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银发蓝眼、高鼻子，久居北京的美国人，一人扮演着多种角色，职业律师，北京南龙亚太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新红资”客栈的老板，出版了10多本关于中国的书，新加坡《南华早报》专栏撰稿人，“新红资”创作室的创办者，几部电视纪录片的投资拍摄人。他，即是本文的访谈者Lawrence Brahm，中文名字，龙安志。

那天，约在北京东四六条一个宁静雅致的小四合院内采访，这是龙安志的“新红资客栈”，他风尘仆仆，刚从西藏拍片归来。我们的话题，也自然从西藏谈开来。

去西藏寻找一种精神

《对外大传播》：你去西藏拍什么片子？已经完成了什么作品呢？

龙安志：这几年，我经常去西藏、云南、青海等西部省区跑，采访了不少音乐家、画家、舞蹈家、时装设计师、环境活动家、僧人、活佛，有时一个月就去一趟西藏，已经拍摄完成了《寻找香格里拉》、《香巴拉经文——11世班禅喇嘛》两部电视纪录片，现在在拍摄《神山对话》《香巴拉对话》《现代经文》三部片子。我是1993年第一次去西藏的，那里给我的感受太深了，所以我一旦有了条件，第一个念头就是去西藏拍片、写书，从2002年到现在，我一直在做这件事，去寻找梦中的“香格里拉”。

《对外大传播》：我看了你拍摄的《寻找香格里拉》，在片子里，你或徒步，或搭车，有时还骑马，跨越偏僻荒芜的千里高原，一个非常虔诚执著的探求者的形象，你为什么要去西藏拍这样的片子呢？

龙安志：西藏是全世界留存不多的一块净土，藏族人是很崇拜精神生活的，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一些理念和信奉，是值得去探求和传播的，或许也正是其他地方的人所缺失的。西藏大昭寺的一位僧人对我说，他是在转动的经轮中寻找“香格里拉”的。真正的幸福就在于知足。香格里拉是一座圣殿，那就要开发你的内心。真正被称为英雄的人，不是战胜天地、敌人，而是能战胜你内心的烦恼。

在汉族人聚居的许多城市，物质文明很丰富，但它也带来了副作用，盲目的物质崇拜导致了许多精神的丢失，许多文化的传统也渐渐消逝了，中国需要讲精神文明，要找回自己民族文化的根，找回一种精神。在西藏这片还未被物化的净土，做一种精神追寻之旅是有意义的。我的“寻找香格里拉”，实际就是去寻找一种民族文化的根，寻找精神的源头，寻找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氛围，这正是我关注的话题。

《对外大传播》：你认为你所拍摄的西藏等题材的纪录片，特别之处在哪里？

龙安志：我的角度不一样。我不是汉学家，也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西方人，但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长，很熟悉，我有这个特殊的条件，我跑了西藏好多偏僻的地方，阿里也去了，这是一般外国人难以去的，更别说单独拍片。我一直关注和思考中国问题，我的切入点，就是看中国的实际问题，看西藏发展中的实际现状和问题。我可以作一些坦率的比较，客观的报道，而不是片面的夸大宣传，坦率地谈出西藏发展中面对的问题，如何去解决。

去年，我在拉萨做了一个讲座，题目是《香格里拉的精神》，其实我是谈西藏的经济问题，我认为西藏的经济问题不是可以简单照搬珠海模式、深圳模式的，在西藏发展工业很难，缺少工业资源和优势，比如藏药，西藏加工的反而赶不上深圳。要发展经济，西藏的优势在哪里？我认为旅游业是西藏最大的优势。这里天天蓝天白云，只要你的优势保护好，天天可以出口蓝天白云，香格里拉的精神也就变成了出口品。留住了游客，就等于就地对外出口，就能带动经济的发展，而现在外国游客来这里买的旅游物品，都是从尼泊尔进口的东西，实在说不过去。为什么自己的旅游品发展不了，说明西藏的一些传统手工艺也在失传，可以把尼泊尔的师傅请来，教授恢复一些手工艺的制作，同时也可以制作一些适合西方人心理需求的西藏产品，如CD、影碟、书籍画册等。

在海外，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于西藏的说法五花八门，我的出发点，就是用我的眼睛看西藏，“真实”胜于雄辩。我不从理论出发，也没有必要喊口号，我的角度比较实际，站在一个中立和客观的位置，我会告诉你西藏的发展条件是什么，面临怎样的挑战，结果是什么，副作用在哪里。一些外国人看了，会觉得我说的有些道理。官方的一些话，外国人不见得信，而我不代表官方，或任何一方，只代表我自己。根据《寻找香格里拉》纪录片编写的书已经在拉萨销售了，反映还不错。

