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胡锦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为了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他还从八个方面，通过“荣与耻”的对比，阐述了基本内涵。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富有现实意义的思想主张。因此，在全国人民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响。为了深入学习理解这一思想主张，本文从文化反思的角度，着重分析一下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性。
问题取向：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前提
我们知道，胡锦涛主席所概括的“八荣八耻”所明确针对的正是现实社会生活中、人生价值观中存在的问题，其中的“八耻”说的就是社会中尚存的一些丑陋现象、价值失衡现象、消极现象，像危害祖国、背离人民、愚昧无知、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等等。显然，这些现象都是无法回避的，它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应有的价值理念是完全相悖的。
现在需要首先讨论的问题在于：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些现象，进而如何深刻分析这些现象？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这些现象。但具体到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这些现象的滋生又都有其复杂的根源，而且同该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潜在联系。
从这些现象的内在关系来看，我们还不难发现：有些现象更具本质属性特征，根除的难度则更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确曾着力于“扫除”这些旧社会的“痕迹”，甚至于还采取了很多“极端的作法”（诸如：“搞运动的方法”。“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思想革命”强调：“破私立公”，“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集体主义”来取代“个人主义”等），但最终也没有能够达到主观预设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整个社会转型的深入，传统的“平衡”被彻底打破，思想道德领域从“一统”到呈现“真空”，价值取向出现失衡。由此引发的问题很多，亦很复杂。但我认为：在人们的精神领域，目前最严重的、最值得关切的问题就是极端利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得以盛行，其基本实质在于无力理性处理个人与社会、国家、民族的关系。
因此，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首先就要正确认知这两种倾向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很难设想，一个充斥利己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会真正去热爱国家、遵纪守法、奉献社会、关爱他人、艰苦奋斗。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为，无论是极端利己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都是典型的“私”念，并且是中国文化中难以根治的顽症，因为有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他的传世名著《新民说》（即改造国民之论，发表于1902年）中就说过，吾国“所最难变者，则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之弊，深中于人心也”。“势利所趋之若蚁，而更自造一种道德以饰其丑而美其名也”。要让国人明白：“真利己”，“保己之利永不失”，“非养成国家思想不能为功也”。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进程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思想导向颇值得关注，这就是把个人主义（西方文化的产物）和利己主义加以混淆，直接造成了思想的混乱。这种混乱，掩盖了人们对利己主义的辨认和追问，延误了启蒙，至今还有很深的影响。严格地说，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重视个人的价值，保护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的权益。同时，它也特别讲求对社会的责任（处理好“大我”与“小我”的关系），讲求自律、容忍异己。针对国人对个人主义的长期误读，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胡适就曾专门提出要进行必要的“思想训练”，培养公民“健全的个人主义”，以反对极端的利己主义。今天看来，他的思想主张仍有其不可磨灭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公民理性：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价值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它集中体现了现代公民的理性。我们说，公民理性是现代国民必备的基础性修养，也是现代民族精神之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键性任务之一就是要通过思想启蒙，努力培养公民理性。
在我看来，这种公民理性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公共观念、法制观念、责任伦理、义务感、志愿意识、自律性，等等。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来看，公民理性是近代文明的思维产物，在中国传统文明中一直是缺失的。对于这一关键性缺失，中国近代文化的先觉者梁启超和梁漱溟都有高度警觉，并做出过十分深刻的评论。在《新民说》中，梁启超认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然而，“偏于私德，而公德阙如”。“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梁启超认为，由于“不知公德”，也就导致只“享权利而不尽义务”（梁启超举例说，中国人这种“义务观念”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交租税”与“服兵役”两大要件）。他说，“吾中国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主义（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引者注），实为德育之中心点”。“今吾中国所以日即衰落者，岂有他哉，束身寡过善士太多，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讲“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千万条理即由是生焉”。由此可见，公德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性道德。梁启超的这些观点至今仍能使我们感到耳目一新。
梁启超不仅大力提倡公共道德观念的培养，而且还强调“自律意识”。也是在阐述“新民之道”时，他针对时人对“自由”的曲解，奋力疾呼“自由之德”不可缺失。他告诫时人，有人“妄窃一二口头禅语，暴戾恣睢，不服公律，不顾公益，而漫然号于众：‘吾自由也’。则自由之祸，将烈于洪水猛兽矣”。“然自由之德不备，而徒漫言自由，是将欲急之，反以缓之; 将欲利之，反以害之也。故自由与制裁（即自律，引者注）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已，又乃相待相成，不可须臾离”。
梁漱溟颇为赞同梁启超的观点。在分析中西文化之异同时，他也说，“第一，公共观念；第二，纪律习惯；第三，组织能力；第四，法制精神。这四点亦可总括以‘公德’一词称之。公德，就是人类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这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在他看来，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着眼，中国人所最缺乏的便是“公共观念”，而“公共观念”则是一切“公德”之基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梁漱溟认为，“人们的品性，固皆养成于不知不觉之间，但同时亦应承认，公共观念不失为一切公德之本。所谓公共观念，即指国民之于其国，地方人之于其地方，教徒之于其教，党员之于其党，合作社社员之于其社┅┅如是之类的概念。中国人，于身家而外漠不关心，素来缺乏于此。特别是国家观念之薄弱，使外国人惊奇。┅┅其实这种不同，决不是天生地从血里带来，亦不是学说或教育（狭义）之结果。而是社会构造不同，生活环境有异，从而形成之情操习惯自不免两样耳。” （《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161页）
我们注意到，在已经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也明确规定：社会公德是国家公民在社会生活交往中应该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它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关系。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恐怕应是思想启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结合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对社会公德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要从历史的、理论的、现实生活的角度，对社会公德做出切实的解析，把个中的问题和道理向公众阐释清楚，从而进行必要的思想启蒙。同时，在社会公德的培育中，有一种特殊的德——“官德”更需要在现实中给予格外关注。国家的各级官员，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他们掌握着重要的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的整体素质、公共道德水准、社会责任感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因此，应当把加强官德纳入到社会公德范畴之中。
自觉笃行：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途径
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涉及的不单纯是理论问题，而且亦是具体的践诺。但是，要想行则首先需知，只有在深刻认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真切的感悟，从而坚定地履行其义务，达到知与行的有机统一。
同时，也还是要考虑到：要将高尚的价值理念真正转化为广大公众的自我实践，的确需要有一个相当细微的思想过程。在这个思想过程中，教育是最重要的手段。教育也就是启蒙，通过启蒙，可以使人彻底走出蒙昧。当年，邓小平在谈到“肃清封建主义流毒”时的一段讲话很值得我们加以重温。他说，“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为了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为人民做贡献，为社会做贡献，为人类做贡献。”在具体作法上，“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5—336页）。
当然，对不同种类的人也要有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要有具体的针对性，要体现行业特点。对青少年的教育尤其要讲清道理，使他们真正明辨是非。对各行各业，尤其是公职人员来说，要联系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一种）的培养，真正养成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