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E 2：PARIS et PERIPH

巴黎是法国的首都，也是法国的象征。“法国和中国一样，都是历史悠久。可是真正悠久的是土地。土地上的人是在变化，人产生的文化是交流的。”与中国不同的是，法国的领土在历史上不断发生变化。“今天的法国领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归了不同的领主。这个领主可能是个小家族，也可能是外来的‘蛮族’统领，也可能是周遭邻国……。所以，法国人到最后，就死死守住一条底线，就是从西岱岛发展起来的巴黎。抓住了巴黎，法国就跑不了了。这就是巴黎对于法国的历史重要性。而事实上，在法国最终越来越接近今天的领土规模的时候，巴黎就越来越成为法国的象征（而不仅仅是心脏）。照法国的俗话说，那就是‘巴黎一打喷嚏，全法国都要感冒’了。”（林达《带一本书去巴黎》，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第63页）。城市都有郊区，巴黎也不例外。城市与郊区相互依存，城区的繁华与郊区的贫困形成强烈对比。本单元的主题是巴黎与郊区，记录巴黎城区和郊区生活的影片一律按照影片出品年代排序。

《贫民窟》（La Zone，乔治·拉孔布，1928年|25分钟|35毫米|黑白|有声）以“城市交响乐”电影的形式描写了巴黎郊区的贫民生活。在巴黎郊区一个狭长地带上生活着一群特殊的人，他们通常住在大车棚里，他们的职业大多是流动的小商贩、旧货商或无业的流浪汉。他们黎明即起，成群结队地前往巴黎市区寻找生路。在城里，他们有目的地穿街走巷，翻遍所有的垃圾桶，有人甚至专门守侯在垃圾焚化站，试图从火光熊熊的焚化炉中抢出几件中意的物品。然后，他们将从城里缴获的战利品进行分类和修复，将它们拿到跳蚤市场出售。本片导演乔治·拉孔布（Georges Lacombe，1902—1990）是1920年代法国先锋派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萨杜尔在评论他的这部影片时说：“通过这部电影，法国先锋派开始向着记录本身和社会批判的方向提高。”除了忠实地表现了下层社会的真实本身，这部无声纪录片还巧妙地表现了声音，比如一个男人用手中演奏的管风琴让街上行人翩翩起舞，一个妇女神情专注地停在一架转动的留声机前听音乐。影片结尾，导演以一对贫穷夫妇的白日梦这样一个虚构的情节，凸显了现实与梦想的反差。

就表现形式而言，《贫民窟》是一部“城市交响乐”电影。关于这种电影，法国《电影辞典》解释说：1920年代中期，先锋派电影极力抨击故事片的创作法则。在这股潮流的冲击下，在形式主义的指导下，无声电影末期的欧洲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纪录片。在法国，阿贝尔托·卡瓦尔康蒂创立了一个纪电影流派（萨杜尔称之为“第三先锋派”），影片《只有几小时》?926）的出现标志着这个流派的诞生，这是第一部“城市交响乐”电影。这种电影的情节一般发生在较短的时间内（通常是24小时），内容涉及城市生活的各方面和社会各阶层的日常活动（工作、餐饮、夜生活等），通常是视觉因素和节奏因素使这种电影产生意义。以下影片都属于“城市交响乐”电影的范畴：《柏林：一个大都市的交响乐》（沃尔特·鲁特曼，德国，1927），《带摄影机的人》（吉加·维尔托夫，苏联，1929），《雨》（尤里斯·伊文思，法国，1929），《尼斯的景象》（让·维果，法国，1930），《布鲁克斯的早晨》（简·莱达，美国，1930），《里斯本传闻逸事编年史》（莱托·德·巴罗斯，葡萄牙，1930）。还有一些受先锋派运动影响的“城市交响乐”电影（以法国片居多），如《灯塔看守人》（让·格莱米勇，1926），《诺让：星期天的乐园》（马塞尔·卡尔内，1929），《莫尔凡山脉》（让·爱浦斯坦，1930），《一条河流的生命》（让·洛兹，1932）。在《一条河流的生命》中，作者运用声画对位手法再现了塞纳河的风貌，表现了她既是人类耕作生息的源泉又是创造诗意画卷的灵感这样一个主题。还应提到的“城市交响乐”电影有葡萄牙人玛诺尔·德·奥利维拉的短片《杜洛河：一条美丽的河流》，此片与《一条河流的生命》的拍摄年代相同，拍摄手法相似。1928年，法国人乔治·拉孔布的《贫民窟》表现了巴黎郊区的贫困，开创了反映社会问题的纪录电影之路（参见让·路普·巴塞克主编《电影辞典》，拉鲁斯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页；中文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顺便指出的是，中国在1930年代也出现了“城市交响乐”电影的潮流，如袁牧之1935年导演的《都市风光》、程步高1936年导演的《新旧上海》等（详见贺瑞晴《1930年代的上海“城市交响乐”电影》，收录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回顾与展望——中国电影100周年国际论坛论文汇编》，2005年印制）。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西方城市交响乐电影大多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而中国城市交响乐电影主要采取故事片的形式拍摄。