我的中国书：《中国第一》 《红色资本》《中国的世纪》 《中国，水木火土金》

《对外大传播》：听说你在中国生活的20多年中，写了10多本有关中国的书，能否作一介绍，并谈谈你为何要写这些书？

龙安志：来中国之前，我是学法律的。从我的知识结构出发，看中国的改革，比较容易看清中国是怎样通过法律的工具，一步步把改革搞起来，把经济发展起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东西，我认为很有意义。

1981年，我刚来中国时，中国在涉外方面还没有一个法律系统，好像只有一个中外合资企业的规定。在项目谈判和签署合同时，这个规定就被当作“法”。

到1987年前后，我觉得中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已上了路，特别是在外商投资方面，已经有了基本完善的法律框架。我想，应该让更多的外国人知道这些。于是就写了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叫《中国知识产权法》，谈中国的商标法、专利法。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也是用外文介绍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建设方面的第一本书，发行后引起轰动，很多人要买这本书。

之后，我在为一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投资做法律顾问的实践中不断积累资料，又写了第二本书《中国投资指南》，此后，《中国银行与金融》《中国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指南》《中国外汇调节指南》等书也相继出版。还有一本《重组中国》，是讲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变化的。有不少外国投资商说，要来中国，就得先看看龙安志的书。

1996年深秋，我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又完成了一本名为《中国第一》的新书，这个书名，是仿照哈佛大学一位教授写的《日本第一》一书而来的，我要强调的是，中国改革的路子走对了，顺着这条路，中国的经济可以很快地走上去，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

1997年，香港回归时，我又写了一本《红色资本》，是针对很多妖魔化香港的舆论来写的，当时不少人认为香港回归后不能发展资本主义了，而我认为香港的未来靠“红资”，因此很多朋友跟我开玩笑，说龙安志是“新红资”的代表，以后就有了我的“新红资”客栈。“新红资”寓意中国已进入了红色资本时代。

2001年3月，我又写了《中国的世纪》，这本书中，汇集了多位中国政府部长以及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和判断。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下一个经济强国的崛起。这本书出版后，西方一些人骂我，说我亲华、亲共，说我“抱熊猫”，但很多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都愿意买我的书，我也为此接受了很多海外媒体的采访，他们都认为，要了解中国，需要有一种新观点，不能总是以《华盛顿时报》妖魔化中国的观点来看待中国。这本书在西方的影响力非常大。

在我出版的这些书中，《中国第一》《红色资本》《中国的世纪》这三本比较突出。总之，20多年在中国，我看着中国一天天在发生巨变，我觉得，我应该写写我亲眼看到的中国。这就是我写书的动力和初衷。

《对外大传播》：中国方面还邀请您编写了一本画册——《中国，水木火土金》，在外国读者中也颇受欢迎，能否谈谈这本画册是如何构思和策划的？

龙安志：当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赵启正主任来找我，他对外国人非常了解，他说以往中国人送外国人礼品，总是送陶瓷、景泰蓝等，外国人带回去，并不一定适合摆放在他们居住的环境中，如果能送一本富有中国风格的画册，又符合外国人的欣赏口味，摆在他们的客厅或写字间，又与环境很协调。

赵主任说，画册的主题就是“中国”。于是我就从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因素来考虑，但总感到这样泛泛而谈，没有什么吸引力和说服力。我必须找一个切入点。我反复思考，中国人与外国人最不同的在哪里？鼻子高，眼睛蓝，这都不重要，我觉得最不同的关键一点，就在于文字，中国使用的是汉字。正由于文字的差别，导致了思维的各异，中国思维的根在汉字。

于是我就从甲骨、竹简、木版、书法艺术中的汉字谈起，引出中国传统思维的道教，引出“八卦五行”的思维方式，于是就有了画册的整体结构：以“五行”中的“水木火土金”五个方面为题，分别用图片配合图说的形式，串联起来表现中国从古至今，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展现当代中国的各种文化气息，自然环境，以及现代社会的发展。

《对外大传播》：外国读者对这本画册的反映究竟如何？

龙安志：许多驻华大使都要买这本书，说要送给他们来中国访问的朋友，让他们对中国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感性的认识，很快能找到对中国感兴趣的切入点。我更多的是抓住一个感觉，向读者传递我在中国的那种感觉，很多人可能对汉语很通，比我懂得多，但他们对中国并不如我了解得多，我紧紧抓住了那个感觉，最能表现中国形象的，与外国人差异最大的，最能使外国人易于接受的感觉。做外宣或沟通( communication),就是把一个想法（idea）传达给对象，如果你的想法没有办法让你的传播对象来接受，那你的传播或外宣就是失败。

