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了翻译工作者的劳动，使这个世界彼此不再陌生。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使我们隔着二百年的岁月长河都能会心一笑；今天安徒生的童话仍然在润泽着人们的情感；高尔基的《海燕》沿着时光的海岸，穿行于这个斑斓的时代。

2005年8月3日，在芬兰第三大城市坦佩雷举行了第十七届世界翻译大会，中国作为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的申办者，获得了成功；同时，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当选为国际译联副主席。消息传来，全国翻译界乃至外宣领域的工作者们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在这个翻译界的奥林匹克盛会上，中国将又一次出演重要角色。在黄友义（以下简称黄）从遥远的芬兰坦佩雷市回到北京的第一时间内，他接受了本刊的采访。

没有翻译就没有国际交流

《对外大传播》：在您临去参加第十七届世界翻译大会前，我们就做好了两个准备。一是申办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成功，二是申办不成功。但我们认为无论何种结果，这个专访都应该做。因为，不管成功与否，中国的翻译在世界上的贡献都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去年中国外文局和中国译协联合举办了“中国翻译成就展”，在国内外更是影响深远。请您谈谈这次申办对中国翻译界的意义有哪些？

黄：世界翻译大会如同翻译界的奥林匹克盛会。它从1954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第一届开始，一直到2005年在芬兰召开的第十七届，大会主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停地变化着，应该说它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温度计。翻译是思想和文化的交流，有了翻译，才能谈和平。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文化的交流，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方面，更是这样。

《对外大传播》：中国为什么一定要申办这样的会议呢？

黄：作为中国译协，一直以来就积极投入到世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中，在这些不同的场合广交朋友，介绍中国，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而翻译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大家想一想，在这里几百位国际译联的代表就是几百座桥，这背后是一个多么广阔的市场。为促进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我们也必须积极投身到这些活动中。

举办这样的大会，对一个国家来说，绝对能起到很好的作用。1995年，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召开了第十四届世界翻译大会。从事翻译的人基本集中在北半球，当时的举办国澳大利亚，虽然是发达的国家，但是却处在南半球。那次大会人们对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留下了非常好和深刻的印象，看到了这是一个文化建设和翻译市场都很发达的国家。后来我们外文局翻译考评中心制定“中国翻译资格考试”制度时就参考了澳大利亚的先进经验。

还比如，这次在芬兰举行的第十七次世界翻译大会，就对大家了解近几年芬兰的发展有很大好处，芬兰是刚刚起来的国家，大家对这个国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有很多的感受。

准备充足，后来居上

《对外大传播》：据我们所知，这次申办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阿根廷是有力的竞争对手。但是作为申办代表的您来说，一定更了解中国在申办过程中的各种艰辛，请您讲一讲这幕后的故事。2004年，由中国外文局主办的“中国翻译成就展”，对申办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

黄：那次中国翻译成就展的影响大，取得的作用也大！那不仅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办这样的成就展，也是国际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翻译成就展。它充分展示了这种国际间的双向交流，那次展览的内容涉及到国际、外交、政治、经济、文学、传媒等各方面的内容。国际翻译家联盟正在北京开执委会，各位执委说在北京看了展览，得到了很多感受，第一是中国翻译业成就很大，队伍也很强；第二是看到了中国政府对翻译工作的支持；第三是他们认为“中国翻译协会”组织能力很强。这次展览为本次申办世界翻译大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按道理说，我们这次申办是不太合乎惯例的。一般来说，申办都要在六年前提交国际译联讨论。但当时，我们认为我们申办有契机。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申办，在国际译联历史上没有过。当时另一个申办国阿根廷，表示他们为了申办已建立了“拉美译协中心”。阿根廷在拉美国家声望很高，在这之前，他们已多次邀请国际译联考察，并正式提出了申办请求。

但当时我们确实有了一半的把握，第一，我们有特别的优势，就是国际上，中国格外被世人瞩目，中国也更积极地投入到各项国际事务中。其实是13亿人在申办，我们身后的力量很强大。第二，2008年，奥运会不能离开翻译，我们提出在中国将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办在奥运会前夕，这样，一个代表可以两个活动同时参加。

提出申办后，尽管我们知道困难很多，但是我们仍然采取了“后来者居上”的战略，准备得很充分。第一，马上报中央批准。第二，外文局很快给予了强有力的指导和财政支持。第三，上海市政府给予了热情合作，上海市长韩正很快发出了在上海举办大会的邀请函。我们又精心策划拍出了十分钟的申办宣传片，这个申办片用两分钟介绍中国，三分钟介绍中国的翻译事业，再加上五分钟介绍上海。当我们的这个宣传片在会场上播放一结束，全场立刻自发地爆发了掌声。

我的身后是强大的祖国

《对外大传播》：在大会表决通过我们的申办权的一瞬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这之前心理压力大吗？

黄：还没有到最后表决阶段，在大家提问题的过程中，我就已经感觉到代表们心系上海，心系中国，比如他们的问题是：大会预算怎么做？怎么能保证会议开好？接受不接受外国财团的支持？奥运会入场券是否能给我们多留一些？回答这些问题时，我感觉心里很有底。

