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E 5：INDIVIDUEL et SOCIETE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以个人观点观察社会，是法国纪录电影的重要特征，也是法国纪录电影多姿多彩的重要原因。本次影展放映的许多影片都有鲜明的个人观点，本单元的影片尤其如此。法国纪录电影的这种特征可以追溯到让·维果及其著名纪录片《尼斯的景象》，本片在法国乃至世界纪录电影史上都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法国电影理论家亨利·阿杰尔在1957年出版的《电影美学概述》一书中指出：“法国电影学派时常以现实主义者自居……但是把真正的社会要求说得最明确并且直到今天还是最有现实意义的是让·维果。”阿杰尔认为，法国最优秀的纪录片都继承了影片《尼斯的景象》的倾向。在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前夕，为保卫纪录电影而形成的“三十人集团”

《尼斯的景象》（A propos de Nice，让·维果，1930年|23分钟|35毫米|黑白|无声）是以法国南部海滨城市尼斯为主角的“城市交响乐”电影。在一年一度的尼斯狂欢节上，有钱有闲阶层的人们纷纷来到这里度假，悠闲地享受沙滩和阳光，生活在老城区的贫民却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本片导演让·维果（Jean Vigo，1905—1934）生于巴黎，先祖为（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安道尔公国的贵族，父亲为当时法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国电影史上，维果被誉为“兰波”式的惊世天才。本片是他的处女作，他在拍摄本片时不仅在狂欢节现场抓拍了许多生动的画面，将镜头对准这个把金钱、色情和愚蠢当作崇高的浮华世界，而且创造性地加入了一些搬演的场面，比如一个男人在赤裸的脚上涂抹鞋油，一个在躺椅上穿着衣服晒太阳的贵妇人突然变成裸体。在这部影片中，既可看到超现实主义的痕迹，又能发现诗意现实主义的影子。本片虽是短片，但却产生了长远的影响。1995年，为了纪念本片诞生65周年、让·维果诞辰90周年以及世界电影诞辰100周年，包括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法国导演雷蒙·德巴东在内的7位世界级著名导演联合拍摄了《尼斯的景象续集》。（关于让·维果及其拍摄的纪录片，参见单万里《让·维果：少年的反叛与青年的忧郁》，载《中国银幕》杂志2003年第7期；菲利普·艾古《让·维果：诗意与反叛》，载《当代电影》杂志2005年第1期）。

影片《尼斯的景象》的诞生过程大致如下：1929年夏天，维果与新婚不久的妻子前往巴黎，参加老鸽笼剧院、乌苏林电影制片厂和一些电影俱乐部的电影放映活动。其间，他们结识了苏联电影摄影师鲍利斯·考夫曼及其妻子。鲍利斯·考夫曼是苏联纪录电影大师、“电影眼睛”派创始人吉加·维尔托夫的胞弟，1925年移居巴黎后担任过多部法国先锋电影的摄影师。当维果邀请他担任《尼斯的景象》的摄影师时，他欣然应允，并与妻子一起参与影片脚本的策划活动。1929年秋，两对年轻夫妇完成了脚本的写作，并于当年冬天投入拍摄。按照四位年轻人的最初构思，《尼斯的景象》是一部“城市交响乐”电影。维果和考夫曼将影片内容划分为三部分，分别表现尼斯的大海、土地和天空。在拍摄过程中，他们超越了当时流行的城市交响乐纪录片的局限性，在影片中融入了更多的社会和政治因素。这种特征集中地表现在通过对比手法反映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和贫民阶层的悲惨景遇形成的反差，正如萨杜尔所说，《尼斯的景象》是先锋派末期一部极为强烈有力的作品，直接受到维尔托夫的影响，带有超现实主义的隐喻（经常是关于性的隐喻）。这部社会纪录片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见证，而且是一种强烈的讽刺，在尼斯海滩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的大大小小的食利者，上流社会穷奢极侈的生活，狂欢节上华丽花车的游行，与尼斯当地衣不蔽体的穷人和尼斯旧城的贫民窟，形成强烈对照。

