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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节约型社会是相对于资源耗竭型社会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核心内涵是节约资源,反对浪费,目标是使资源得到节约使用,环境得到保护,人民过一种更加文明、健康和科学的生活,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使中国面临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建设节约型社会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与长期发展,影响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和平崛起。
鉴于资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全球性和人类性特征,内涵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需要用“新安全观”思考和解决问题。国际合作涉及政治、经济、贸易、投资、外交,乃至军事等,需要有新谋略、新思路、新方法,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外交,进行多边、区域和双边合作,以全球持续发展保障国家永续发展。
一、节约型社会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环境严重污染,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大思路。
(一)可持续发展的演进与节约型社会的提出。早在1994年,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以及人口、教育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 [i]的总体战略和政策措施。然而,《中国21世纪议程》的重点放在控制人口、保护环境、发展经济上,节约资源未被纳入中心议题。2002年,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系统阐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一个综合性、长期和渐进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ii]资源问题虽被列入其中,但依然未能置于重要位置。
1991年以来,中国每年召开一次关于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座谈会。最初会议被定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后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而后再次更名为“中央人口资源和环境工作座谈会”。会议的两次更名说明,中国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开始从对人口与环境问题的关注,逐渐转向人口、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上。
2004年初,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问题,目的是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和健康发展。[iii]节约资源终于成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问题。2005年初,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设想,目的是保障中国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康,社会更加和谐。
上述一系列变迁说明,中国政府的发展观在发生质的变化,开始由以GDP增长为唯一目标,逐渐转变到以人口、环境、资源、社会、经济和谐发展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在与时俱进地深化和拓展。至此,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初见端倪。
(二)节约型社会的内涵与目标。节约型社会是相对于资源耗竭型社会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是人们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合理开发资源,保护环境,实现“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目标,达到以最少资源消耗获取最大经济效益,消除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低产出痼疾。简而言之,节约型社会的内涵是:节约资源,反对浪费,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目标是:使资源得到节约使用,环境得到良好保护,人民生活更加文明、健康、科学。但是,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并非要人民生活倒退到改革开放前节衣缩食的“苦日子”。毕竟,经济持续发展已经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是中国政府在本世纪前20年的奋斗目标。何况“富民强国”是中国立志改革的初衷,理性消费又是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手段,是一种更文明、更科学、更健康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通过节约型社会建设,达到抑制奢侈性铺张浪费、倡导节约型理性消费,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保障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
二、建设节约型社会事关中华民族兴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同时也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未来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瓶颈。
(一)建设节约型社会应该是中国的基本国策。23年前,严峻的人口形势制约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政府将计划生育置于基本国策,举全国之力,克服重重困难,降低生育率,提高人口素质,影响之大举世瞩目。今天,中国面临的资源环境困局,形势之严峻不亚于当年的人口压力,同样需要政府作出新的战略抉择。
建设节约型社会可以从根本上转变目前难以为继的投资驱动和资源消耗发展模式,是对新型工业化与科学发展观的探索,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并非权宜之计。建设节约型社会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事关中华民族的生存和长远发展,需要从战略高度和前瞻性眼光,规划设计节约型社会建设。
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举国上下资源忧患意识增强,时任首相大平正方专门成立“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就能源等战略资源安全保障制订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同时展开全国性节约运动,最终使日本成为举世公认的节约型国家。上世纪90年代初,德国将节约资源和环保问题写入《基本法》,用国家根本大法规范国民行为。日本和德国的经验与做法值得中国借鉴学习。
(二)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到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和现代化是中国政府的奋斗目标。
