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后，肩负全国宣传工作领导责任的陆定一，经常思考着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就是怎样发展我国的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事业。尤其到1956 年初，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央关于“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为意识形态领域更好更快地发展各项事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还存在着束缚这些事业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表现为党内对知识分子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宗派主义，学术研究存在“舆论一律”的严重制约，学习苏联经验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表明，迫切需要制定一个正确领导科学和文艺工作、妥善处理各种关系的总方针。

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专门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陆定一在会上的发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表严格区别开来)，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龚育之、刘武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光明日报》1986年5月21日）同年2月，陆定一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上汇报学术界的情况时，如实地揭露和批评了苏联在领导科学、文化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及其对我国的不良影响，提出应该破除对苏联的迷信。其中提到了三件事：第一件是在遗传学界，苏联说米丘林学派是社会主义的，并以此作为权威；相反，则把摩尔根学派扣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帽子，不容许它的存在和发展。陆定一明确表示我们不要这样做，应该让两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在竞争中证明哪一派是正确的。第二件事是医学界，有些人乱贴政治标签，认为苏联的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德国的魏尔啸(细胞病理学说的创立者)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则是封建医学。他指出，按照这种观点，必然导致反对中医，排斥西医，专靠巴甫洛夫的药包医百病。第三件事是历史学界，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有不同看法。他明确指出这是学术问题，要根据考古发掘出来的实物，由历史学家自己讨论解决。总之，陆定一认为，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 抬高另一个学派。（程中原、夏杏珍著：《文坛寻踪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会议在讨论过程中，陆定一4月27日的发言再次提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把那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并且指出，“文艺在苏联共产党内是干涉最多的一个部门，无数的清规戒律”，“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其他主义有一点无关大局。”（《陆定一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4—498页。）陈伯达4月28日的发言也说：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去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0页。）这次会议经过广泛的讨论，毛泽东采纳了陆定一、陈伯达的上述意见。4月28日，他在会上所作的总结讲话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还说，“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5页。）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至此，作为繁荣科学和文化的基本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终于应运而生。

“双百”方针的形成和公开宣布，在知识分子中很快成为谈论的热点，大家迫切希望进一步了解为什么要实行这个方针，以及将如何贯彻执行。这时，有200多位科学家集中北京起草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 (1956—1967年)也正在制定。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提议向这些起草规划的专家讲一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也有这个要求。经刘少奇指定，陆定一受党中央的委托，1956年5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对一批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对“双百”方针的内涵、提出的时代背景及有关政策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要把我国富强起来，除了必须巩固人民政权、发展经济和教育、加强国防以外，“还必须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缺少这一条是不行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也就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贯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所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总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努力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 使我国的科学工作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说：“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为了正确贯彻“双百”方针，陆定一在报告中还强调全党必须去掉宗派主义、清规戒律和骄傲自大，坚持谦虚谨慎、尊重别人，团结一切愿意合作或可能合作的人。两天后，陆定一在同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时，进一步提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摆脱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走出一条党管理科学文化事业的新路来。

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在学术界、文艺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会后，他又吸收郭沫若、茅盾等人来信的意见作了修改，加了一段全面评价《红楼梦》研究专家俞平伯的话，同时在提倡学术自由的那段论述下面，用加注的方式摘引几位科学家的来信，明确表示他们关于防止对“百家争鸣”发生误解的意见，是经验之谈，是有道理的，来信中指出的误解和偏向是应该防止的。6月7日，陆定一将精心修改过的讲话稿，连同郭沫若等5件来信，送毛泽东审阅。第二天，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作了一点修改，认为“此件很好，可以发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 6月13日，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陆定一不仅率先倡导在学术研究中实行“百家争鸣”，在“双百”方针形成后又作了系统的阐释，而且为贯彻这个方针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遗憾的是，后来发生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以及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都产生了严重的恶果。十年“文革”期间，更是文艺园地百花凋零，学术领域万马齐喑。直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拨乱反正的伟大转折以后，文化、科学工作才重新迎来蓬勃发展的春天。数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只有正确估量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坚定不移地实行“双百”方针，才能促进文化繁荣、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因此，我们也就更加怀念陆定一同志，他对倡导和推行“双百”方针的巨大历史功勋应该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