《诺让：星期天的乐园》（Nogent, Eldorado du Dimanche，马塞尔·卡尔内，1930年|20分钟|35毫米|黑白|有声）是描写巴黎市民周末到郊区度假的“城市交响乐”电影。虽然本片的表现内容与《贫民窟》有别，但是表现形式相同，都属于“城市交响乐”电影。本片的主要内容如下：每到星期天，成群结队的巴黎市民来到马恩河边的诺让，或散步或垂钓或泛舟马恩河上。午餐时分，他们纷纷来到河滨的咖啡馆，伴着手风琴的悠扬旋律翩翩起舞。夜幕降临，他们搭乘火车返回巴黎。本片导演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1909—1996）生于巴黎，做过新闻记者和评论家，当过著名导演雅克·费德尔和雅克·克莱尔的助手。本片是他执导的第一部影片，着重描述了小人物的平凡生活，刻画了他们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特征在他后来导演的影片中得到延续。卡尔内是法国1930年代诗意现实主义电影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影片善于通过造型、影像构图、光线明暗营造气氛。他认为，真实来自“导演的表现”和“故事的诗情”，这就是卡尔内界定的“诗意现实主义”。虽然这种美学主张不是他的发明，但是他通过亲身实践将这种美学主张发挥到了极致。1936年，他在执导故事片处女作《珍妮》之后，相继创作了《雾码头》（1938）、《夜间来客》（1942）、《天堂儿女》（1945）等法国诗意现实主义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巴黎小手艺人》（Les petits métiers de Paris，皮埃尔·谢纳尔，1933年|18分钟|35毫米|黑白|有声）描绘了巴黎市区三教九流的生活场景。从黎明到黄昏，每天都有从事各种职业的小商贩在巴黎街头谋生，他们的日子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在圣路易岛上，理发匠不仅给人理发修面而且给猫狗之类的畜生清洗毛发，修脚匠、磨刀匠等也在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各自的营生。在奥特伊赛马场，有人专门给来到赛马场的阔佬开车门，有人兜售登载赛马消息的报纸，有人专门出售纸和笔以便参赌的人记录马牌号。那边，杂耍艺人已经舞开了场子。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法国也未能躲过这场风暴。当时，许多小手艺人为了生存而空前地活跃起来，本片纪录的正是这个时期的法国社会状况。本片充满小故事小噱头，然而这些东西并未抵消其见证历史的严肃性。关于本片导演皮埃尔·谢纳尔，参见第一单元《电影后台》影片简介。

《奥贝维利耶》（Aubervilliers，埃利·劳达尔，1945年|24分钟|35毫米|黑白|有声）记录了巴黎北郊圣德尼运河边上一个小镇的生活状况。在奥贝维利耶小镇，那些没有收入来源的居民们居住在肮脏不堪的陋室里。同时，由于缺乏洁净的水，他们只好带着瓶瓶罐罐去公用水龙头取水，孩子们也只有到污浊不堪的运河里洗浴。在圣戈班的化工厂里，工人们在有损健康的环境中辛苦地工作。贫民窟的居民们在居所附近开垦菜地，将劳动成果拿到集市上出卖。尽管市长早已许诺过了，可是孩子们依然未见到属于他们自己的花园出现。本片导演埃利·劳达尔（Eli Lotar，1905—1969）是法国著名电影摄影师，曾与伊文思、布努埃尔合作拍片（布努埃尔的《无粮的土地》就是由他掌镜的）。劳达尔拍摄本片时既当导演又当摄影师，采取多种形式呈现现实（如运动短镜头）。此外，法国诗人、电影剧作家雅克·普列维为本片撰写了解说词和主题歌词。

