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4日

上午，会见为中苏最高级会晤做准备工作而来访的苏联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接受他转交的戈尔巴乔夫的来信。在谈话中指出：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任务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个任务相当繁重，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太多，牵扯面太广，而且都不是小问题。为了开辟未来，也需要了解过去。不过有个限度，只是了解，不予纠缠，重点在于开辟未来。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有过曲折，并且中断了二十几年。中苏两国外长的互访，意味着已经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当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正式开始，还是中苏高级会晤，也就是我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苏关系正常化要消除三大障碍，首先要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要真正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指出：就我个人而言，希望中国能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贡献。只有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才能发展自己，摆脱落后。为此，我们必须改变同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我们同美国在“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同日本恢复了两国邦交，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我们与英国发表了联合声明，按“一国两制”的原则解决了香港问题。现在剩下的重大问题就是中苏关系问题，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会见结束时，应客人要求在俄文版的《邓小平文选》上签名留念。同日，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和谢瓦尔德纳泽分别举行记者招待会。田曾佩说，消除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已获得实质性进展。谢瓦尔德纳泽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五月访问中国。

1989年2月5日

除夕之夜，和江泽民、朱镕基①、陈丕显②、宋时轮③、周谷城④、刘靖基⑤、苏步青⑥等，同上海市各界人士一起共庆新春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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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镕基，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市长。

② 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③ 宋时轮，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④ 周谷城，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名誉主席。

⑤ 刘靖基，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顾问。

⑥ 苏步青，数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

1989年2月11日

上午，同杨尚昆谈话。

1989年2月13日

上午，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指出：中巴关系是不平常的，真正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无任何疙瘩，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能相互理解。非常特殊的是，巴基斯坦无论哪一派、哪一届政府，都坚持巴中友好。中巴两国总是互相关心的，中巴两国都需要发展自己。我们要利用可能有的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来发展自己。我们最关心的是巴基斯坦的稳定。我们高度赞赏阁下就任总理时公开声明不搞复仇政治，在处理国家事务中照顾各个方面，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1989年2月16日

乘专列离开上海，次日回到北京。

1989年2月22日

上午，会见布隆迪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布隆迪总统皮埃尔·布约亚。指出：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十年来走过的路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下去。我们坚持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不会改变。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而制定的各项主要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也不会改变。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能够克服的。我们是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存在的问题也不一样。要我们所制定的每项政策都能照顾到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总有一部分人得益多些，另一部分人得益少些。就是得益少的那部分人生活也比过去好得多，但还是要发些牢骚。我们的事情又好办，又不好办。好办的是举国一致，十亿人都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拥护发展战略；难办的是完全照顾到十亿人不容易。十年的发展使我们上了一个台阶。上台阶的好处是差不多十亿人都得到益处，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就是经济发展过热。人们提出的要求更高更难满足了。总之，这些问题我们要解决，也是能够解决的。

1989年2月23日

审阅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组本月二十日提出的《建议我国对竹下登为侵略战争辩解①应发表正式声明》，作出批示：“请常委商定”。二十四日，钱其琛在日本拜会竹下登，指出正确对待历史，才能坚持中日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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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1989年2月14日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国会答询时称：“上次大战是不是侵略，应由后世历史学家做评价。”

1989年2月26日

上午，会见在中国进行工作访问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指出：你在北京任联络处主任期间，就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了作用。我个人希望在你总统任期内，中美关系能在一种新的格局下向前发展。我不是讲战略关系，我是讲两国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尽量减少我们之间的麻烦。中美关系的最大特点是，从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到一九八九年，十七年时间里，中美关系一直向前发展。尽管双方吵过架，也有争论，也有分歧，但总的是向前发展的。所以我们总的评价是，中美关系是稳定的。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继续发展的潜力很大。我深信，两国领导人，包括美国两党，都希望中美关系在新的格局下，有更好的前景。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指出：同美国和苏联改善关系一样，中国也在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这对维护世界和平是大功大德的事。在谈到中国国内问题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还说：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 作为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委托中国桥牌协会主席荣高棠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丹尼斯·霍华德授予的世界桥联荣誉金奖。

中国网 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