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五年前，我在《人民日报》驻比利时记者站工作。结束任期的前一天，我再次来到钱秀玲夫人的家中，向她告别。在二战中，钱夫人因不顾个人安危勇救被俘的抵抗战士和人质，而被授予比利时国家勋章。她的故事早已为中国人所熟知。

记得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阳光暖融融的。和往常一样，钱夫人和我们一边吃着小点心，一边交谈。她的笑容甜甜蜜蜜，有一种浸透人心的慈祥感。一年多来，我就是这样不断地延续着采访。钱夫人的家人告诉我，几年前，因丈夫去世，她精神上受到比较大的打击，记忆力已远不如过去。老人的回忆经常是跳跃的，不那么连贯，有时是在不断地重复，有 时又会出现年代的错乱。可她的谈吐却总是那样自然、平静。脸上总是露着慈祥的笑容，仿佛她一生在做的都是一件件极其普通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钱夫人，一个平平常常的中国老人。直到我起身和她握别的最后一刻，我还是无法将那个下决心去说服德军将领的"中国小姑娘"，与面前这位老人联系在一起。

在欧洲工作时，我曾采访过一些像钱一秀玲夫人这样经历过二战的老人。在参观一些博物馆或遗址的时候，也特别留意一些有关普通人的介绍，因为每每总是他们的故事会在我内心深处激起层层涟漪。他们的命运让我更为真切地体会到了战争的真实含义。正是带着这样的思索，我写下了下面这组小故事。

60年过去了，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有关二战的反思却并没有停止。近年来，人们对二战中普通百姓的生活与遭遇越来越关注，这种关注也在影响着我对二战反思进程的思索。我读过和看过的一些有关二战的书籍和电影中，许多主角都是小人物。最典型的就是影片《拯救大兵瑞恩》。它的创作思想已经完全不同于早先拍摄的有关诺曼底登陆的影片，比如《最漫长的一天》。最近在英国出版的一些新书，也有不少是经历过二战的普通人的口述实录。

过去，我们从有关二战的作品中了解到的，大都是大人物、大事件、大场面和大背景，缺少普通百姓的故事。如今，作家和编导则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个体，用大事件、大场面、大背景来烘托个体在战争中的命运。文学艺术界出现的这种创作思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欧民众战争观的变化。历史学家赖斯·罗特尔在评价战争片的变化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本身改变了人们对战争的看法，是战后的经历改变了人们的观点。优秀的战争片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战争经历的再现，而是对战争的思考。因此，这类影片无意识之中就同社会保持了一致。"

从关注英雄、领袖和大事件到关注普通人和他们的经历，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在不断加深，这样的探索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传统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战后对人性的重视与研究。在二战结束以来心理学、宗教学、历史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本主义的脉络。法国著名思想家莫兰在其名著《反思欧洲》一书中，对源于欧洲的人本主义有过这样一段相当精辟的分析："一方面，人本主义是适用于所有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另一方面，它事实上又是极端的欧洲自我中心主义。……(二战结束后)一些欧洲人发觉他们的人本主义掩盖了一场可怕的非人惨剧，他们还发觉自己所认为是惟一的文化其实只是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一支文化，而自己的这个文化居然曾认为有权蔑视其他文化并予以毁灭之。"正是像莫兰这样的对二战原因的深层剖析，推动了战后欧洲的人文科学不断向前发展，也使得后人能够运用更多的人文学科的方法和理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关照和解读战争中人的心灵变化。

对二战的反思就这样不断地深入着。当人们在揭示战争中人性的丑恶一面的同时，也更加懂得了人格力量的重要，就会更加珍爱像钱夫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样一种精神。

战争扭曲了人的心灵，战争也让人们感受到了人类心灵的光辉。其实，每一个经历过战争的个体都有着不同的命运。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大规模战争并不完全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个人的战争。个人是渺小的、脆弱的，尤其是在战争中的个人；个人也是伟大的、坚强的，战争又给予了他们显示人类优秀品格的机会。战争中的普通人最容易被遗忘，最容易被淹没在历史的海洋之中，也最容易被领袖与英雄的光芒所遮蔽。但是，他们的不同经历却更能映射出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辉煌。

我写的这些人物虽然命运不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面对战争，他们必须做出选择。正是在这样的选择中，他们展示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不同侧面。战后欧洲的反思之所以会重视人性的教育，目的就是为了让后代更好地认识自身，敢于思考，善于思考，从而不再会面对邪恶选择沉默，或是迷失在疯狂之中。欧洲人的经历告诉我们，要让战争远离人类，就要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建立起一道扬善抑恶、保卫和平的防线。

