷仍然不能理解，情绪非常激动，甚至对我大发脾气。当时我已经嗓子沙哑，衬衫全部湿透，面对球迷的不理解，我依然是不厌其烦地解释。球迷们等了1个多小时，又累又渴，我们就把为警务人员准备的矿泉水分给球迷。终于到了离场的时候，场外的同事们手挽着手组成两道人墙，让他们从中通过。看到最后一名日本球迷安全离场，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而我的同事直到执勤结束都没喝上一口水。

后来，我看到一些日本媒体的报道，一遍遍重复着中国球迷闹事的镜头，而中国警察保护日本球迷的报道却很少。我想，正是这些片面的报道让人产生了许多误解，助长了两国间一些国民的不友好、不信任感。因此，我希望日本的媒体能够将来自中国的信息全面、公正地传达给日本国民，一些不好的方面大家引以为戒，而更多的应该通过一些好的方面，增进相互间的信任，促进友好交流，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作用。

记得我大学时代的日本老师说过这样的话：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与人的交往如果受到国籍、身份、地位的影响就失去了意义。中日两国的交往归根结底是人与人的交往，我们不应该让误会和偏见成为交往的障碍。战争的历史不能忘记，我们更应该面向未来。特别是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我们敞开心扉，相互交流、沟通、理解和帮助，相信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一定会有新的发展。

在两种文化间奔波

刘子亮

1996年2月，我离开爷爷奶奶，去到日本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那时我六岁半。

据妈妈说，我到日本见到她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日本怎么不是日本味儿啊？”妈妈问我日本什么味儿啊？我说“就是你给我寄到奶奶家的邮箱的味儿。”那时候，妈妈总是用大纸箱子给我寄礼物。每次打开箱子，我第一个乐趣就是把脸埋在箱子里面一阵狂闻。我把那种香甜的味道叫做“日本”。很逗，我就是从味道开始认识日本的。

不久，我成了京都市上贺茂小学的一名小留学生。在这所小学我读了将近五年，从あいうえお开始，到能够用日文写诗、读日文小说，并学习完高中一年级的国语课程（课后去公文式学习）；从穿着一双红皮鞋上学，被同学围着喊“おかま”的男孩，到周末带着好朋友去看电影的“日本通”。我和日本孩子一样，习惯吃生鱼片、寿司、饭团儿，喝凉麦茶，到了车站，立食汤面决不放过。

现在回忆起来，我的班主任老师虽然每年换一位，但是他们都非常关心我。记得小野老师让我在班级里开设“中国语讲座”，放学的时候，全班都用汉语说“再见！”，妈妈到学校授业参观的时候，小朋友都冲着妈妈伸长手，用汉语说“给我冰激凌！”。

小学五年，我非常快乐，学到了许多日本的东西，有了很多日本小朋友。其中有两个至今仍然在通电子邮件。

说一说我翻译日本小说的事。

那是在两年前。中国遭遇非典，北京的学校放假了。在爸爸妈妈的鼓励下，我翻译了《了不起的劣等生》（《明日へ！僕たちの冒険》），并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说从我的译书中知道了日本的好多事。在日本，《京都新闻》和日本共同通信社都报道了这件事。可是，之后我在日本网上看到了令我非常失望的跟贴。跟贴中只有很少的人说为这件事情感动，而说什么“不可能”、“是他妈妈编造的弥天大谎”的人多。读到这些东西，开始我心里感觉很空、很凉。对待来自中国的这样一件好事，日本有些读者不能率真地接受，相反去做一些无聊的猜测、诽谤，如果中日之间有什么误解的事情，这些人怎么能够正确地判断和理解呢？怎么能够有好的解决方式呢？

在一阵郁闷后，我想：既然日本人不相信这是真的，看来我真的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啊，了不起得都让人家不相信了。这样一想，我渐渐高兴起来，但仍然觉得“相互信任”特别重要，不然，都不会从好的方面想问题。

去年暑假，我又翻译了一本日文小说，正在联系版权。我希望这本书出版以后，日本读者会有一个热情的回应。

供稿：《人民中国》 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