迄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中期阶段,经济中重化工业特征十分明显。2004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达到53%(世界平均为31%),重化工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高达67.6%(日本在重工业高峰期的1973年为64.3%)。历史上,英国、美国、日本在工业化发展时期,人均钢消费量分别增加9倍、5倍和7倍。[iv]然而,中国的城镇化尚处于初期阶段。2004年,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1.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未来数年,如果城镇人口增加到50%(以静态推算),尚有1.3亿农民进城,如果增至60%,有2.56亿农民进城。[v]城镇化将带动中国的建筑、交通等行业迅猛发展,钢铁等矿产资源消费将急剧增长。历史上,美国、日本在城市化期间人均钢材消费增长6倍和8倍。[vi]
如果中国的工业化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那么世界就没有足够资源可以满足13亿人口(届时,中国人口将增到15亿)的消费需求。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布朗曾警告说:“一旦美国梦在中国实现,将可能是一场全球恶梦”。[vii]此话有其一定道理。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该如何走,出路何在?建设节约型社会应该是一条出路,事实上是一条唯一的出路。试想,假如13亿人口的中国像美国那样“暴饮暴食”资源和能源,世界将无法承载由此造成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全球将引发激烈的资源争夺,国际关系将变得紧张,国际秩序将被打乱,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将不复存在。
因此,中国只有通过建设节约型社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避免或缓解全球性资源冲突与摩擦。事实上,建设节约型社会也是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必然选择,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对地球负责所必须承担的国际义务与责任。
(三)节约资源、反对浪费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最终目标是,教育国民过一种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以此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这正是中国政府倡导的精神文明的实质内涵。同时,物质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增长、物质丰富、生活富裕,更需倡导文明消费、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何况“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勤劳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然而,近些年来,刚刚脱贫的中国人,对奢侈生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暴富心态蠢蠢欲动,具体表现为:
1、普遍化与常态化。目前在中国,浪费现象随处可见,包括资源、资金、人力、知识、信息、管理等资源浪费比比皆是;涉及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社团与家庭;小从白天开灯、电脑待机、空调制冷、粮食、纸张、水、电,大到超豪华建筑、大排量汽车、高能耗行业、低水平扩张等。浪费已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社会转型的拦路虎。
2、熟视无睹与无法可依。迄今在中国,浪费的危害不被人们充分认识,反视之为脱贫“标志”或现代化“象征”。行者麻木不仁,视者见怪不怪,政府无法可依,中央政策与地方现实脱节、言论与行动不一、社会反映冷漠。
3、公款浪费最严重。当前这波浪费风潮冠以“现代化”之名,与政绩工程、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等“洋跃进”关联,源头在党风政风,表现为:(1)公款消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的公款消费(公车、公差、公吃)约占全年财政收入的27%,GDP的5%。(2)办公浪费。目前,中国行政公务费占到财政支出的37.58%(美国为14%),而且浪费惊人。据北京市调查,公务员人均耗能、耗水和耗电比市民高4倍、3倍和7倍。(3)政府采购。2004年,中国的实际政府采购额愈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10%强。但财政部掌控下的政府采购只有3000亿元人民币。政府采购中存在大漏洞,且问题多,管理弱。日本、美国和欧盟等均通过立法,要求政府绿色采购、阳光采购。中国虽有《政府采购法》,但对绿色采购、阳光采购规定不明或无具体要求。
凡此种种说明,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尚面临体制、机制、市场、法律、政策、意识和文化等缺位或滞后问题,重树中华民族“节约光荣、浪费可耻”之美德尚须时日。
三、节约型社会与国际合作
建设节约型社会任重道远,国际合作不可或缺,需要有新谋略、新思路和新方法。
(一)需要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viii]这是因为,资源和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属于:
1、非传统安全范畴。传统意义上,安全概念与国家概念密不可分,国家安全是一国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资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理念,需要从“新安全观”考虑问题。在资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安全保障问题上,一国需要让渡部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以此换来全面的国际合作,从中获得更多经济利益。例如,为保障能源安全,经合组织成立了国际能源机构(IEA),石油生产国成立了欧佩克,西欧与原苏东国家签订了《欧洲能源宪章》,等等。这些国家以让渡部分经济主权,共享战略石油储备、能源信息、价格联盟,等等,通过国际或地区合作,使成员国能源安全得到更好保障,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2、跨国安全范畴。这是一个超越传统安全思维的国家边界问题。因为,对资源或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构成的威胁,既来自国内,亦来自国外,或一国或多国,且极其复杂,又相互关联,是一个区域或全球问题。一国几乎不可能用自身力量(资源、技术、资金等)或能力,解决或保障因资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引发的安全问题,需要与周边国家、地区或国际机构合作,共同谋划保障措施。即使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亦需要通过联合国、WTO、IEA、OECD等国际机构,或与APEC、南美、中东、非洲、中亚--俄罗斯等进行多边或双边合作。
3、综合安全范畴。这是一个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问题。资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综合特征决定,国际合作应该是全方位、多领域和综合性。因为,合作范围涵盖政治、经济、贸易、投资、技术交流、法规,协议等方方面面。合作渠道具有多样性,包括国际机构、区域组织、国家之间等多边、区域和双边,等等。