1. 安妮的救助者与告密者

安妮·弗兰克

 1942年一个初夏的早晨，米普·吉丝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来到了。当这位普普通通的荷兰妇女走进犹太人老板的办公室时，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成为二战最著名的"救助人"之一。

米普后来回忆说："老板奥托·弗兰克请我坐下，而后对我说，'米普，我必须告诉你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秘密。我们全家打算藏在这幢楼里，你能够帮助我们吗?我们需要你为我们送食品'。我当时想也未想就脱口而出，当然，我一定会这样做的。"正是在米普、库格勒等几位荷兰人的帮助下，奥托一家和另外四个犹太人才得以暂时躲开纳粹的迫害，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普林森格拉赫特大街263号的密室中生活了两年多。

1947年，奥托的小女儿安妮在那段时间里所写的日记首次出版，日记的书名就叫《密室》，它很快就被翻译成法文、英文、中文等55种语言。从1947年至今，《安妮日记》经两次补充。在全球印行达2500万册，成为一本"让全世界感动的日记"，米普也随着这本日记的畅销成为世人眼中的英雄。"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有帮助他们的能力呀。"米普总是这样向那些对她表示敬佩的人们解释，"我们不是英雄，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帮助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米普承认，那时帮助犹太人是需要勇气的，一旦被德军发现，将会受到重罚。她觉得最难做到的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保持镇静，不能在外人面前流露出一点儿异样。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帮助安妮一家躲藏的几个人作了分工，有专门买牛奶、面包的，有专买书报杂志的，米普负责购买蔬菜和肉食。

1944年8月4日，一个晴朗的夏日。密室中的人们像往常一样，刚刚开始一天的生活。奥托走进了彼得(另一个藏在这里的犹太男孩)的房间，准备给他上英语课。他瞅了一眼手表，快要十点半了。通常，他总是在这个时间开始讲课。忽然，他们听到楼下传来了陌生人的吼叫声。

米普回忆说，她没有听见敲门声，突然看见有个瘦高个的人拿着手枪站在门口。那人用枪指着他们，压低嗓门说："谁都不要动，不许开灯!"随后，他又扭转身出去。紧接着，盖世太保军官带着荷兰纳粹警察冲了进来，他们显然已经知道了密室的位置。

一个荷兰纳粹警察对库格勒说："我们全都知道了。有人检举了你们!"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你们窝藏犹太人，他们就在这幢楼里，立即带我们上去。"库格勒、米普他们知道，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库格勒不得不站起来，向楼上走去。

藏在楼上的安妮等八个犹太人全被送进了警察局。，当晚，米普爬上密室，她在一片狼藉的屋子里看到了安妮的日记本和她们一家人的影集，还有一些显然是散落在地的纸片。米普把这些东西收起来，锁在了楼下办公桌的抽屉里。米普当时心想，安妮一定会活着回来的，到那时，她将把日记本亲手交还给安妮。一周后，德国人将密室里所有的东西全部搬走。

安妮一家被捕后，米普也曾千方百计地托人去疏通关系，设法把他们救出来，她甚至试图收买那些盖世太保，可最终还是未能成功。八人中只有安妮的父亲奥托活到了战后。

战后，奥托回到了阿姆斯特丹见到了米普。起初，米普没有把安妮的日记本交给他，她还是盼望着安妮能出现在面前。可是，后来查出的集中营档案表明，安妮和她的姐姐已经不在人世。得知这个消息后，米普才把日记本交给了安妮的父亲奥托。

《安妮日_}己》出版后，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阿姆斯特丹，寻访安妮的密室，米普担负起了讲解员的工作。不少人一看见米普，就会立刻叫起来："瞧，这就是那个真正的米普啊!"每当米普听到人们这样叫她的名字，她总会平静地告诉他们："我和你们一样，也是一个普通人。"战后，米普应邀走访了许多国家，为人们讲述安妮的故事。1987年，她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纪念安妮：一位帮助弗兰克全家躲藏的女子的故事》。

96岁的米普仍然健在。每年的8月4日，她都拉上厚厚的窗帘，拔掉电话线，在黑暗与孤独中度过那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给盖世太保打电话出卖安妮一家的肯定是个普通的荷兰人，对这个结论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提出疑问。可这个普通人究竟是谁呢?1963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拍摄了一部电视片，片名就是"谁杀害了安妮?"这家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了奥托等当事人和安妮一家的亲朋好友，可最终也未能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

二战结束后，荷兰当局也曾设法寻找过出卖安妮一家的人。有关调查人员断定，这个人一定是奥托一家认识的，或者是能够靠近"密室"的人。最早受到怀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在楼下仓库里工作的工人，另一个是打扫卫生的女工，可最终因为证据不足，未能确认。