在拍摄过程中，维果经常让考夫曼坐在车椅上，把伪装起来的摄影机放在腿上。车椅在尼斯并不稀奇，往来通行无人注意，进行移动拍摄十分方便。考夫曼和维果采用“电影真理报”的方法（维尔托夫的方法）接近拍摄对象。如果拍摄过程中拍摄对象有所察觉，他们便立刻停拍。维果后来对巴黎的观众说，这种纪录片的作者在遇到有趣的场面时“要瘦得能够钻进罗马尼亚钥匙孔，以便看到卡罗尔王子身着睡衣起床的姿式；还要小得能够蹲在蒙特卡洛赌场的像帝王一样收付赌钱的人的椅子底下……”。虽然两位合作者在拍摄过程中未能藏到收付赌钱的人的椅子底下，但是他们在剪辑时做了相应的弥补。在影片的开场部分，国际象棋棋盘上站着几个身穿夜礼服的如同结婚蛋糕上的小娃娃一样的人形，收赌钱的耙子突然之间将他们一扫而光，紧接着是一个清洁工扫地的镜头。这个场面似乎在向观众表明：来到尼斯游玩的每一批旅游者在明天也不过是一堆垃圾。

1930年6月14日，《尼斯的景象》在巴黎的老鸽笼剧院放映，维果在影片放映之前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我想和你们谈一种更鲜明的社会电影。我对这种电影比较熟悉：这是一种社会纪录片，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有观点的记录（point de vue documenté）。这种社会纪录片与所有的纪录片和每周的新闻片不同之处在于它含有作者清楚地在片中采用的观点。这种社会纪录片需要一种立场，因为它要详细说明事实。它即使不表现一个艺术家的观点，至少也要表现一个人的观点，人和艺术家两者都是同样有立场的。摄影机将对准那些应当作文献纪录下来并且将通过蒙太奇来加以解释的现象。当然，这里不允许有意识的表演。人物应出其不意地来摄取，否则就无疑抛弃了这种电影的文献价值。如果我们能够显示一个姿势所隐含的意义，能够从一个普通人身上出其不意地揭示出他内在的美或者他滑稽可笑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根据社会的一次纯物质表现而显示出一个社会的精神，那么，我们就达到了纪录片的目的。而这样的纪录片就含有一种力量，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看到我们以前是漠然与之相处的世界的内在面貌。这种社会纪录片将开阔我们的视野。影片《尼斯印象》只是这种电影的一个简单的雏形。”（亨利·阿杰尔《电影美学概述》，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维果当时所说的“社会纪录片”后来获得了许多纪录电影工作者的认同，而他所说的“有观点的记录”逐渐演变成“观点纪录片”，美国电影史学家埃利克·巴尔诺在《世界纪录电影史》一书中就经常使用这个术语（英文为point-of-view documentary），用以指那些观点鲜明、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意识的纪录片。前文已述，本次影展放映的许多影片都具有鲜明的个人观点，本单元的影片尤其如此。此外，本单元有4部是雷蒙·德巴东导演的，犹如专门为他设置的单元。德巴东是一位非常值得研究的法国纪录电影导演，但是他的影片在中国大陆几乎从来没有放映过。克里斯·马凯也是一位非常值得研究的法国纪录电影导演，目前我们对这位极具个性的法国纪录电影导演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红色天空》（Le Fond de l’air est rouge，克里斯·马凯，1977年|240分钟|35毫米|黑白与彩色|有声）以个人化的视点表现了1967年至1977年世界各地尤其是在欧洲风起云涌的左派革命史。本片分为上下集：上集《脆弱的手掌》回顾和反思了越南战争爆发以来全球范围激起的反战浪潮，以及因而兴起的全球左派革命风潮，这一切直接催生了1968年5月的法国“五月风暴”；下集《忙乱的手掌》反映了苏联军队对“布拉格之春”的介入，以及左派斗士对苏联模式的幻灭，左派斗争的战线转移到了新的战场，如保障妇女权利、保护自然环境、呼吁全球裁军，等等。克里斯·马凯是法国著名的左派电影人，本片大量使用官方及非官方影像素材，展现了1967年至1977年全世界尤其是欧洲风起云涌的左派革命斗争史，以及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在表现手法上，本片质疑传统纪录片自命的客观性，摆脱传统纪录片的模式，强调剪辑在纪录片制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便更加自由地思考、分析和哲学思辨。因此，本片既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又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关于本片导演克里斯·马凯，参见第一单元《安德烈·塔科夫斯基的一天》影片简介。

