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各色人等的回忆和自述

我在《党史札记》中写过三篇读后感，介绍和评论我的三位同学（记者金凤，外交官冀朝铸，志愿军战士张泽石）的自述。为什么把这些人的自述，拿到《党史札记》中来评论？他们可以算是党史人物吗？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列入“党史人物”有什么规格。我说过：把这些读后感列入党史札记，并不是主张把这几位自述者写进党史。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党史并不只是党的文件和会议，党的领袖和英雄，而且是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斗争和命运的总体的描述，一个一个人的故事和经历未必能写进党史，而研究党史则不能不研究一个一个人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研究党史的人，要多读些各种人写的、写各种人在这时代中的经历的书。

各种人写自己经历的书，我在《党史札记》中还提到《温济泽自述》，他是右派改正的第一人。在《二〇〇四年我的读书单》中又列了《黄慕兰自传》，一位做秘密工作的老人的传奇人生，和剧作家杜高的《又见昨天》。如果开《二〇〇五年我的读书单》，还应该列上活跃的理论家吴江的《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新闻和文化工作者沈容的《红色记忆》，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毛主席写信状告迟群的刘冰的《风雨岁月》和《求索：难忘的历程》，夫妇外交家章文晋的夫人张颖的《外交风云亲历记》，还要加上刚读完的曾任中央电视台台长戴临风的韵言为主加上旁白的诗体自传《千韵人生》。这只是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来说的，不说挂一漏万，也是挂一漏百，挂一漏十吧。

这类自述性的出版物，不容易找到汇总的书单。常常是得不到出版消息，得到出版消息也找不到购书的地方。各种出版社都出这类书，发挥多个积极性而不是只有一个积极性，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此处不出我书，自有出我书处。”但是，从读者来说，如果几个出版社，成系列地出版这类书，形成几套丛书，使各个丛书形成自己的品牌，那就更好了。已经有几个出版社这样做了。一个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百年人生》丛书，其中我读过的有民主人士、廿年落难、晚年入党的叶笃义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的《思痛录》、作家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历史学家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翻译家杨宪益的《漏船载酒忆当年》等多种，杜高的《又见昨天》就是其中的一种。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了一套《口述自传》丛书，我读过三种（黄药眠、文强、舒芜），还编了一种《口述历史》丛刊，已出三辑，希望丛书和丛刊能如约继续出下去。一个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出了一套口述传记丛书，冀朝铸那本即是其中之一，我看过的还有朱正的《小书生大时代》、何满子的《跋涉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消息闭塞，近年来没有听到这套丛书的下文。

聚散书为丛书，持之有恒，锲而不舍，积以时日，这样的丛书在出版界读书界就会形成名牌，发挥出散书难有的效应。

（八）关于自费印刷物

现代排版印刷的条件比过去方便多了，社会的财富状况也比过去优越多了，所以古代有钱人自费刻书的传统，今天普通人也可以做到。有些书，出版社不出，人们就自费印出，分送友人。朱正主编的《1957：新湖南报人》，就是这样一本书，记载了那一年报纸编辑部划“右派”人数占总人数比例最大（一百四十三人中五十四人打成“右派”）的历史事件。五十四人中的刘皓宇，写了一本《人·鬼·人》，也是这样印出的。几年前我收到中央党校一位老干部杨德修自费印出的《自写当年》。最近，我还收到不相识的李理寄来自费印出的《俺这一辈子》。这样印出的书，日渐多了起来。

能自费印刷非卖的书籍，是一大开放。这叫做：“处处不出我书，我走自印之路。”但如果能由有眼光、有气魄的出版社，把那些质量高的、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书籍，公开出版发售，那就更好了。《虽九死其犹未悔》在群言出版社出版时，原定是严格限制的“内部发行”，差不多等于是自费印刷分送，到《百年人生》丛书中就公开出版了，这就是开放，这就是进步。