荷兰法律部门原本指望德国人能提供一些证据，但经历过此事的盖世太保说，当时不过是有人打了个电话，讲了奥托一家人躲藏的地方。虽然有电话记录，但这记录后来很快就被销毁了。

1945年11月11日，已经回到阿姆斯特丹的安妮的父亲奥托给她在瑞士的母亲写了封信，他在信中说，不久前他去了警察局，讲述了自己家的经历。警察拿出了一大堆当年盖世太保的照片让他确认．他发现有两个人很可能参与了抓捕行动。可这两人后来都一口咬定，他们不知道这件事，由于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荷兰警方只好放弃了对这两人的起诉。1964年11月4日，荷兰政府犯罪调查部宣布，放弃继续对此案的调查，并把所有的材料都交给了检察官。

这个案子虽然已经被判定为"死案"，可这些年来荷兰人却一直没有放弃努力。荷兰的报纸上不时会有新线索的报道，但又总是未能有明确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认为已经不大可能找到那个告密者了。就在这时，英国作家卡罗尔·安·李于2002年出版了她的新著《奥托·弗兰克的秘密生活》。她在这本书中断言，有个叫阿勒斯的人出卖了安妮一家。这本书一出版，又一次让追寻告密者成为荷兰媒体关注的话题。

李说，她为了搞清这个案子，阅读了大量奥托在战前写的信件．发现有多处提到了阿勒斯。至少在1 941年时，奥托就认识了此人。在奥托一家人躲藏到"密室"之前，他曾经讹诈过奥托，说是不给他钱．他就要写信去诋毁奥托的名声。后来找到的一些材料也表明，此人一直与奥托保持着联系。这位英国作家据此分析，阿勒斯应该知道奥托一家躲在哪里。她还发现，阿勒斯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小人，他非常仇视和嫉妒犹太人。他出卖奥托等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笔钱。1944年春，阿勒斯已经是入不敷出．生活艰难。而当时凡举报一个躲藏的犹太人就可以得到40荷兰盾，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250美元。如果按躲藏在"密室"中的八人计算，他可以得到很大一笔钱。不过．这位女作家叉说，给盖世太保的电话显然不是阿勒斯打的，很可能是他另外找人打的。

在与奥托相识的荷兰人中，阿勒斯与奥托的关系一直非常复杂．．战后，阿勒斯因有为纳粹做帮凶的嫌疑而被捕，奥托听说后还给荷兰有关当局写信为他说好话、．上世纪60年代，阿勒斯又多次发表诋毁奥托的言论。，卡罗尔·安·李的新书出版后，负责保管安妮日记的荷兰战时文献中心表示，他们将据此再作调查、有关专家将重新翻阅几十年来搜集的档案，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证明阿勒斯的蛛丝马迹。

另一个受怀疑的是在附近杂货店工作的工人马雷恩。直到1971年马雷恩去世．警方的调查也没有什么结果。而马雷恩本人在去世前坚称，他不是告密者。

《安妮日记》出版后，许多热心的读者也加入了调查者的行列。他们有的是根据自己的猜想，提出疑点，有的则是根据已出版的材料，借用刑事侦探的方法来做分析。也有人认为，根本就不该把调查局限在已知的这三个人身上，很可能是后面哪幢楼上居住的人偶然发现了"密室"里的动静。安妮在日记中就写过，她有时会从厚厚的窗帘偷偷地向外眺望。会不会是这样的举动引起了什么人的怀疑呢?但是，要把后面那些楼房里所有的住户挨着个儿调查一遍显然不大可能，荷兰政府也不愿意这么做。

荷兰战时文献中心的专家说，这也许将是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即便告密者就是阿勒斯，他也早已不在人世。他们之所以一直在努力地寻找这个人，是因为告密者很可能就是他们当中普普通通的一员。二战时期，共有103000名荷兰犹太人被害，大约占荷兰犹太人总数的75％。当时，出卖躲藏的犹太人并不是少见的事情。战争开始后，有25000名左右在荷兰的犹太人躲藏了起来，后来被纳粹抓住送往集中营的有8000到9000人，其中有不少都是被告密者出卖的，而大屠杀的可怕也正在于此。直到今天，荷兰人仍然没有忘记这一切。一位波兰朋友曾送给我一本介绍揭露纳粹大屠杀的小册子《告诉你们的孩子》。这本小册子讲述了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残酷迫害的过程，还印有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照片和地图，小册子封底的一段话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荷兰人的心头之痛："大屠杀是欧洲历史和现代世界的黑洞。我们至少应该明白，大屠杀之所以会发生，正因为那些像你我一样的人类的一员做出了如此惨无人道的选择。"