《禽兽之血》（Le sang des bêtes，乔治·弗朗叙，1948年|20分钟|35毫米|黑白|有声）描写了巴黎郊区几家大型屠宰场的工作情况。在巴黎城周边的空地上以及穷孩子玩耍的花园里，旧货商们在兜售商品，孩子们在追逐打闹，情人们背对呼啸而过的汽车和火车浑然不觉地亲热着。巴黎的几家大型屠宰场也在这里落户，每天都有大量的各类禽兽被运到这里接受屠宰。尽管这些动物像被挟持的人质一样嚎叫着，然而它们的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屠夫们只管吹着口哨哼着小曲向它们举起锋利的屠刀。本片集中地展现了乔治·弗朗叙的导演艺术个性，为了得到理想的影像效果，他选择在11月份拍摄，拍到了寒冷空气中刚刚被屠杀的动物身上散发的热气，使影片的真实场景产生了梦呓甚至梦魇的感觉。后来，弗朗叙在拍摄故事片（尤其是1959年拍摄《没有面孔的眼睛》）时延续了这种风格。此外，他在本片后期制作时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说风格，一种是解说屠宰车间外部场景的轻柔女声，另一种是解说屠宰车间内部场景的冰冷男声，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强化了影片的荒诞与奇幻风格。本片的解说词作者是让·班勒维长期从事科学纪录片尤其是动物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关于本片导演乔治·弗朗叙，参见第一单元《伟大的梅里爱》影片简介。

《荣军院》（H魌el des Invalides，乔治·弗朗叙，1951年|28分钟|35毫米|黑白|有声）通过带领观众参观法国军事博物馆控诉了战争的灾难。拿破仑长眠于斯的巴黎荣军院，后来成为了法国军事博物馆的所在地，每天都有很多游人前来参观。在这座巍峨的建筑里，陈列着法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装备。一对正在参观的恋人被各式各样的大炮震慑了，此时画外音响起：“就其外观而言，这些军事器械似乎让参观者们感到某种愉悦。然而，想到此刻仍然像毒蘑菇一样飞速膨胀的军事工业，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好笑了。”随后，银幕上出现了原子弹爆炸的场面以及这样一段字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总共有138万5千名士兵死亡、失踪和受伤，也就是说每27个法国国民中就有一位受害者。”本片是法国国防部定制的影片，却被拍成十足的反战片，甚至被当作“反面教材”。为了凸显战争的荒谬和残酷，导演采用了简朴的叙事风格。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本片的许多解说词都是引自博物馆的文字说明。尽管如此，本片拍竣后仍被禁映数月。关于弗朗叙和他的上述两部纪录片，萨杜尔评价说：“乔治·弗朗叙有讽刺诗人的特别天赋，在《禽兽之血》一片中充分体现了出来，在《荣军院》）这部尖锐讽刺战争的影片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页）。关于本片导演乔治·弗朗叙，参见第一单元《伟大的梅里爱》影片简介。

《塞纳河畔》（La Seine a rencontré Paris，尤里斯·伊文思，1958年|31分钟|35毫米|黑白|有声）以浓厚的诗情画意和温暖的人道情怀描绘了巴黎风情。影片开始，摄影机宛如轻盈的小船航行在塞纳河上，划过充满乡野气息的城郊，缓缓进入巴黎市区。接着，摄影机在塞纳河两岸驻足，展现岸边的生活场景：一个男人正在给自己补鞋，成群的市民漫无目的地闲逛，几个小痞子目不转睛地盯视在岸边拍照的女模特，恋人们旁若无人地沉溺在甜蜜的二人世界。一阵急雨袭来，人们迅速跑开。本片的创意源自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试图在塞纳河与巴黎相逢的地方表现巴黎的风土人情（本片原名《塞纳河与巴黎相逢》。本片并非描写塞纳河和巴黎景色的风光片，而是一首充满温暖和煦的柔情、宽容慈悲的人道情怀以及洞察世事的幽默感的诗篇。本片拍摄完成不久就曾在中国放映，而且是导演亲自带来的拷贝。那时，他应中国政府文化部邀请访问中国，并应邀担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艺术顾问。本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1898—1989）生于荷兰，年轻时代曾到许多国家拍片，后半生主要生活在法国巴黎。伊文思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从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到1970年代拍摄《愚公移山》再到1980年代拍摄《风的故事》，他多次来到中国并用摄影机记录下了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变迁（参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325页）。