不能毁了自己文化的根

《对外大传播》：你曾说，19世纪，中国人是用自己的镜子看自己；20世纪，是用外国人的镜子看自己； 21世纪，中国人该有新的镜子。这个新镜子如何理解呢？

龙安志：这个新镜子，是指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我认为，中国人要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被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但中国的经济地位还没有得到公认。中国有很多人还是崇洋媚外，认为一切还是外国的好。包括生活习惯，也觉得越洋就越好，我觉得这一点很可惜。

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文化，它埋藏在中华民族的土壤中，需要重新挖掘，重新包装和认识。关键是，一个民族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感到骄傲、自豪，这才是一个民族自信心的根基。如果一个民族连自己的文化传统都丢失了，即使经济上再发达，也只能是一个缺少了根的民族，根都没有了，你还有什么呢？

北京现在大量拆四合院，我觉得是在文化上给自己切腕。我不明白，建了那么多高楼，这代表的是什么中国文化？用水泥、钢铁做玻璃楼，中国永远也超不过洛杉矶和芝加哥。即使你能超过，也要考虑，要不要超过？为什么要跟别人比建大楼？为什么不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其实你把自己民族特色的东西保留好了，那是外国永远不能做到的。那是你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要为下一代人考虑。他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所了解，离不开这些文化的载体。英国一家很有影响的杂志《经济学家》，曾刊载了一篇有关北京四合院和胡同拆迁的文章，说下一代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可以去某些博物馆和图书馆，但别去北京了，因为那里以后看不到也摸不到中国文化了。北京应该能证明，这话是错误的。

几年前，我在北京还看见拆毁老房子时，那些拆下来的花砖、琉璃瓦、门墩等古物，都被拿到香港、台湾廉价出卖了；还有一次，我见到一座老房子，大概是南方来的儒商修建的，房屋内外的装饰非常讲究，中间的一扇门刻了一个“商”字，两侧的门各刻了一个“道”字，一个“德”字，可惜这栋老房子也被拆光了。我觉得，拆毁的不是一栋老房子，几幅雕刻，其实是把中国的道德和传统文化的精髓都给拆掉了，很便宜地卖到了国外。

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成功，经济发展很迅速，但文化方面的缺失也比较严重，有些文化传统快丢完了，不赶快找回来，经济上的成就也很有可能往回走。邓小平说要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毛泽东也说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讲的都是这个道理。中国要保留自己的文明传统，回归人的本性，找回自己文化的根。不要什么都被物化了。

《对外大传播》：对于当今中国的传统文化严重缺失的现状，在你看来应如何改变？怎样才能保护好传统文化这一民族的根脉呢？

龙安志：中国从过去的一个非物质社会，在很短时间内，突然进入到了一个过于追求物质享受的社会。精神文明不是外国的东西能代替的。你喝可口可乐，不算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得有自己的根儿。你毁了自己的建筑，毁了自己的文物，不是把自己的根儿给毁了么？外国的技术有用，把它学过来就是了，但不能毁了自己文化的根儿。

我认为，一是保存好已有的传统文化宝藏，二是认真研究中国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总之，答案要从中国自身来找，要去挖掘自己的宝藏，而不是到外面或外国去找。毛泽东当年把日本人打败了，并非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是认真分析中国自身的文化、哲学、国情等，找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现今的中国领导也应这样做。今天已经是新时代，要考虑许多新问题，但答案归根结底还应从中国自身去找去发掘。

《对外大传播》：你对目前中国以海外受众为对象的新闻出版物有何建议？能否提些好点子？

龙安志：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若是把一个观点过于强调出来，外国人反而不太愿意接受，或者会得出否定的看法。还是更客观，更公正，更实事求是，更贴近实际的报道，海外读者和观众才更容易接受。西方也有宣传，但西方的宣传包装得很漂亮，娱乐性很强，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他传播的观念，而且宣传中正面、负面皆讲，显得比较客观，其实他们也是有自己观点的。我亲眼见到，中国这些年来的对外传播工作，前进的步伐非常大，我也希望中国的声音在海外更大更洪亮。

《对外大传播》：你在中国已经生活了20多年，今后还准备长期在中国吗？

龙安志：当然。我的家安在中国，安在了北京。有不少人总问我为什么留在中国。我不知如何来回答。中国，也许是我内心要去寻找的“香格里拉”。

撰稿：刘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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