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洛峰同志是我的连襟。但是在这篇文章里，我主要不是从亲戚的角度看洛峰，而是从党史的角度，看党的出版家黄洛峰的二三事。

洛峰在我，闻名在先，相识却在很久以后。当我还是国民党统治区一个追求进步的十几岁的好读书的学生的时候，就注意到“黄洛峰”这样一个名字。当时，我们注意的，首先是作者，那些进步的文学家、进步的社会科学家的名字。出这些人的书的书店，集中在那么几个：生活书店呀，新知书店呀，读书出版社呀。书店老板是谁？读者一般不会关心。但读得多了，不免也注意到版权页上书店的发行人、总经理，这才注意到一个常常出现的名字：黄洛峰。

开始，我以为黄洛峰是一个倾向进步的出版商，愿意支持进步文化人的资本家。后来才知道，他根本不是什么“资本家”，而是老革命、老共产党员，是党的一位出版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出版事业的一位重要的领导人。

从党史看洛峰，主要看以黄洛峰为代表人物之一的党的出版事业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其中一项突出而富有戏剧性的贡献，就是在黄洛峰主持下，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上海孤岛，公开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经典《资本论》全三卷，并且穿越战火硝烟辗转运送到大后方的重庆和根据地的延安；在抗战胜利之初，在光复了的上海，又重新印制和扩大发行了这部巨著。如果说，前一次印发还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那么，后一次印发，却正是国民党摩拳擦掌，加紧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下，而它的大幅宣传广告，竟公然同时刊登在共产党的重庆《新华日报》和国民党的南京《中央日报》之上！国民党为此震怒而下令收回了这一天的《中央日报》，反共的《救国日报》则为此发表社论：《中央日报竟为共党张目》！

为这部大书的全译而费尽心力的王亚南、郭大力，功不可没。为这部大书的出版、发行而艰苦经营和巧妙周旋的黄洛峰，也功不可没。

一九五二年我从清华大学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四年结婚，我的爱人是他的妻妹，这样我们就成为亲戚了。我知道，他在建国前夕曾任设在中央宣传部的出版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建国以后任出版总署的出版局长。黄洛峰和曾属于中宣部的这个委员会做过些什么，我不知道，也没有问过。我那时年轻，忙于眼前工作，还没有什么历史意识和历史兴趣。

年纪渐老和既老，历史意识和历史兴趣也渐增。“文革”结束以后，我转到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后来改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最后又转到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需要和个人的兴趣，使我对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产生了稍微弄弄清楚的念头。

闹“非典”那年，我在文献室工作时的几位同事编了一部《毛泽东著作编年纪事》的厚书，要我写一篇序。我在这篇序言中，引用了即将出版的《毛泽东传》的材料，澄清流行很广的误传，说正式编辑这样一部选集的动议，来自斯大林，是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底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来的。这样的传说，有根据，因为斯大林在毛泽东访苏时的确向毛作了这样的动议。但是，此说并没有反映出事情的全过程。

据《毛泽东传》介绍，还在西柏坡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编正式的毛选。毛泽东进驻北平以后，继续加紧进行。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斯大林的电报，电报里称：“据说，在苏联已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拟在最近出版。但是该选集在论文的选择方面和分类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点，并且在论文中也有许多错字错句。现在中共中央正在重新选订《毛泽东选集》，并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校正，此校正本可于本年六月底出版。那时我们可将新版迅速送达苏联。所以希望暂不要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译本付印，待我们的新版（《毛泽东选集》订正本）送到时，根据此新版与原来的东北版对照作了增减和修订后，再行出版。至盼。”

《毛泽东传》接着引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洛峰十月五日的工作报告。我为《毛泽东著作编年纪事》写序的时候，没有去查这个报告的原文，只是引用了毛传对这个报告的转述。现在写纪念黄洛峰的文章，就去查了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一册）。原来黄洛峰这个报告是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其中专有一个部分“统一出版先从统一版本开始”，又专有一节讲“重排《毛泽东选集》”。在这一节里，黄洛峰报告说：

“《毛选》是中国党的一部最重要的文献，也可以说是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起到现在一百零九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大篇总结。毛主席的这部伟大著作，经过《毛选》编委会的重新编选，交给我们重新排版，我们认为是一种光荣的政治任务。

“《毛选》新版在五月六日发稿，六月初排完，六月中旬我们校完了三校，现在编委会也已校对完毕，全部校样，正送呈毛主席亲自校阅中，业经毛主席亲自校阅改正后第二次送校的约有五百面，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为印好《毛选》，我们又改革了校对制度，树立了新的校对办法。

