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关于党史刊物

再说说读党史刊物的感想。还是限于我读到的，说白了，就是送给我的刊物。

研究性质的刊物，如《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资料》，还应该加上《党史研究与教学》等等，我都经常翻翻，并且时有所获。从我的兴趣说，我欣赏的主要是提供了新的史料的文章。如果没有什么新的、系统的史料，我就不大读了。《中共党史研究》译载的一篇文章，解开了米高扬访问西柏坡那份追述报告中提到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两个电报之谜，我在《党史札记》里谈到了这件事情。《当代中国史研究》上有个小专栏，叫“国史札记”，时有引人注意的小资料，可惜没有注明资料的来源。是从档案中查来的？还是从当事人或知情者那里听来的？不说明，就让人不能放心引用。对于一个研究性质的学术刊物，这类学术规范还是注意一点为好。

通俗性质的刊物，如《炎黄春秋》、《百年潮》，我每期必读。地方上的这类刊物，我也翻翻目录，选读有兴趣的文章。读通俗党史刊物，也是时有所获，不胜枚举。比如，最近这一期《炎黄春秋》上白介夫的《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就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讲一位归国科学家坎坷而悲惨的命运，讲一位党员领导干部同他的交往和愧悔；还有去年张根生的《我所了解的华国锋》，也是难得的一篇。我想如果只有前一类刊物，没有后一类刊物，党史文章大概就主要限于党史界内阅读，叫做“体内循环”，很难影响到界外了。有了通俗性质的刊物，在读者中的影响就扩大了。胡绳主张和支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百年潮》，正说明了这种远见。

我读这些刊物，除了时有所获外，有时也有这样的感觉：编者过分渲染“揭秘”、“内幕”、“鲜为人知”。也许是为了招徕读者吧。但对研究党史的人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鲜为人知，几乎是人所共知，说得挖苦一点，大概只有编者不知或故作不知。在低水平上重复过多地炒作已经熟知的题材，我觉得不是办刊的方向。当然，通俗刊物的读者一般党史知识不那么多，阅读范围不那么广，对党史研究者已熟知的东西也许还不知道，所以，向他们介绍这些近乎共知的东西还是有益的。但是，从刊物的质量和对积累党史成果的责任来说，主要还是提供当事人或相关者的亲历亲闻，或者是写作者对有关历史事件的新的研究，而用可读性比较强的方式表达出来。用剪刀和粘贴写出来的文章，不可能提高刊物的声誉。

地方的刊物，发表关于当地党史的文章，如《广东党史》发表的关于建国初广东公安局“二陈”被错误处理事件的文章，四川《当代史资料》发表的关于六十年代初期“萧李廖”因为向中央反映当地饿死人的严重情况被打击事件的文章，都属于提供重大事件信息的记述文章，价值是很高的。

还有一份周报，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也是我每期必读的。这份周报不是党史报刊，但时有党史文章。沈宝祥在周报上发表了系列文章，根据他亲历的记忆和他个人所存的档案，写胡耀邦领导中央党校编《理论动态》推动拨乱反正的经过。最近预告，就要出书了。他今年还重版了另一部书，改书名为《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是纪念胡耀邦九十诞辰的一种表示吧。

（十二）关于党史学界内外的良性互动

前面说到党史研究成果许多并非出自党史学界内。什么叫党史学界内？大概是指在党史研究和教学机构内工作的人员吧。但是，这样来定义界内外，是不是太狭窄了？不但那些高级领导干部、在领导身边的秀才和翻译、写自己经历的普通人，不算党史学界内，就是那些跨学科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工作者，写了党史研究著作，也不能算是党史学界内了。还有，那些专门从事有关党史的研究或用很大精力从事有关党史研究的其他行业的工作者：作家，记者，出版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以及离退休者，都不能算作党史学界内了。学界何必划得那么清那么严呢？