2. "中国小姑娘"与德国将领

二战刚开始的时候，比利时与卢森堡交界的小镇赫伯蒙新来了一个名叫佩令吉的医生。让方圆几十里的人们觉得新奇的是，这个年轻大夫的妻子是个东方女子，她就是钱秀玲。人们称她是"中国小姑娘"。

钱秀玲于1913年3月13日出生在江苏宜兴，1929年与哥哥一起到比利时留学，后与佩令吉结婚。1937年10月，钱秀玲随作医生的丈夫从布鲁塞尔移居到赫伯蒙镇。当时镇上有一位名叫罗杰·杰拉德的青年，他是一名英勇的地下抵抗运动战士。1942年冬，罗杰被捕，并被纳粹判处死刑。罗杰的遭遇深深打动了钱秀玲。感动中，钱秀玲想求助一个人--德军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作者与钱秀玲夫人的合影

在德国军官中，法肯豪森可算是个"中国通"，曾担任过国民党军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钱秀玲最早是从堂兄钱卓伦(字企裴)那里听到这个名字的。钱卓伦是国民党军的将领，曾与当时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德国军官法肯豪森共事并结为密友。

钱秀玲的堂兄曾在信中讲过，法肯豪森是个正直的人。如果真是像堂兄所说的那样，罗杰就有可能获释。钱秀玲决定闯一闯，即使是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钱秀玲从罗杰家中回来，铺开信纸，字斟句酌地给法肯豪森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提到了堂兄信中所谈法肯豪森的为人，恳求他能从人道主义考虑，设法使罗杰免于绞刑。

第二天一大早，钱秀玲就带着长子，乘早班火车赶往160公里外的布鲁塞尔。钱秀玲至今还记得，她按照约定时间去见法肯豪森的时候是个上午，大厅里站着很多德国军官，他们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她走进法肯豪森的办公室。她开门见山地请求法肯豪森免除罗杰的死刑……几天后，罗杰的父母收到了德军的来信，说他儿子的死刑被改为有期徒刑八年。同一天，在比利时另一个小镇波依隆，一位被德军关押的同名死刑犯也被放了出来。

钱秀玲为营救抵抗战士勇闯德军司令部的消息传出后，比利时人奔走相告。她很快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女英雄。不少比利时人从各地赶来找她，请她去找法肯豪森，以救出被德军关押的亲属。热心肠的钱秀玲总是有求必应。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第二天，比利时地下抵抗组织便在艾克辛市袭击了盖世太保的一辆轿车，救出了一名被捕的抵抗战士，击毙了三名盖世太保。

6月8日凌晨五时许，500多名德军士兵和党卫军，分乘50多辆汽车和摩托车赶到艾克辛，将小城团团围住，展开报复行动。早上八时，德军在全城贴出告示，不准任何人离家，有四个想要逃走的年轻人当即被打死。德军随后将没来得及逃走的96个居民押上军车，关进了附近蒙斯市的一所监狱。德军宣布，"如果不在36小时之内交出凶手，就在广场上枪决100个人来做抵偿!"

有人建议请钱秀玲出面说服法肯豪森。艾克辛离钱秀玲住的小镇有100多公里。他们找出一辆战争开始后藏起来的"老爷车"，连忙赶往赫伯蒙镇。听了来人的讲述，钱秀玲没有多想，当即决定和他们一起上路。当时，她正怀着第五个孩子。

钱秀玲和来人连夜赶往法肯豪森的住所--布鲁塞尔南郊的斯纳佛古堡。在法肯豪森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他虽也曾下令屠杀过不少人质，但这一次，他却在钱秀玲的说服下，设法免除了这90多个比利时平民的死刑。几天后，l 9个老弱病残的人质被放了回来，其他人则被送到德国集中营去做劳工，有四人死在那里，其余的人在战后回到了家乡，与亲人团聚。

二战结束后，比利时政府为了表彰钱秀玲，授予她"国家勋章"。

法肯豪森

法肯豪森于1 878年生于德国北部鄂尔敦堡城一个皇家贵族家庭。中学毕业后，他报考了军官学校，19岁毕业时，被分到德国第9l军团任陆军少尉。

1900年，他曾作为德军中尉参加八国联军，到过中国，后入柏林东方学院学习，并出任德国驻日使馆武官。1934年夏，他再次来到中国。两年后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曾为蒋介石围剿红军出谋划策，还参与过抗日战争台儿庄之战的指挥，帮助国民党政府制定对日作战的方案。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法肯豪森与蒋介石和许多国民党政府的高官结下了情谊。