《新闻记者》（Reporters，雷蒙·德巴东，1981年|90分钟|16毫米|彩色|有声）披露了法国一家新闻图片社的内幕。对于大名鼎鼎的伽玛图片社来说，1980年10月发生的事情实在不少：巴黎市长希拉克访问小商贩、法国总统德斯坦访问中国、诺贝尔奖花落谁家、谁将领先即将展开的总统大选，奢侈品牌卡蒂尔举办新品秀，等等。五花八门的事件让图片社的摄影师们忙得四脚朝天。为了抢在其他媒体的同行之前夺得独家新闻，摄影师们既要体力充足又要挖空心思，于是种种手段都使将出来，甚至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卑劣手段都派上了用场。本片导演雷蒙·德巴东（Raymond Depardon）1942年生于里昂附近的农民家庭，1958年独自来到巴黎闯荡，从一家图片社的伙计干起，逐渐成为了法国乃至世界著名的摄影家。1963年，朋友借给他的一架摄影机，使他获得机会实现成为电影家的梦想，至今拍摄了一系列反映法国各行各业的纪录片。作为资深摄影记者和伽玛图片社的创建人之一，德巴东异常熟悉摄影记者这个行当，影片《新闻记者》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摄影记者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本片荣获1982年法国电影恺撒奖最佳纪录片奖。

《关键年代》（Les années déclic，雷蒙·德巴东、罗日·伊克莱夫，1983年|65分钟|35毫米|黑白|有声）通过法国摄影家和电影家雷蒙·德巴东拍摄的图片和电影片段讲述了对他的生活和事业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时刻。德巴东的童年时代是在外省的乡下度过的，他最初的摄影作品是在父亲的农场里拍摄的。16岁那年，他独自来到巴黎闯荡，起初在德尔玛图片社当学徒，1960年因在非洲采访时拍摄了大量优秀摄影作品而引起广泛关注。他在事业上的第一次重大突破是在1966年与人合伙创建伽玛图片社（德巴东说创建这家图片社“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自由”），他在事业上的第二次重大突破是与电影相遇。本片是德巴东为参加1983年法国阿尔勒国际艺术节而拍摄的，可以说是他的一部自传性纪录片。当年的阿尔勒国际艺术节组委会邀请他作为嘉宾讲述自己的摄影生涯，于是他借这个机会将自己的摄影生涯拍成了一部纪录片。本片主要讲述的虽然是他个人的人生经历和他对摄影与电影的美学见解，但是作为时代见证人的摄影记者，他的个人经历也反映了1957年至1977年间法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社会新闻》（Faits divers，雷蒙·德巴东，1983年|108分钟|16毫米|彩色|有声）记录了巴黎第5区警察的工作并通过他们的工作表现了巴黎的各种社会问题。本片的拍摄历时两个半月，在此期间德巴东独自扛着摄影机，全程跟拍巴黎第五区巡逻警队的行踪，详细记录他们的日常工作。巡逻警队每天遇到的大小案件，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场景，在德巴东的摄影机面前鲜活地呈现出来。本片以朴素却充满悬念的方式记录了巴黎的方方面面，给人的感觉是既新鲜又好奇。本片令人想起美国纪录电影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拍摄的同类题材纪录片《法律与秩序》（1967），两部影片记录的都是警察的日常工作。德巴东的纪录片在题材选择上确实与怀斯曼的纪录片十分相近，他们的影片都是以社会机构为主要表现对象，但在拍摄风格和对待拍摄对象的态度方面存在区别。总体来说，怀斯曼的影片中立而冷竣，德巴东的影片客观而热情。此外，《社会新闻》是德巴东拍摄的一系列全面反映当今法国社会面貌的纪录片的先声之作，为他后来拍摄的一系列同类纪录片定下了基调，无论在题材方面还是在风格方面。

