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莉

五四 ”以后，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先进人士的视野中凸显出来，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几乎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们的代言人。从文化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理想的基本特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追求有很大的一致性，这构成了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文化基础。

中国文化在几千年来只孕育了一个理想社会的形态，即“大同”社会，它不仅是社会理想，也构成了中国文化乌托邦精神的支柱。古代的“大同”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境遇中经过康有为的解说而具有了新的意义。在康有为的影响之下，中国后来的各派知识分子和先进人士都从这里开始关注中国命运和未来发展途径，使中国人民有了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文化基础。

“大同”理想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历史积淀和内涵。它所憧憬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与“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的道德伦理追求，特别是儒家的道德理想相一致。 “天下为公”与至善至德相统一的理想社会，长期影响着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制约着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设计。“大同”社会理想在本质上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社会理想，是一个世俗的太平社会原型。它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选择西方社会理论的一种基本“支援意识”。

康有为的《大同书》等著作，系统阐释了古代“大同”学说，使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具有了近代意义。他试图把中国文化的“大同”乌托邦精神融汇到中国近代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过程之中去。在他的“大同”思想体系中明显地包含了对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吸收，这使他对私有制持一种批判态度，幻想建立一个“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乌托邦社会理想。因此，康有为使中国古代的“大同”乌托邦理想与近代西方的社会理论，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联结起来，成为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文化基础。

梁启超深受康有为的影响， “世界大同”构成了其理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基础。他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隐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兮，资本归兮，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他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1904年2月14日）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与理想已经包含了中国人民走向成功的基础，“第一，我国民大成功之根本理想，则世界主义也”。“第二，人类平等之理想，又我国民成功一要素也”。（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1920年10月）他将社会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来，并对中国的思想界和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

孙中山始终信奉并竭力倡言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与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结合起来，形成了民生主义。他信奉《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社会理想，主张“天下为公”。在孙中山看来，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几乎是一回事，他甚至用“大同主义”去理解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在李大钊所设定的走向人类大同的程序中，反映出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影响。（《李大钊文集》(上)，第625～626页）在他的“世界联邦”构想中实际上溶进了中国“大同”理想的成份，他认为人类必然统一，而“民主主义、联治主义”等都只是通往“世界大同”的记号。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前景去透视中国社会的出路，李大钊对中国文化的前途并不悲观。尽管陈独秀对传统文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在他的理论境界中也相信“大同主义”，极赞成“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4页）在其他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大同”理想的影响。青年毛泽东曾经认真研究过康有为的《大同书》，并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毛泽东：《伦理学批语》，1917～1918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延续性支配着毛泽东早年的世界观。

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机缘，其中包含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背景。中国文化的“大同”学说无疑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文化选择的心理基础和重要的文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