1938年，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德国政府决定撤回军事顾问团，．而法肯豪森等人写信回去，要求以个人名义留在中国，帮助中国抗战、希特勒得知后，立即严令法肯豪森等人回国，并警告说，如不执行命令，将以叛国罪论处，并取消国籍，没收财产。他们在德国国内的家眷，也将面临严重后果。当年7月8日，法肯豪森等人在广州挥泪登船，并许诺绝不会向日本方面透露任何有关中国的军事机密。法肯豪森在离开中国时说："我确信中国将赢得胜利。"

法肯豪森是一名职业军人，他曾拒绝参加纳粹党，并多次与纳粹分子发生矛盾。1939年春天，已经退役的法肯豪森应召重新穿上军装，成为德军的一名将领，后任法国北部和比利时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l 944年初，法肯豪森开始对希特勒的统治产生不满情绪，他采取了一些更为宽容的政策来管理占领区。在几次交谈中，法肯豪森都向钱秀玲夫人流露出了对战争前景的失望、比利时一位历史学家告诉我，就在钱秀玲为救人质赶到法肯豪森居住的古堡的那天晚上．德国将领隆美尔也来到了这里，当晚他就住在这里、战后发现的所有史料中，没有任何有关这两位将领那次夜谈的记录。，但历史学家推断，他们肯定谈到了推翻希特勒的计划，至少也是隆美尔把有关计划告诉了法肯豪森。

一个多月后，发生了谋杀希特勒的事件。隆美尔后因涉嫌参与军中反希特勒活动，在希特勒的逼迫下自杀。不久，法肯豪森也被党卫军逮捕，他的副官自杀身亡。

由于找不到确切的证据表明法肯豪森参与了谋杀元首案，希特勒最后并没有处死法肯豪森．而是将他关进了达豪集中营。那位历史学家告诉我，可以断定的是，隆美尔与法肯豪森的交谈是促使他接受钱秀玲劝说的一个重要因素。

法肯豪森作为德国占领军的首领，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布鲁塞尔法庭还是考虑到了法肯豪森与纳粹的区别，特别是他曾使一些比利时人免遭杀害，于1951年1月27日判处他有期徒刑12年。三周后，比利时司法机关看他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又决定予以释放。

法肯豪森开始接受审判不久，他的夫人就因病去世。谁曾想．报纸上登出钱秀玲为他辩护的消息后，却又引发了一段姻缘。原来，比利时有一位二战时的女英雄，名叫赛希丽文特。法肯豪森的审判开始后，她读了钱秀玲的专访，又听了钱秀玲等人在法庭上为法肯豪森辩护的证词，竟悄悄地喜欢上了这个德国人。赛希丽文特得知法肯豪森夫人去世的消息后，便找到钱秀玲，要她带信给法肯豪森，表达自己的爱情。于是，钱秀玲便义不容辞地当起了二人的信使，为他们穿针引线，最终使二人结为夫妻。

法肯豪森被提前释放后，就带着赛希丽文特返回了在德国的老家。此后，钱秀玲仍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钱秀玲的大儿子告诉我，1954年夏天，钱秀玲全家去奥地利度假，回来时还特意去看望了法肯豪森。1966年7月3 1日，法肯豪森在黑森州的一个小镇上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3. 被认领的美军墓地与冷清的德军墓地

1944年6月6日，成千上万名像大兵瑞恩那样普普通通的美国青年穿过枪林弹雨，前仆后继，突破了德军在诺曼底的防线，揭开了二战西线大反攻的序幕。我的一位比利时朋友曾经说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永远躺倒在欧洲大地上的美国大兵。"

二战结束后，美军在欧洲大陆留下了许多阵亡将士的墓地，后来经过整合，保留了九个较大的陵园。在欧洲工作的那几年里，我曾数次去过其中的几个墓地。正是那些洁白如玉的十字架让我对大西洋两岸百姓之间的那份情感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和成千上万安葬在美军墓地里阵亡者一样，艾迪·哈特也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大兵。1945年4月12日，哈特所在的第329步兵师G连开进了德国小城达尔比。那时已接近二战的尾声，德军全线溃败。仅携带轻型武器的哈特和他的战友们没有想到，他们会突然在这个靠近荷兰的小镇上遇到德军较大规模的部队。在坦克的掩护下，德军向G连发动了进攻。战斗中，哈特不幸中弹牺牲。那时，这个来自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农家子弟参军还不过一年。而远在美国的父亲因身体有病，已经立下遗嘱，要把家庭农场交给他来继承。哈特的遗体后来被安葬在荷兰的玛格莱登美军阵亡将士陵园。

