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2月1日

和杨尚昆会见李嘉诚。

1988年12月2日

上午，会见樱内义雄①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在介绍中国经济情况时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管遇到什么暂时的麻烦，如通货膨胀，都不会改变。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搞了十年。这十年应该说是成功的，它使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台阶。现在我们正在上第二个台阶，即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上第二个台阶遇到的问题比上第一个台阶所遇到的问题还复杂。现在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进行调整，保持适当的速度，这些都是不可少的。我们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问题，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上第三个台阶需要花五十年，那时遇到的问题将更多。国际上对我们的发展情况估计得比我们更乐观一些，但我们自己要小心谨慎。现在遇到的问题总有办法解决。在回答有关钱其琛访问苏联情况②的问题时指出：中苏没有理由不改善关系。中苏关系的改善，不会妨碍中国同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的继续发展。中苏之间像五十年代那种“同志式”、“同盟式”的关系已经过时了，现在需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确定新的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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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樱内义雄，当时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日本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会长。

② 1988年12月1日至3日，钱其琛应邀访问苏联。这是1957年以来中国外交部部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

1988年12月15日

审读完《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全部送审稿，让秘书转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一、我看了，内容可以。二、《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这个讲话，是就当时的情况讲的。当时我党同国民党的摩擦主要在晋冀鲁豫地区。这篇讲话要作大的删节，删去一半。删后我不看了。三、有十几篇讲话都是口语性的，文字上再加点工。不用大改，改一两个字就可以了，就顺了。改后我也不看了。按照这个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对全部文稿又作了认真校正，对《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经过再三斟酌，认为不选为宜。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央文献研究室把这一想法和文选的《出版说明》报送邓小平。一月十三日，邓小平让秘书转告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说明写得比较好，提到各个历史时期。同意《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不收入文选。

1988年12月17日

和李鹏签署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发布《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实行警官警衔制度的具体办法》。

1988年12月20日

上午，和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等，接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并合影留念。

1988年12月21日

上午，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良好政策。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还指出：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我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1988年12月27日

阅王淦昌①、王大珩②、于敏③本月二十二日来信，就他们建议将激光核聚变研究列入高新技术跟踪发展计划一事，作出批示：“请紫阳、李鹏同志酌定，我看建议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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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淦昌，当时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学技术顾问。

② 王大珩，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③ 于敏，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8年12月31日

参加第六届“运筹与健康”桥牌比赛。

中国网 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