《美丽巴黎》（Paris la belle，皮埃尔·普列维，1959年|20分钟|35毫米|黑白与彩色|有声）通过两个时代的对比描写了巴黎的历史变迁。1950年代后期，定居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雅克·普列维先生收到了几张展示老巴黎风情的明信片，这些明信片立即把他的思绪带到了1920年代末的巴黎。雅克·普列维（1900—1977）是1930至1940年代法国影坛最负盛名的电影编剧之一，创作的影片包括雷诺阿导演的《兰基先生的罪行》（1935），卡尔内导演的《雾码头》（1938）、《夜间来客》（1942）、《天堂儿女》（1944）。本片导演皮埃尔·普列维（Pierre Prévert，1906—1988）生于巴黎，是雅克·普列维的弟弟，当过雷诺阿的助手，主演过布努埃尔导演的影片《黄金时代》（1930）。他执导的第一部影片《稳操胜券》（1932）因充满超现实的故事情节和极具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而引起普遍关注。然而，由于本片票房收入一败涂地，他在11年后他才获得机会拍摄《别了莱奥纳尔》（1943）。1947年，他在拍摄《意外的旅行》之后转而制作电视节目。《美丽巴黎》是皮埃尔·普列维向哥哥致敬的纪录片，既有他本人在1950年代末独自拍摄的镜头，又有他在1920年代末与马塞尔·杜哈迈尔合作拍摄的描绘巴黎生活的场景，以新旧对比的方式描写了两个时代的巴黎风情。

《重温维兰街》（En remontant la Rue Vilin，罗贝尔·鲍勃，1992年|97分钟|录像|黑白与彩色|有声）通过大量照片资料复原了巴黎第20区一条已经消失的名为维兰的街道。维兰街命名于1863年，一百多年后变得肮脏不堪，拍摄本片时已经被完全拆除。一位名叫乔治·佩雷克（1936—1982）的法国犹太作家就出生在这条街道的24号，并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六年（拍摄本片的缘由主要是为了纪念这位作家）。由于拍摄本片时这条街道已经被完全拆除，导演便别出心裁地利用大量照片并辅以新拍摄的活动影像，在录像机的关照下复活了这条老街。最后，凭借500多张记录过去情景的照片，导演像做拼图游戏一样拼出了这条已经完全消失的街道，强烈的今昔对比显示了时光的无情流逝。本片导演罗贝尔·鲍勃（Robert Bober）1931年生于柏林，1933年为逃避纳粹迫害而随父母迁居巴黎。他在从影之前当过裁缝、制陶工，后来成为特吕弗的助手，协助特吕弗拍过《四百下》、《朱尔和吉姆》、《枪击钢琴师》等新浪潮电影的著名影片。从1967年起他开始为电视台拍摄记录片，同时从事写作活动，出版过多种著作。

《郊区的另一面》（De l’autre c魌é du périph，贝特朗·达维尼埃、尼尔·达维尼埃，1997年|150分钟|录像|彩色|有声）记录了巴黎东郊蒙特伊市的各种社会问题。应巴黎东郊蒙特伊市政府的邀请，著名电影导演贝特朗·达维尼埃和他的儿子尼尔·达维尼埃带着摄像机，来到这个居民大多为非洲裔和阿拉伯裔移民的小城居住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们与周围邻居密切交流，倾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以及遇到的各种问题。本片将镜头对准生活在困难街区的居民，以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反映他们的烦恼，有意避开人们对于郊区的种种偏见和陈词滥调，给生活在偏见与歧视中的居民以安慰和支持。本片导演贝特朗·达维尼埃（Bertrand Tavernier）1941年生于里昂，父亲是作家，他本人在大学里虽然主修法律，但他对电影艺术十分痴迷，曾经组织电影俱乐部，当过法国著名警匪片大师让—皮埃尔·梅尔维尔的助手。他从1970年代开始独立拍片（主要是故事片），代表作品有《法官与杀人犯》（1976）、《诱饵》（1995）、《科南上尉》（1996）等。本片另一导演尼尔·达维尼埃（Nils Tavernier）1965年生于诺曼底，从10岁开始就在父亲导演的影片中扮演角色，主演过《豪情玫瑰》（1994）等故事片，导演过一些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