一年后，远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哈特的妹妹收到了一封荷兰来信。寄信的是一位荷兰姑娘，信中写道："亲爱的哈特小姐，我是一个家在荷兰南方的荷兰姑娘，我想你已经知道你的哥哥艾迪就埋在这里。现在，我已经'认领'了他的墓地。亲爱的哈特小姐，我希望，你哥哥不会感到孤独，也不会被人们遗忘。"信的署名是"贝蒂·沃兰肯"。这封信从此便把大洋两岸的两个普通家庭联结在了一起。美国一家广播电视公司将这个生动的故事制作成了纪录片《感谢你，艾迪·哈特》。

像许多经历过德军蹂躏的欧洲人一样，当时只有l 5岁的贝蒂·沃兰肯对美国大兵怀着深深的敬意。当纳粹开进她家所在的米尔森市时，他们全家逃到了乡下躲藏。1944年9月，美军解放了米尔森。二战刚一结束，荷兰人就决定把数十公顷土地的永久使用权捐赠给美军，用来做阵亡将士的墓地，最多的时候，墓地里曾安葬了一万多阵亡将士。后来，有些美国人把亲属的墓地移回了国内，现在留在这里的还有8000多名士兵的墓地。

荷兰人在捐地的同时，还与比利时人一道发起了"认领墓地"的活动。由各家各户自愿报名，来"认领"美军士兵的墓地。认领者不仅要经常去扫墓，还要在阵亡者的生日、阵亡日和相关节日为墓地献上鲜花。没有多久，所有墓地就全部被"认领"。许多认领者还设法与阵亡士兵的家里取得了联系，沃尔肯就是其中之一。1956年，沃兰肯去了美国。她把墓地交给了弟弟约翰来照管。近60年来，沃尔肯一家就像哈特的亲人一样，照看着他的墓地。

我是在即将离开欧洲的时候去德军墓地的。在比利时常驻了几年，记不清去过多少次卢森堡的美军阵亡将士陵园。早就听当地人说，附近的山德维勒区还有一个德军的墓地，但每次总是来去匆匆，没有机会。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寂静的树林中不时传来鸟叫声，阵阵微风轻柔地拂面而过，令人心旷神怡。走在这样的林间小道上，很难想像到，5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这里曾是两军厮杀血肉横飞的战场。

小路的尽头是一堵深灰色的石墙，墙面中央有一个不到一米宽的小门。走进小门，视线豁然开朗，数百个灰色的石碑整整齐齐地竖立在绿色的草坪上。比起不远处的美军阵亡将士陵园，这里的景象当然要凄凉得多。那天，我们是这里的惟一造访者，寂静中能听到树叶簌簌作响。

每一块墓碑上都刻有两个人的姓名，还有军衔和出生与死亡日期。尽管这些德国大兵的生日不同、出生地不同，但所有的生命差不多都是在1944年冬画上了句号，其中很多都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

1944年冬天，在这里打响的那场突击战役是希特勒垂死前的搏击。这场大战打了40多天，美军共有七万多名将士伤亡，而德军的死亡人数则高达十多万。算起来，埋在这座墓地的还不到其中的1／10。这些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美好人生的年轻人成了希特勒垂死挣扎的牺牲品。

山德维勒的墓地总共安葬着10913个德国军人。他们脱下军装，就是普通的德国人。在墓地中穿行，我想起了德国前总理科尔曾经讲过的亲身经历。当年科尔要不是只有15岁，也会被抓去做党卫军。他亲眼看到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孩子被吊死在树上，身上还挂着一块写着"叛徒"的牌子。那孩子就是因为不愿做党卫军试图逃跑而被处死的。

我还从报纸上读到过一位名叫吉布林的美国大兵讲述的故事。"当时，我们刚刚跳伞落地，正四处寻找队友，前方树丛中突然缓缓地走出了一个举起双手投降的德国兵。走近一看，他还是个孩子，看上去只有十四五岁的模样，因害怕而不停地颤抖着"。吉布林回忆说．，同行的上尉要他按命令行事，可吉布林举起枪，又放了下来。作为空降兵，吉布林知道，他们的任务是炸毁桥梁，阻止德军向海滩方向增兵。为保证完成任务，他们不准携带俘虏。吉布林对上尉说，他还是个孩子，而且已经投降了。上尉看了看那个娃娃兵，沉默了片刻，而后命令吉布林将他捆绑在旁边的一棵树上。吉布林说他虽然经历过枪林弹雨，但是一直不能忘记的却是这个在战争开始最初一刻见到的德国娃娃兵。

