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可流动性以及流动强度决定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果，也决定经济系统的活力和市场绩效，这在竞争性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出现过三轮高增长行业交替产生的过程，而每一轮高增长行业的形成，都伴随着要素的大量涌入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市场准入问题开始变得非常突出。短缺经济的结束，产生了来自于市场的进入门槛，同时也出现了低效资源的退出问题。当前，要消除大量存在的市场进入壁垒和退出障碍，既涉及进入管制制度的改革、退出援助制度的建立，还涉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反垄断等一系列内容。
要素流动以及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的演变特征
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可流动性以及流动强度决定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果，也决定经济系统的活力和市场绩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变化以及与之对应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使要素的流动性大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果明显改善，这一现象在竞争性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观察改革开放以来要素流动的变化以及市场进入、退出机制的演变过程，可总结出如下特点：
１．众多新厂商进入以及要素跨行业转移，是高增长行业能够快速形成的主要因素，这就意味着市场进入是否顺畅决定了高增长行业的形成周期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业化发展战略由计划经济时期的“重积累、轻消费”模式转变为“需求导向型”模式，并逐步形成了由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推动高增长行业形成，高增长行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曾出现过三轮高增长行业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轻纺工业，其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家电产业，其三是当前正在发育、形成中的汽车、房地产和信息产品制造等高增长产业群。在每一轮高增长行业的形成过程中，都伴随着要素的大量涌入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市场准入的问题也最为突出。
就每一轮高增长行业的形成机制而言，有着三个共同特点：
一是新企业进入是高增长行业快速形成的主要因素，而不是源于既有企业规模的扩张；许多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效新厂商对低效老厂商的替代。这两点结论在纺织、家电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得到验证。
二是不同时期高增长行业的形成，均伴随着要素在产业间的大规模转移，从而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产业和企业分工格局。
三是在新厂商进入和要素跨行业转移十分活跃的情况下，着眼于新厂商进入的市场准入政策就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绩效的关键因素，同时也对需求潜力的释放和挖掘产生重要影响。以往高增长行业的成长一般遵循如下的规律：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刺激新厂商的进入；新厂商的进入导致供给能力的快速增加和有效竞争的形成；有效竞争的形成引发了高效企业对低效企业的替代；在替代的过程中，产业竞争力得以显著提升；有效竞争同时促进了价格下降、质量提高和品种增加，又刺激了需求的进一步增长。产业能否进入这一良性循环过程，关键在于市场准入（尤其是着眼于新厂商进入的准入政策）是否顺畅。虽然不同产业存在着技术经济方面的差异（如资本和技术密集度等），但这些差异只能影响新厂商进入及其对老厂商替代的程度不同，并不能作为对某些产业实行行政性准入管制的依据。哪个产业行政性保护越多，其发展越慢，市场绩效越差。
２．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主要得益于非国有经济的进入和成长，源于所有制歧视的准入障碍依行业不同而存在程度差异。
回顾改革开放之初，纠正重工业比重过高的产业结构，主要是通过非国有经济的进入而得以调整的，过去受到传统战略压制的轻纺工业，在市场需求、价格弹性的强刺激下，推动了非国有经济更多地进入到这些领域。到了１９９８年，轻工业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达到７７．１％。在家电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以及房地产等许多领域同样可以观察到非国有经济进入和成长的现象，目前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为３６．１％。从中可得出的结论是，体制转型是从非国有经济进入开始的，尽管在此期间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但真正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的推动因素是非国有经济的进入，而不是国有企业。
非国有经济的进入和成长，产生了两方面的溢出效应：一是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二是非国有经济充当了突破政策制约的急先锋。从政策层面看，非国有经济进入的过程也是一个体制创新和政策调整的过程，还是新旧体制发生碰撞、不断出现争论的过程，尤其出现非国有经济对国有经济的部分替代之时，争论还会涉及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等重大理论问题，并且产业的重要性越高、国有经济的资产存量越大，准入政策调整遇到的制度障碍越多。
３． 短缺经济的结束，产生了来自于市场的进入门槛，同时出现了低效资源的退出问题，而退出通道不畅的矛盾变得十分突出。
短缺经济的结束，对进入和退出机制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产生了来自于市场的进入门槛。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由于供给短缺，这就难以形成来自市场的进入约束，源于市场的进入门槛较低甚至没有，造成了许多行业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关系时常出现大起大落。这一现象是市场机制不成熟的表现，也是短缺经济条件下的固有特征。短缺经济结束之后，在有效竞争的情况下，在位厂商的效率、市场容量、技术风险等方面，都对新进入厂商或新投资形成了一定的约束，抬高了进入的门槛，源于市场的进入约束正逐步形成。这一变化对准入政策的调整意义重大。
二是市场对产业组织结构的自调节功能逐步形成。短缺经济结束之后，有效竞争的形成不仅在“进入”方面产生了基于市场的约束机制，而且针对在位厂商的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优化开始发挥有效作用，“优胜劣汰”的市场生存法则得以体现。此方面的效果在准入限制较少、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例如轻纺、家电、电子信息等产业）较为显著，而在准入限制较多的行业（如汽车、石油石化等），市场的自调节功能却不如前者显著。
三是劣势企业的退出逐渐增多。劣势企业能够顺畅退出是市场经济成熟发育的标志之一。虽然首例破产案发生在短缺经济时期，但真正形成劣势企业的退出机制却是在短缺经济结束之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些低效资源和劣势企业难以继续生存，但由于相关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以及一些特定产业（例如资源型产业）的退出援助制度存在缺失，退出通道明显不畅，出现了“活不了，死不起”的企业，尤其在老工业基地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本报告执笔：冯飞）
中国经济时报 2003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