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世纪伟人，他几乎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过程。长期革命生涯特别是“三落三起”的独特经历，赋予了邓小平非凡的智慧和胆识。他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终于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邓小平不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伟大的继承者，他开创的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独领风骚，永载史册。
晚年的杰出贡献
邓小平一生的辉煌，是与他投身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整个历程分不开的。然而，无论是作为“刘邓大军”的邓小平，还是八大选为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都不是他人生的巅峰时期，邓小平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他的晚年。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并下放江西劳动改造了4年的邓小平，1975年1月5日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5天后十届二中全会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7天后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又任命他为国务院副总理。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是他晚年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根据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大刀阔斧地在铁路、工业、农业、科技、教育、军队等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但紧接着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夭折了，他本人再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两年后，他又奇迹般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1978年12月13日，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随即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我们党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我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发表南方谈话，邓小平为我们党和国家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正确总结历史。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全面拨乱反正。第二件事是开创未来。创立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第三件事是倡导退休制。为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邓小平虽然从未有过党和国家“一把手”的头衔，但由于他做了以上三件事情，其历史地位和伟大功绩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公认的，不可动摇的。
先看他做的第一件事情。针对当时党内外存在的“两个凡是”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两种错误倾向，邓小平一方面充分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号召全党同志解放思想。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另一方面又坚决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要求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能够在这两方面找到最佳结合点，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远见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当时，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和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就要给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大批冤假错案平反。为了说服党内一些人不要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多次与中央负责同志和历史问题决议起草组的同志谈话。他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1956年起我就当总书记，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个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他还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这些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了邓小平的政治胸怀和远见卓识。
再看他做的第二件事情。以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全党在对历史问题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轻装前进了。邓小平一直主张“不争论”，一心一意搞建设。1982年9月他在十二大开幕式上强调指出，80年代的三大任务核心是经济建设。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两周之后，他对来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找到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1987 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未来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目标。1992年根据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精神，十四大正式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邓小平理论体系完全形成。
最后看他做的第三件事情。在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首次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同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采取“半退”方式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是应该建立退休制度。此后，他在党的会议和与外宾的谈话中，都多次强调要大胆使用年轻干部、老同志要给年轻人腾位子的问题。1989年 6月16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说：“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同年9月4日，邓小平宣布他的退休决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他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不管怎样，邓小平带的这个头在我们党乃至整个共运史上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对政治家来说，是非功过自有历史评说。邓小平当听到一些外宾赞扬他时总是说：“让历史去评价吧”；“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的发明。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他几次讲农村改革的发明权是农民。）又说：“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我多次拒绝外国人要我写自传。如果自传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那有什么必要。”“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一九九七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我也想去台湾看看，不过看来一九九七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决定退休时他特意嘱咐：“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作为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尽管邓小平一定意义上也是带着“遗憾”走的，但他上述对自己的评价无论如何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邓小平理论的实质
邓小平从未发表过长篇大论，他认为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要管用，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实际，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即邓小平理论。目前收集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的不少讲话和谈话，其深邃的理论思考真正是非同凡响、令人折服的重要思想。同对待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我们也不能认为邓小平讲的每句话都是天衣无缝、绝对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通读邓小平的著作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邓小平是一个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而又不死守教条的人，是一个从世情、国情、民情出发非常务实的人，是一个敢为天下先勇于创新的人，是一个视国家和 人民根本利益高于一切的人。由此来看邓小平理论的实质，说到底 就是求真务实的理论，是改革创新的理论，是加快发展的理论，是强国富民的理论；其科学性、实践性、开创性和民族性，是邓小平理论的显著特点。
所谓科学性，就是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国际形势和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时代发展的新水平。邓小平曾坦率地告诉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后来又以同样的口吻告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又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邓小平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打不倒的，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这就是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也是形成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思想基础和科学依据。
所谓实践性，就是邓小平理论始终贯穿和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说：“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面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认定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发展生产力，规划“三步走”的目标，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等，无不是从当前国内外实际出发进行的重大战略考虑。邓小平经常讲，我们干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善于发现和及时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是邓小平理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所谓开创性，就是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敢于创新，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在于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吸收新的成果，充实新的内容，展示新的风采。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又说，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什么事情都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邓小平正是以这种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勇气，不唯本本，不守教条，不抄模式，敢闯敢试，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创新精神的邓小平理论。
所谓民族性，就是从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曾说，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始终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在解决香港问题时，他明确告诉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89年以后面对西方的制裁，邓小平又说：“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OO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正是在这种执着的爱国主义情怀驱使下，才赋予邓小平想问题、作决定义无反顾的力量和勇气。用他自己的话说，胆略的基础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勇气是来自人民的拥护。这是邓小平理论具有可贵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群众根基的奥秘所在。
新时期的战略意义
事实证明，我们党如果没有邓小平在毛泽东之后发挥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就没有今天的一切。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留下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既是我们党的旗帜，也是中华民族的旗帜。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开创的事业——改革开放新时期，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
首先，中国的社会主义旗帜没有倒。邓小平始终以政治家的宽广眼界和胸怀密切关注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新动向，把中国的矛盾和问题置于整个时代发展的趋势中去考察、去判断，审时度势地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而使我们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面前赢得了主动。这就是中国之所以在当初世界社会主义政权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时，能够站住的根本原因。如果我国的改革开放不先走一步，人民群众得不到实惠的话，后果同样不堪设想。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这是新时期的第一个战略意义。
其次，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辞世的1997年，2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初步奠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5．92倍，其间年均增长9．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3%的水平，使当时我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7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居世界第2位，外贸总额从1978年的世界第27位越居前10位。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总体上解决了10多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使大多数城市居民和广大东部及中部地区的人口初步进入了小康水平。从振兴中华和造福于民的角度看，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同辛亥革命和新中国诞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和里程碑。这是新时期的第二个战略意义。
第三，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了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国所以在世界上越来越不被人小看，根本原因就是综合国力在日益增强。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今天无论什么人和出于何种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发展，都不能不为中国的巨大变化刮目相看。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决定一切，在当代世界竞争和各种挑战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是这样，在未来解决国内所有重大问题、包括最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是这样。而且中国解决好了自己的问题，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尽管我们不会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向外“推销”， 更不会强加于人，但是已有一些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愿意学习和借鉴我国的发展经验，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探索超越了国界。这是新时期的第三个战略意义。
总之，历史和现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是我们党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找到的正确发展道路的伟大转折时期，是已经并将继续为中华民族腾飞以及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的关键起步时期。无论我们目前还面临多少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也无论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多少困难和风险，中国只要沿着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以新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