战争使这些德国年轻人成了法西斯暴行的实施者，也使他们成为炮灰。50多年过去了，即使是在这片当年被战火烧焦了的土地上，要想找到战争的痕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些后来竖立而起的纪念碑只是胜利者的象征，博物馆、纪念馆里的东西又总会让人觉得不那么真实。也许，只有这些坟墓和墓碑上刻着的年、月、日，才能让人们切身体验到战争的残酷。当年只有22岁的德国兵海恩·塞韦罗曾经在诺曼底阻击过盟军登陆，他一直不愿给别人讲述自己的那段经历，直到去年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时，他才说出了当年用机枪向盟军士兵扫射时的心情："我并不是因为屠杀的欲望而开枪，我只知道如果让他们任何一个人活下来，我就得死。"

1952年，卢森堡与联邦德国签署了协议，同意在卢森堡境内保留这一墓地，并交由联邦德国的战争公墓协会来改建和管理。同年6月开始对外开放。来这里参加仪式的不仅有2000多位德国阵亡士兵的亲属，还有联邦德国各州的学生代表。用卢森堡当时的报道说，那是"一次极其生动的历史课"。当那些孩子们看到那些几乎与他们同龄的年轻人成了希特勒的牺牲品，他们当然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

4. 被迷惑的大多数与大多数人不再沉默

希特勒在纽伦堡阅兵

纽伦堡，在20世纪的世界史上，这个城市的名字是和第三帝国的兴亡联系在一起的。二战结束后，纽伦堡人修复了古城，但却留下了那些有着强烈纳粹痕迹的建筑。这些庞然大物远看十分壮观，近看却又透露出一付清冷颓败的模样。

当年，希特勒在纳粹高官们的陪同下从大门进入检阅台背后的荣耀大厅，而后再从直通检阅台的楼梯走进阅兵场。英国广播公司曾经播放过纽伦堡检阅的片断，那场面的确十分壮观。当希特勒出现在检阅台上时，全场爆发出…呼海啸般的欢呼声。整个阅兵场可以排列近百个方阵，最多时可聚集十多万人。一个个方阵走过来，阅兵场上又响起一阵阵"嗨!希特勒!""胜利万岁!"的呼喊声。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过，有这样的狂热是惟一能够吸引广大群众的力黾，"因为这些群众对迷人的力量往往会做出反应，而这种迷人的力量来源于对思想的绝对信仰，是与为这种思想进行战斗和保卫这种思想的百折不挠的热情分不开的"。

l933年，随着希特勒当上了总理，纳粹党的集会开始带有"同家庆祝活动"的色彩。希特勒在当年9月的集会上宣布，纽伦堡为"纳粹党的集会之城"，并由此开始了每年都要在纽伦堡举行为期一周的集会活动。所有的活动都有一个主题，那就是赞颂第三帝国的伟大，表达对元首的敬意。

在战后反纳粹的教育过程中，有许多参加过当年集会的人都对那段经历做过回忆。有位德国记者这样写道，1933年的那次集会期间，他在纽伦堡火车站碰巧遇到了希特勒经过。希特勒走后，周围的人们仍迟迟不肯离去，他们兴奋地围在一起议论着看见元首的"幸福时刻"。只有旁边的一位妇女默不出声。那位妇女后来对他说："我来晚了一步，没能见到元首……"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

当时的法国大使也曾应邀参加过纽伦堡的活动。他后来回忆说，那七天，整个纽伦堡从早到晚都沉浸在沸腾的热潮中。那是用语言无法表述的一种狂热，每一个参加者都怀着一种崇高的宗教感情。到处都是举着标语和旗帜的狂喜的人群。

当年阅兵场里用来接待元首的荣耀大厅后来举办永久展览，展览的主题是"迷惑与恐怖"。从介绍看，这是由一个叫做"纳粹集会地文献中心"的组织主办的永久性展览，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人们展示纳粹当年是如何迷惑普通老百姓的，如何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法西斯的恐怖分子。

展览中的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视线，那是一位中学老师在给学生讲课，黑板上写的内容是"德意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据说，当年来纽伦堡参加集会游行的就有不少希特勒青年团的代表。让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来参加如此疯狂的集会，对他们幼小的心灵来说，无疑会是一次彻底的洗涤。我想像着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组成的方阵从检阅台前通过时的情景，一阵恐惧感便从心底掠过。

如今，当地政府在这里建立了"纳粹党集会地文献中心"。在2001年11月4日的开幕式上，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新建的中心不仅为学者专家提供研究资料，同时也担负着对中小学生的教育。除了我在齐伯林阅兵场看到的那个永久性展览外，中心还组织专家为学生讲述当年纳粹的组织和宣传力式。学校也可安排学生来这里上课，在参观了现场和观看了揭露纳粹大屠杀的电视片后，专家会组织他们展开讨论。在中心的小册子上写着这样的话："组织讨论的目的是要帮助中小学生认清纳粹蛊惑人心的手段。"