还有，所谓“官方党史学”和“民间党史学”，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界限，能不能够界定和划分得那样清楚？中央和地方的党史研究机构的经审定和批准的职务著作，也许可以叫做官方党史学，但是，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也会有而且必然有个人著述，这算不算官方党史学呢？党的领导人的回忆，也许可以叫官方党史学，但是算到哪个级别为止呢？算到哪个级别就不算了呢？还有一种看法，合乎官方观点、合乎党的历史决议的党史研究，叫官方党史学，不合的就叫民间党史学。这样划分也难。首先，由谁来做这种鉴定？党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这门科学，党性很强，而对共产党人来说，党性又内在地包含两个侧面：民主集中的组织纪律是党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党性；服从党的决议是党性，服从事实、服从真理也是党性。党性和科学性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或者应该是能够求得统一的。所以，党史科学中的观点，归根到底，还是要经受历史的检验、事实的检验。这样才能有信史、良史。其次，党的历史决议也要与时俱进，建国以前的历史决议不必说了，建国以来历史决议通过以后，历次党代表大会报告都在历史总结方面有所发展，有所前进。再次，历史决议只能判断党史上的重大是非，还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历史决议并没有做出判断。总之，研究的空间很大，无论对官方还是民间都是如此。

所以，还是要谈党史界内外的良性互动，谈“官方党史学”和“民间党史学”的良性互动。良性互动，才能拉近距离，相轻相讥，只能互相伤害。

现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实行的是团体会员制，会员单位都是有关党史研究和教学的机构。这是不是狭窄了？是不是可以把凡属从事过或从事着党史研究的那些人员，都包括进党史学会里来？当然，要从组织上扩大党史学会，增加个人会员，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是不是党史学会从工作上，扩大联系面，在共同的大方向下，把大量从事过和从事着党史研究的人员都摆进自己的视野，加强同这些人在研究工作上的联系呢？这样做有利于增强学会的活力，也有利于增强学会的影响力。我希望能够这样。

现在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一些界外的研究不被界内重视，一些界内的研究也不被界外接受。这种分隔，有对史实判定的龃龉，有对历史看法的分歧，也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差异。有分歧、有差异，就要分隔、就要对立吗？不应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草、讨论、通过历史决议前后，党史学界内外有过很好的良性互动。历史决议的形成，虽然有党史学者参加，但主要不是党史学者，而是全党高级干部。历史决议通过后，党史学者结合决议，对许多重大的党史问题重新进行研究，有力地配合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在高层领导人及相关机构和专业人员共同努力下，一些长期被尘封、模糊、扭曲的历史史实逐步得到澄清，一些长期被定论的历史问题重新得到评价。那个时期，党史研究有过一个高潮，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获得新成果的文章、著作。

如何保持和加强界内外在党史研究中的良性互动？我想，在史料、史实、史观三个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

史料方面，界内这么多年做了大量整理、编辑和出版的工作，界外也挖掘、整理了不少。出版了的，当然已经进入公共领域；整理好了尚未出版的，是不是也可以在许可的条件下，通过一定的方式共享信息资源呢？

史实方面，界内外不同的学者之间存在一些不同判定，一方面可能与掌握的不同史料有关，另一方面可能对史料有各自的解读。这就更需要加强交流，澄清事实。有些史实一时难以确认，可以存疑，也可以存异，同时做进一步的研究。

史观方面，问题可能复杂些。历史决议和以后各次全党代表大会的结论，是集中全党智慧得出来的。我们研究党史，应该坚持历史决议和全党代表大会的基本结论，而不能随意动摇，更不能从决议和全党代表大会的基本结论后退。但是，前面说了，历史决议也要前进，作历史决议并不能代替党史研究，党史研究的空间还很大。在这个过程中，界内外不同的学者对历史问题的评价有共识，也有分歧。有共识，当然好办。有分歧怎么办？从界内的角度说，首先应当重视界外的那些属于尊重事实者的研究成果。界外的研究，有些相当扎实，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值得界内参考。界内外都应当尊重对方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平等探讨，而不是简单拒斥或根本无视对方。当然，学术研究不是作决策，不是非得要统一，有些问题可能就是达不成共识，不必要也不可能强求一致。一九五六年，陆定一就宣布过党中央对研究近代历史的方针，倡导历史工作者独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种问题，要求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而不是什么别的政策。这样不是很好吗？

拉拉杂杂谈了这样十二点，感想而已，没有经过深思。讲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