“《毛选》新版，不同于过去的各种版本的，有三个特点：（一）新版是按照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不同的时期，以时期为经，以文章为纬编选的；（二）《毛选》编委会，在许多需要加以注释的地方，加上了注释；（三）编委会在卷首有一篇编印新版的说明，这篇说明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对学习党史学习毛泽东思想都会有极大的帮助的。

“校阅工作很快就要完成了，我们所最耽心的是恐怕不能很快的印好装成；更耽心的是由于印刷条件的不够，恐怕在印制上，赶不上东北版。为了这些，当四月二十四日北平新华印刷厂举行开工典礼的时候，我们就曾号召全厂为印好《毛选》而努力。开始发排的时候，我们也曾动员了整个出版部门的同志们，为迎接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而努力。我们希望在大家的督促鼓励之下，能够让我们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一册）中，还有不少黄洛峰、出版委员会与毛选出版准备工作的材料：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致电东北局称：“黄洛峰是调来准备担任中央出版局工作的，望帮助他了解东北及三联两书店的出版情形、干部配备、印刷力量和纸张供求情况，然后要他迅速前来，以便建立中央出版局。”

以后出版委员会的历次会议记录中，不断有关于《毛选》出版准备工作的事项。有趣的是，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三日第十五次会议记录中有这样一条：

“《人民晚报》登载《毛选》七月中出版一案，请追究消息来源。

“决议：由秘书室函询《人民晚报》消息来源，提会核议。俟后凡有关出版发行消息均统一由会本部发布，由黄洛峰、华应申两同志担任发言人，各单位不得自由发表未经批准的消息。”

《人民晚报》这个消息，证之以毛泽东给苏联的内部电报和出版委员会会议的内部记录，并不是空穴来风，只是未经批准发表。《人民晚报》当时是《人民日报》办的晚报。记者编辑和干部群众期望《毛选》出版消息的心情之热切，于此可见。

总之，先是向苏联通报一九四九年六月底出版，后又由黄洛峰代表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向出版界通报开国大典前毛泽东已看完全书清样的三分之一。大家都以为《毛选》新版出版在即。但是，因为毛泽东忙于建国之初的外交内政，也因为毛泽东校订清样的仔细和为毛选作题注、注释的繁重，原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的计划一再延迟。斯大林在毛泽东访苏时向毛提出毛选的建议，与毛选出版一再推迟的情况有关吧。

直到抗美援朝局势初步稳定，毛泽东腾出手来在石家庄集中精力和时间，完成毛选的选编、修订和注释工作，一九五一年建党三十周年前后，才出版了新版《毛泽东选集》的第一卷。

黄洛峰没有参与新版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但为新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出了很大的力气。发稿付排，多次校对，因为作者看清样时又反复修改，付排校对也得反复多次。还有准备纸张，安排印刷，设计装帧，组织发行。作为党中央宣传部的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的出版总署出版局长和毛泽东选集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黄洛峰，从领导的角度来说，恐怕是对这项工作负责的第一人。这项工作，恐怕也是他在任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在他家里看到过新版《毛泽东选集》的特制精装本，据说只印了两百本，分送当时的中央委员。他近水楼台，也收藏了一本，十分珍惜。当时有人批评印这样的本子太豪华，是浪费，其实另印特制精装本，在进步的出版界是一个传统。鲁迅为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就另印过特制精装本，许广平为《鲁迅全集》，也另印过特制精装本！新中国为毛泽东选集，为什么不可以另印特制精装本呢？

黄洛峰那篇作于开国大典之后四天的报告，是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当前情况和近期安排的报告。这时的黄洛峰，一定跃跃欲试，心中已有或者正在酝酿关于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前景的一个宏伟的蓝图。

黄洛峰在新中国的出版工作领导岗位上多年，但我的印象是他逐渐淡出实际的核心领导，而转向培养出版干部这类的工作。一九六四年文化部整风，整“三十年代”，他也是挨整的对象，被指为三十年代出版界的“祖师爷”，类似于夏衍被指为三十年代电影界的“祖师爷”、田汉被指为三十年代戏剧界的“祖师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化战线这些年轻的、发愤有为的共产党员，因为幼稚因为环境因为什么，在思想上工作上不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从三十年代起就在党领导的文化战线的地下工作中艰苦奋斗，不说有什么殊荣，总不应该成为什么罪名吧。

整风之后黄洛峰被调离文化部，转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民族研究所。也就是离开出版工作的本行了。“文革”中自然一样被打倒。“文革”后期复出，安排在历史博物馆。还是没有回到本行。

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新时期中，黄洛峰三十年代以来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出版工作方面的资历、经验、智慧被重新重视起来。他工作岗位仍在博物馆，却被邀请参加了出版界的一些活动。他是很高兴的。但是，天不假年，他最终没有能够在出版事业的改革开放发展中再施展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