战后，纽伦堡成了清算纳粹罪行的"审判之城"。这场审判让全世界，也让德国人看清1广纳粹十恶不赦的罪恶面目。但现在看来，那只是对这场浩劫反思的第一个层面。为什么那么多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会自觉地成为纳粹的追随者，会那么积极地参与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呢?站在当年希特勒检阅纳粹党徒的台子上，想像一下那疯狂的场面，也许就不难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了。

"迷惑与恐怖"，这个展览主题本身就是对第二层面反思的准确解释。它告诉所有善良的人们，纳粹不仅有恐怖的一面，也有着一种足以让你神魂颠倒的吸引力，而恐怖的力量恰恰是通过这种迷惑力而得到的。这也许正是德国人要在纽伦堡建立这样一个中心，以永久性的展览来向人们讲述这段历史的用心所在。

英国作家威尔斯有这样一句名言：历史是教育与灾难的竞赛。在二战教育的问题上，德国人显然要比日本人对这句话的含义的理解更为深刻。战后，联邦德国在中小学推行了全方位的二战历史教育。在历史课上，德国史和世界史都有相当的篇幅来讲述这段历史；在宗教和品德课上，学生们通过对世界各种宗教的了解来认识宗教的多样性。学生们还会常常就"我们是否要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容忍纳粹的罪恶?"、"为什么许多德国人看到迫害犹太人而不能出来阻止?"这样一些题目展开讨论。

在德语课上，老师会向学生推荐有关反战的小说和剧本。像《安妮日记》这样的书籍都是必读书。为了让学生们更多地了解这段历史，许多中小学都会组织学生参观有关纪念馆和展览馆，并请大屠杀的幸存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德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参观集中营旧址或有关大屠杀展览最多的社会群体是中学生。，德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还为中小学生提供资助，让他们在假期时去一些集中营旧址或二战纪念馆打工，或是组织他们为年老的犹太人提供家庭服务。

l977年，当时的联邦德国谢尔总统明确表示，德国政府反对掩饰甚至美化第三帝国历史，希望各学校在教材中增加有关揭露纳粹罪恶的内容。1978年，联邦德国各州教育部长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为保护青年人免受美化纳粹言论的毒害，学校应把培养学生的政治判断力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学校教育中应该积极抵制对"第三帝国"及其代表人物所犯罪行的掩饰甚至赞扬。

战后德国人的反思也是在个体反思基础上的全民反思。我曾看到过德国北威州教育部公布的九年级有关大屠杀教育的指导原则。这个原则的题目是"从反人道的思想到灭绝人类生命"。它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认识到希特勒当年崛起的社会思想基础，牢牢铭记纳粹的罪恶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对未来有着长远的影响。"原则"还要求，有关这些主题的教育应有助于提高下一代的责任感和对新纳粹的认识。老师不仅是在帮助学生认识这段历史，知道什么对、什么错、为什么会错，更是在培养他们反对错误的勇气和良心，培养他们对人类与和平的爱心。因此，一些教师在教学时还着重让学生认识到，在发生如此惨绝人寰大屠杀的时候，即便是没有亲自参与，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实际上也是违反人性的，也是一种犯罪。

我曾在英国作家布鲁马的书中读到这样一个情节：一位德国女教师对布鲁马说，她的学校里有一位老教师，看上去很难相处，总是一付威严的样子。有一天，有孩子问起他有关"第三帝国"的事情，他竞突然痛哭了起来。"我们都是有罪的。"他说，"我们看到1r．墙上贴着那些要杀尽犹太人的口号标语，却无动于衷。我们都是有罪的"。

教育的力量是巨大的。l992年，德国发生了新纳粹分子烧毁难民营的事件。全国各地的民众连续几天走上街头，举行反新纳粹烛光大游行。据统计，当时德国全国有300多万人参加了游行，占全国人口的27％。而在当年纳粹影响深重的慕尼黑，儿乎有一半以上的居民参加了游行，其中有许多人都是经历过二战的老人。

存访问华沙的时候，我特意去看过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死难者纪念碑。那座纪念碑之所以有名，并非因为它的高大，而是因为1970年12月7日那一天，德国总理勃兰特在那座纪念碑前双膝下跪。二战时，勃兰特曾是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本不应该由他来下跪谢罪。记得有位波兰记者当时这样写道："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做的人下跪了。"

一切正像当年欧洲一体化的创始人所设想的那样，当欧盟成为世界的重要一极，战争也在渐渐地离开这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在忏悔与反思中重新崛起的一个强大的德国最终获得了认同，而这正是欧洲长治久安的基本保证。 （丁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