《急救》（Urgences，雷蒙·德巴东，1987年|100分钟|16毫米|彩色|有声）讲述了巴黎市立医院精神病急救中心的幕后故事。位于巴黎心脏地带、紧邻巴黎圣母院的巴黎市立医院不是一个等闲的场所，它的精神病急救中心每天都要接待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病人。这些病人的临床表现各不相同，有的特别暴力，有的非常绝望，有的不配合医生进行治疗，这个特别的地方是观察当今法国社会的绝佳窗口。德巴东似乎有把巴黎的各行各业拍完拍尽的劲头，在跟随第5区巡警队拍摄了两个多月之后，他来到这家市立医院，将镜头瞄准精神病患者，尤其是突发的精神病患者。德巴东在拍摄本片时十分注意观察医院入口处的情形，这里是区别正常人与精神病人的界线。可能与早年做新闻记者的经历有关，德巴东的每部影片在拍摄对象和拍摄地点的选择上都十分特别，往往选择那些处于社会中枢部位的机构，因此他的每部影片都显得别开生面。他新近拍摄完成的《第十听证法庭》（2004）通过一个听证法庭审理的各种案件表现了法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在拍摄城市生活的同时，德巴东没有忘记自幼熟悉的乡村生活，从1990年代末开始拍摄法国乡村三部曲《农民剪影》（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至2005年已完成2部）。

《复工》（Reprise，埃尔维·勒鲁，1995年|192分钟|35毫米|黑白与彩色|有声）通过两个时代的影像回顾了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时期的工潮。1968年6月，法国高等电影学院的两名学生拍摄了一部记录圣卢昂的翁德尔工厂复工情况的纪录片，影片中一位女工对着镜头说她坚决拒绝复工。20多年后，本片导演埃尔维·勒鲁对这位女工当时的行为发生兴趣，并在摄影机的陪伴下开始了一场寻觅之旅。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在具有悠久革命传统的法国发生的距今最近的一次重大社会运动，对法国乃至欧洲的社会、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片以寻觅20多年前坚持罢工的女工为线索，通过走访当年的罢工者，表现了对那个年代的回忆和反思，挖掘了那场席卷法国的政治运动的内涵。在表现形式上，导演利用当年法国高等电影学院学生拍摄的资料，将之与自己拍摄的亲历者的影像面对面，通过现在与过去的互动显现历史的纵深感。本片荣获1997年法国贝尔福特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萨杜尔电影奖。本片导演埃尔维·勒鲁（Hervé Le Roux）生于1958年，曾经当过记者和影评人，1990年代初开始拍片，至今拍过4部长片，另外3部长片是《春天》（1993）、《伟大的幸福》（1993）和《人们把这……叫春天》（2001）。

《达尔文的噩梦》（Le Cauchemar de Darwin，于贝尔·苏佩，2003年|107分钟|35毫米|彩色|有声）以大量细节揭示了当代社会面临的环境污染与生物失衡问题。东非国家坦桑尼亚的维多利亚河流域正在变成一片暴力、疾病与绝望的土地。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1960年代尼罗河鱿鱼作为一个新物种引入维多利亚河，这种鱼类的出现几乎给河里的其他鱼类带来了灭顶之灾，因为它们不仅抢夺其他鱼类的食物，甚至将其他鱼类作为捕食对象。在它们的肆虐下，非洲大陆至少有200种鱼类绝迹。这种现象的出现也要归罪于利欲熏心的企业家和官僚对这条河流的毁灭性掠夺，因为捕捞河流中的尼罗河鱿鱼已经成为当地一项必不可少的经济产业，河流两岸兴建了许多与此相关的现代化工厂，每天都有大量精制的冷冻鱼从这里运往欧洲各地，而那些不能出口的鱼头或其他动物畜体就卖给当地居民食用。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环境污染与生物失衡不仅发生在非洲，而且发生在世界各地，在非州发生的悲剧只是全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的同类悲剧的一个缩影。由于影片主要描写了当地人的穷困生活、环境污染带来的惨淡景象以及艾滋病患者的绝望处境，许多影评人认为本片过于消极。然而，这部消极影片也有积极意义，正如一位坦桑尼亚观众所说：“这无疑是一部消极的影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也是一部积极向上的影片，它让我们直面灾难。”本片已在50多个国家上映并引起强烈反响，荣获2004欧洲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等许多国际奖项。本片导演于贝尔·苏佩自1980年代末开始独立拍片，至今已完成9部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