在即将宣布的时刻，我在台上向下望去，看到他们每个人面前摊开的都是我们的申办手册，我们的陈述多次被掌声打断，这其实就是一个不需要结果的结果了。当宣布中国申办成功的时候，译联主席这样说：“现在大家就开始攒钱，做好2008年去中国的准备吧！”意大利译协代表说：“今天我们就像过中国节，我等待着三年后到上海去过中国周！”在这之前已经开了两天的会，每个议程都要唱票，而中国的申办没有采取唱票的办法，而是以掌声通过的。我当时的心情的确很激动，在台上站着的我知道背后就是屏幕，但我感觉到自己的身后特别坚实，应该说我的身后是强大的祖国。

就拿这次申办来说，我们共去了40多人，其中有上海外宣办，上海外办及旅游系统的代表，还有一些著名高校的教授，还有少数民族翻译协会的代表。这表示了我们的国家对翻译事业的关注和支持。我们站在这里，就告诉世界：我们来了，我们在这儿！

会场内外被“中国结”染红

《对外大传播》：在大会期间还有哪些让您感觉特别难忘的场面？

黄：亮点很多，也很难忘。中国翻译协会的会长刘习良是西班牙语专家，曾任广电部副部长，他就是《百年孤独》这部西班牙文名著的译者。在大会上，他先用中文讲话，快到结束时又用英文和西班牙语同时讲话，他那纯正的西班牙语发音令与会者大吃一惊，话音一落，大家就热烈鼓掌。

台下坐着上百人，这些代表都代表了各自的国家翻译协会组织。在他们每个人桌前都是一片红色，那是中国代表团发给与会者的被打开的绛红色申办手册。那里面有上海政府的邀请函，有对中国国情的基本介绍，有上海市的介绍，还有我们预定的各个会场及大会预算等等。这是我们在当天发给与会者的。会场旁边有标有“2008上海”字样的招贴画，所有的代表胸前都戴有我们送的鲜红的“中国结”。会场内外是一个红色的海洋，这在大会期间形成了一个亮点。

我们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制造了不少宣传的小高潮，比如在会场外，我们设置了宣传台，散发对外书刊和纪念品，一直循环播放介绍中国的DVD，并回答各国代表的问题。到我们展台来咨询的、索要中国结的、看资料片的人，每天都很多。我们的摊位就设在会议大厅的走廊里，就在国际译联秘书处的展台旁边，而到中国展台的人远远超过到秘书处展台的人，就连国际译联秘书处展台的负责人也说：“人们更关心的是中国。”

《对外大传播》：阿根廷是两个申办国之一。他们没有设立宣传点吗？

黄：在正式申办陈述之前，阿根廷就知难而退了。他们的译协主席就对我说：“我们阿根廷与你们竞争，只能是丢人。我听去过中国的人介绍了你们的情况，他们都劝我不要跟你们竞争了。希望下一次申办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投我们一票啊。”

2004年，当我们提出申办，国际译联组织到中国考察后，当时的译联主席就专门找了阿根廷的译协会长说：“按理说，我不应该这样劝说你们，我的立场应该是中立的，但我也不想让你们花费了很多精力，最终还是拿不到申办权，因为中国的优势太明显了。”因此，阿根廷译协在国际译联第十七届世界翻译大会之前，最终决定放弃申办。在他们心里，中国真的是太强大了。去年我们提出申办，准备与阿根廷竞争后，阿根廷译协主席开玩笑说，要掐死中国译协的申办代表。但我们就这样把对手提前挤出局了。

《对外大传播》：您从事翻译工作和外宣工作已经有30多年，当您当选为国际译联副主席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黄：第一感觉是自豪。在国际新闻出版等相关领域内，我们能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这充分说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翻译界的认可。第二，感受到肩上担子很重，我不仅要站在中国，还要站在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参与国际译联的工作。

在这次大会上，有个基调发言，一个南非大学的教授说：“语言的地位就体现了国家的地位，英语曾经取代了拉丁文，下一个世纪取代英语的很可能将是汉语。”我不能完全赞同他的说法，但他的发言表明了国际人士对中国的期待。这个教授还说：“翻译就是国家的一种自卫，面对经济上的殖民主义，语言文化的优势就能够给民众以一定程度上的自信。”

《对外大传播》：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有人说语言的大同会加速这个世界的沟通与往来。如果这样，那些民俗文化会不会减少它独有的魅力呢？

黄：每个国家都注意将自己民族文化的精品译成外文，这样在捍卫本国文化的同时，也使这个世界呈现出文化的色彩斑斓。比如有些非洲小国的语言被英语取代了，随之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也就消失了。为了挽救本国文化，很多非洲国家现在都要求必须用本国语言写毕业论文，而不用英文。我希望人们在可理解可沟通的大语言背景下，各自呈现出本国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多彩多样性。