（九）关于境外出版物

境外有关中共党史的出版物据说相当多，其中有的还因作者身份并被渲染而颇为风行。我只读过零星的几种，这零星的几种中有些我也不准备在这里加以评论。但《二〇〇四年我的读书单》里，列了两本境外出版物：高勇的《胡耀邦主政团中央》和唐宝林的《中国托派史》。我不明白，是什么缘故，这两本书不能在大陆出版。前一本有作者的亲历亲闻，后一本有作者在大陆搜集的大量档案史料。我知道，有些著作，原来也是先在境外出版，后来在大陆也出版了，如：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这也是开放，这也是进步。

近些年我还读了几本“两案”被审或相关人员在境外出版的基本上属于自辩性质或反省性质的书。那些反省性质的书，是不是在境内也能出版？那些人的自我辩护，是不是也可以让人听听？自辩得全无反省，可以让人了解还有这样的人物和思想存在，自辩中如果包含有若干事实，那也有助于弄清历史细节的真相。我知道，包括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郑超麟回忆录》、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在内的一套书，原来都是境外分别出版的，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由大陆用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印出。出版说明中说：“为了满足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计划有选择地翻译和翻印少量国外和港台出版的、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关研究中共党史的著述和资料，供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党史工作者参阅。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等原因，这些书籍不同程度地都有一些歪曲史实，吹嘘自己，诬蔑、攻击我党和有关领导同志的内容。我们均按原文排印，内容没有删节。”现在这套书又由东方出版社再版，出版说明说：“由于上述图书当时印量很少，目前图书市场上已经绝版，但仍不断有读者来信索要复印上述资料。有鉴于此，我们报经有关部门同意，在系统清理的基础上重版以上若干史料，并定名为《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内部出版，限量发行。”如果照此办理，是不是可以把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两案”或相关人员的境外出版物，也在大陆“内部出版，限量发行”，供中共党史研究者参阅呢？也许，还要等多少年，等所说的事情真正成为久远的历史以后，才能这样做？

（十）关于国家档案和个人档案

《二〇〇四年我的读书单》在提到杜高的《又见昨天》时，一并提到李辉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这是一本奇书。奇就奇在是李辉从潘家园旧货市场买到了“劳改犯”杜高的全部劳改档案，并在征得杜高同意的情况下予以公布，编成此书。杜高应不应该劳改，有关部门已经做出改正结论，这里无需再说。但是，既然在国家的公安部门接受劳改，这种档案本来只应该保存在公安部门，现在竟然流入了旧货市场。

流入民间进了旧货市场的国家档案，大概还有。一位不相识的民间收藏家给我送来一份他从旧货市场购到的档案，请我鉴定，看是不是真品。这是开国大典之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预备会议和第一次正式会议的签到簿和记录纸。正式会议的记录还经过修改，改动的笔迹很像是毛泽东本人的笔迹。历史情节是完全符合的，这我能鉴定；但档案是不是真品，我无法鉴定。我介绍他找中央档案馆。结果，档案馆告诉我，真有这件档案！不过现在还存在档案馆，那么人家送来请求鉴定的，就应该是复制件了。这样重要的档案怎么会那样精美仿真地被人复制，原件或复制件怎么会流入旧货市场，我就不知道了。

国家档案流入民间市场，这应该是个别的违规行为。但是，大量的个人档案：笔记、记录、日记、书信、照片、手稿、抄件、存件，收藏久了，成了有历史价值的档案。这是合法地保存在民间的。现在人们很注意保存、搜求、发掘和利用民间档案。一般地说，这对历史研究有价值，特殊地说，有些对党史研究也有价值。苏星的《调查研究的典范：1961年陈云召开的煤炭、钢铁座谈会记录》，就是利用个人档案整理出来的一部党史资料书。做好这类档案的发掘、整理、公布和利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整理和公布个人档案，整理的科学性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出于某种考虑而删节原始文献，这种加工，我看一般没有必要，损害了史料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