4、人类安全范畴。这是一个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关系到地球安危和人类生存,需要全人类的共同智慧,各国政府的联合治理,国际机构的全球管理,各国政府的密切配合。例如,联合国制订了《21世纪议程》、《千年发展目标》等文件,希望通过全球合作,消除或减缓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
(二)需要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外交。[ix]外交是内政的外延,是一国综合国力在国际舞台上的全面体现。同时,外交必须为内政服务,为一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服务,为一国拓展国际空间“保驾护航”。
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起步晚经验少,需要学习的东西多。同时,国际合作需要有战略、有谋划、有思路。在全球层面,应该构建全方位立体合作架构。尤其在资源合作中,中国需要:首先,与资源国加强合作。与欧佩克、拉美、中亚-俄罗斯、非洲、澳大利亚、印度等建立对话与合作机制十分必要,它有利于制止资源供应的硬性中断。其次,与消费国加强合作。与消费国加强信息沟通与市场合作,可避免资源或价格恶性竞争,以维护供应安全与价格稳定。第三,与跨国公司加强合作。在国际资源格局中,跨国公司作用举足轻重,已经占有绝大多数矿产资源,与其合作十分必要。第四,与国际机构加强合作。以石油为例,欧佩克、IEA等,在石油生产、战略储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区域层面,编织多层次区域合作网络。在区域合作问题上,亚洲地区明显滞后于欧洲和北美地区。如在能源合作中,欧洲有《欧洲能源宪章》,北美有NAFTA,亚洲各国依然各自为战。据IEA统计,亚洲石油自给率仅为30%,2025年将降到21%。尤其是东北亚,能源消费占世界1/5,未来20年将升至1/3,石油需求严重依赖进口,海上运输主要靠马六甲海峡,安全隐患显而易见。国际能源专家将东北亚地区描绘成“弧形危机地带”。能源已经成为该地区的安全软肋。假如各国多点信任,少点疑虑,从“新安全观”考虑问题,区域合作就会大大推进。
下述三个领域应是合作重点:(1)储备体系。日本和韩国有战略石油储备的经验、设备、资金和技术,印度和中国等有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计划或打算。应该说,构建亚洲版IEA既有基础,也有条件,亦有愿望,值得考虑。(2)定价机制。日本、韩国和中国每年进口石油4亿多吨,占国际石油贸易24%,但亚洲几无定价权,且“亚洲溢价”现象长期存在。该地区进口石油价格往往比美欧高1-2美元/桶,关键是我们亚洲没有自己的定价机制。一旦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尝试建立“远东石油定价机制”,形势将对所有国家有利。(3)管道建设。鉴于亚洲国家进口石油严重依赖中东,俄罗斯远东地区与西伯利亚、里海石油对亚洲消费国至关重要。亚洲国家应该学习欧洲,加强管线合作。如果能把俄罗斯的远东、中亚地区、中东的油气,用管线输送到整个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整个亚洲的能源安全形势会明显改善。
在合作方式层面,建立多渠道协调机制。国际合作充满国家间、跨国公司间的利益冲突与争斗,需要通过各种国际机构进行勾通与协调,渠道应该多样化:一是多边合作。主要通过各种国际机构,加强各国信息勾通,技术合作,人员培训等;二是区域合作。目前几乎所有地区都在加强合作,亚太地区有APEC、东亚“10+3”、中国与东盟“10+1”等合作机制;三是次区域合作。如湄公河流域开发、上海合作组织等;四是双边合作。中国与日本、韩国、美国、欧盟、IEA等都有不同类型的合作关系。如何利用好上述渠道,加强国际合作,是中国资源安全的最大保障。
总而言之,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工作刚刚起步,国际合作局面尚未打开。展望未来,合作领域将拓宽,合作空间将扩大,合作渠道将多元。结论无疑是:谋者必得,志者必胜。 (陆忠伟 陈凤英)
[i] 《中国21世纪议程》,www.xinhuanet.com.
[ii] 《中国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www.xinhuanet.com.
[iii] 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国办发(2004)30号,www.xinhuanet.com.
[iv] David Hale: China’s Growing Appetites, 《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2004,p.138.
[v]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作者计算而得。
[vi] David Hale: China’s Growing Appetites, 《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2004,p.138.
[vii] Lester Brow: China Replacing the United States as World’s Leading Consumer, earth-policy .com.
[viii] “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思想,主要参考由陆忠伟主编的《非传统安全论》一书,时事出版社2003年月11月。
[ix] “多层次立体外交”思想,主要参考由陈凤英、赵宏图主编的《全球能源大棋局》一书,时事出版社2005年1月。
参考文选:
欧文·拉兹洛:《第三个1000年:挑战和前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4月。
D·H·Meadows等:《成长的极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3年10月。
David Hale: China’s Growing Appetites, US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2004.
Lester R. Brown: China Replacing the Unites States as World’s Leading Consumer, Feb.16,2005, www.earth-policy.com.
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11月。
马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宏观经济研究》2004年第3期。
周宏春、王瑞江、陈仁义:“加入WTO后我国的矿产资源形势与发展战略”,《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52期。
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矿产资源政策》白皮书,2003年12月,www.xinhaunet.com.
万良国、吴荣庆:“我国矿产资源供需形势及发展趋势”,在中国矿业联合会召开的“我国主要矿产品供需形势分析与对策”研讨会上发言稿,2004年。
潘岳:“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政策”,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德国阿登纳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社会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研讨会上发言稿,2004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2004年4月,www.xinhaunet.com.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年3月,www.xinhaunet.com.
陈凤英主编:《国家经济安全》,时事出版社,200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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