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4日
在住地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
1989年11月5日
前往北京火车站迎接来华进行内部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六日上午,在同金日成举行会谈时说:这十年我们党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岗位,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这在国际上也是公认的。我们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后又包括陈云同志,包括我,那个时候还有林彪。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党所以没有垮,就是因为有这个核心,就是毛主席、周总理,把这个局面撑起来了,而且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①。这也是一个有力量的领导集体。在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和国家做了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基本上是做得好的,但也有失误,甚至是重要的失误。两个总书记失职,不是重要的失误吗?这些失误纠正起来比较顺利,但也需要总结经验。指出: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决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两个总书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政治思想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是带根本性质的错误。现在实际上换成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第三代领导集体就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江泽民同志知识面比较宽,多年来都是地方和部门的重要干部。这四个多月的中央工作很不错。他工作扎实,而且比较民主。十二日,再次同金日成进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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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叶帅,指叶剑英。
1989年11月6日
收到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来信。来信表示,美国与苏联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①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当初尼克松访华的地缘政治原因依然存在,今天,美中两国在许多重要领域有着相似的利益。来信建议,在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晤后,美国将派特使访华,向邓小平通报会晤情况,探讨如何使美中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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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89年12月2日至3日美国总统布什和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海域一艘苏联客轮上举行会谈。
1989年11月6日—9日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七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全会提议:江泽民任党中央军委主席,杨尚昆任党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任党中央军委副主席,杨白冰任党中央军委秘书长;免去杨尚昆党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免去洪学智、刘华清党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职务。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提议。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和《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决定由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指出:邓小平同志是中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
1989年11月9日
会见出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全体同志。在谈话中说: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1989年11月10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回答如何确保改革开放持续到下一个十年等问题时说:可以肯定地说,谁要走回头路,谁就要垮台。十年改革开放,虽然出了些毛病,现在需要进行治理整顿,但成就是很显著的。我们前进了一大步,使中国上了一个台阶。这一切来之不易。实践证明了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加强中央的权力是对的,但并不等于改变过去实行的改革开放以及权力下放等措施。在谈到国际问题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世界新格局。现在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秩序被打乱了,地区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现在需要国际政治家来考虑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这个问题。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提出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纠葛的建议,请基辛格转告布什总统:美国应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建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第二年适当时间正式访美。并指出: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
1989年11月12日
上午,接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并合影留念。指出: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与世界各国的军队不同。就是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也不同,因为他们的军队与我们的军队经历不同。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把我们军队建设得更好,为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还说: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1989年11月13日
上午,会见斋藤英四郎①为高级顾问、河合良一②为团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指出:在我离开领导职务之际,应该见见老朋友。你们这个团可能也是我见的最后一个正式代表团。我已经八十五岁了,再不退,不知到哪一天就变成终身制了。我自己提出应该废除终身制,自己不退就是在终身制问题上犯错误。我今后不再代表党和国家见客人,要体现真正退休。今后有些老朋友来中国,可能不见不礼貌,我可以去客人住地拜访,谈友谊。今后,我有意见,还要对领导班子讲。对新班子,我相信他们有能力把事情做好。有差错,他们自己总结,取得经验,就又前进了一步。重要的是领导班子要团结。在谈到国内情况时说:中国十年来制定的方针、政策不会变,发展战略不会变。治理整顿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前一段我们经济建设搞得太快,有点后劲不足,但我们不后悔。我们毕竟上了一个台阶,不是迈了一小步,而是一大步。我们十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一个大的失误就是政治思想教育少了,连爱国主义宣传也少了。青年人当中,有人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这实际上是一种洋奴思想。前不久的动乱,是由于思想混乱造成的,加上领导集体内部有个别人实际上在搞分裂,站在动乱一边。我们对学生采取了相当大的宽容态度。有些外国政府和舆论认为,我们实行戒严似乎犯了罪。美国曾经帮助蒋介石在台湾实行了三十多年戒严。为什么台湾戒严这么多年,美国继续积极援助,中国为了维护安定,才实行了几个月的戒严,就认为犯了罪?这是因为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差距太大了。在谈到人权、国格问题时指出:人权重要,还是国格重要?我看国格是关系国家独立、主权和尊严的问题,是压倒一切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个成员,连自己国家的独立、主权都能背叛的人,值得信任和尊重吗?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究竟现在世界政治格局是否发生了变化?变化是什么?很值得研究。在谈到中日合作时说:两国合作具有深厚的基础,这种合作要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对中日友好的方针不会改变。希望日本方面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需要自强,不要自卑。只有这样,友谊才是永恒的,合作才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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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斋藤英四郎,当时任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
② 河合良一,当时任日中经济协会会长。
1989年11月15日
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本月六日来信。指出:我一直把你看做中国的朋友,并非常希望在你任期内中美关系得到发展,而不是倒退。在我退休的时候,改变中美关系目前恶化的局面是我的心愿。读了你的信后,我对中美两国如何共同采取步骤恢复和发展友好关系问题,产生了一些想法。我已委托基辛格博士向你当面转达。我希望并相信将能得到你的积极响应。我本人和中国政府欢迎你派私人特使访华。
1989年11月17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驻华大使伦纳德·伍德科克夫妇。说:我已经八十五岁了,要想到总有一天要糊涂的。要避免在糊涂时做糊涂事,说糊涂话,避免给别的领导人制造麻烦。不要糊涂时犯错误,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中美要友好相处,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我们不做伤害美国的事,美国也不能做伤害中国的事。这次美国官方使用的手段太厉害,甚至连回旋余地也没留。中国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压力的,同中国闹僵没好处。要尽早结束这个纠葛,最好不要超过今年,为什么八十年代的事情要拖到九十年代?不必讲是谁占了上风,谁占先,谁胜利,也不能让世界上的人认为哪一家输了,哪一家屈服了。解决中美之间半年纠葛,不管美国使用什么语言、方式,要在实质上结束制裁。我们希望短期内解决这个纠葛。作为一条原则,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态度来解决纠葛。
1989年11月20日
上午,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回顾“刘邓大军”的历史。指出: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抗日战争时,全国各个解放区都有摩擦战,但集中在晋冀鲁豫地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进攻,首先也在这个地区。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野战军的格局,编成纵队。在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歼敌指标。战争开始三个月后,毛主席就说,全国战场只要每个月消灭国民党八个旅,这个仗就肯定能打胜。果然,第一年就歼敌九十七个半旅,略超过一点。就二野所在地区来说,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份额,也许还超过一点。由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战略反攻的时间提前了,比预定的不止提前一年两年。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出反攻的问题,那时反攻时间还捉摸不定。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六七月,打了一年就很有把握地确定反攻。要说原因,一个是第一年歼灭了近百个旅的敌人,相应地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善。另一个原因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要早反攻。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晋冀鲁豫在中间,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直出大别山,搞无后方作战,困难可想而知。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我们前进了一千里,直达长江,面对着武汉、南京、上海,扩大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还指出: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在回忆二野进军西南的历程时说:二野进军西南后,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到西南后,西南局规定的一九五0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头一个九十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九十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九十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这个完成得很顺利。打土匪本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声威雄壮啊,把他们打怕了,费劲也不大。六千万就是西南地区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还有一个是要提高我们部队六十万干部战士的质量,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对二野历史的回顾》。
1989年11月23日
上午,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国平息暴乱后,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强调: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中国网 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