《对外大传播》：中国外文局是一个有着五十多年历史的外文期刊图书出版单位，这里面真是人才济济，且不说大翻译家杨宪益，还有翻译了大量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家叶君健，就说现在，一系列可存入历史经典的图书也出自外文局之手笔。但一般来说，人们一提到外宣媒体，总是把通讯社、报纸、网络放在前面。您作为中国翻译协会的副会长、中国外文局的副局长兼总编辑，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黄：这也难怪，因为当有外宾来访时，他们总是会提到我最近读了你们什么报，或是我最近从你们网上看到什么消息，很少说我最近读了一本什么书。但是你可以想一想谁能把网上的文章、报纸上的文章剪下来装订好放到书架上呢？哪个外国学者书架上没有书呢？应该说外文图书出版在对外传播中起着一个水滴石穿的作用。爱泼斯坦也说过即使是拍电视也要先读书。

外文局的翻译人数比较集中，翻译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将我们国家的文学、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用外文介绍出去；一种是他们本人在文学上也有建树，并且凭借深厚的功力又把外国的作品引入进来。如把全本《儒林外史》、全本《红楼梦》和《鲁迅全集》等介绍到外国的杨宪益这老一代翻译家；还有的不仅是把本国的作品翻译到国外，还把国外的作品翻译到国内的，如翻译了《安徒生童话全集》的叶君健，又如曾在外文局工作的老一代翻译家萧乾，晚年抱病与夫人花了五年时间，在他年近80岁时，将《尤利西斯》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这些翻译大家都是外文局的骄傲。

较之将外文翻译成母语，倒过来翻译，也就是把自己国家的语言翻译成外文，难度很大。一般情况下，翻译不愿意从事将母语翻成外语的工作。这是因为，将母语翻译成外文，得具备很多能力，需要了解外国的文化、语言和思维，难度远比外语翻母语要大，但是中国没有选择。你到法国找一百万个懂英文的人来，把法文翻译到英文，并不难；同样，你到英国找一百万个懂法文的人来，把英文翻译到法文，也不难，但是，我们中国要在世界上找一百万个精通中文的外国人，根本不可能，就是十万，甚至一万个也找不到。面对现实，我们只能靠自己的翻译从事最艰难的工作。新华社对外部、国际台、央视海外中心等，从事的都是这种最艰难的外宣工作。因为汉语特殊，西方又是欧美中心主义，导致世界上真正懂汉语的外国人太少了。外文局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把中国的书刊翻译出去。当然，外文局也应该让自己更快地适应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要加快出版节奏。

图书出版不能急功近利

《对外大传播》：我们曾在一篇文章上看到，外国有一位资深翻译家说，翻译在中国人手里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一个二百多页的《哈里·波特》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变成中文了。他进而发问，中国还能出现伟大的翻译家吗？您怎样看待他的这个评论？

黄：人家说的现象是存在的，我们现在的翻译工作者有些人太急功近利了。多人合作翻译一本书，如果时间又很短，就很难保证质量。我常看到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过一个机构名称却两种翻译形式的现象，别人以为说的是两个机构呢，误导了读者。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职业守则的问题。翻译外国作品一定要进入一个整体的心理状态，要把自己变成另一个国家的人在心灵上游历一番，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外大传播》：我国在主办国际会议过程中，同声传译人员明显不足，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都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您作为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请谈谈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

黄：用经济学家的话说，缺口很大。中国翻译事业发展很快，国际会议也越开越多，口、笔译翻译量越来越大。

我们现在特别缺少双外语人才，像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他第一外语是法语，第二外语是英语，这样人家用什么样的语种问他，他就用什么样的语种回答。就好像一个人长了三只嘴。中国翻译就缺这种人才。另外，有的翻译做文字或案头翻译惯了，在国际场合还不太习惯与别人主动交流。

谦虚含蓄是我们民族的美德，但在国际交流和交往上，自信又是我们外宣工作者不可缺少的素质。从事外宣和外交工作的翻译工作者要树立起自己的信心，同时，翻译工作本身是创作，或者叫再创作，需要智慧、经验和长时间的积累，一本有质量的好书，需要长时间积累的过程。

《对外大传播》：翻译工作者的工作是艰辛的，他们的劳动成果对世界人民的贡献是巨大的，作为行业的工作者，他们自身的权益应该被世人所重视，这次世界翻译大会的主题是“翻译工作者的权利”，说明世界关注翻译事业的目光开始集中到翻译工作者的身上，您能否就翻译工作者的权益问题谈一谈？

黄：这次谈的是翻译者的著作权问题。在十七届世界翻译大会上，第一大代表团当然是主办国芬兰代表团，第二大代表团就是挪威，全国人口只有400多万，却派来了第二大的代表团，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非常尊重翻译的权利。大多数国家给翻译的报酬就是一次性的翻译费，而挪威不但给翻译费，而且每当有读者借阅的时候还会再给一次版税，有人如果拿图书去复印，复印收的费用里也有给翻译者的版权税。也就是说每转一次手，就给翻译者一次费用。这笔资金来自国家的专门拨款，当然，他们是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国家，国家财力雄厚，对翻译工作者的报酬也就高一些。

文/记者 谭震  摄/姜永刚

责编：宏 磊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