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到31日，中国外文局组织本局各期刊社总编辑和外国专家采访团，前往云南和广西实地调研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及新农村建设。本文为外文局副总编辑林良旗的采访散记（下）。

云南思茅茶树林村整洁的街道

茶树林村

让我感到意外的除了云南交通状况和思茅的变化外，恐怕还莫过于在茶树林村的见闻了。我曾在思茅居住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农村和农民的困苦情况却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记得思茅农村，即使是公路沿线的农户，绝大多数住的是陈旧破烂的茅草顶的土坯房，屋内“家徒四壁”，一般农家世世代代连一件象样的家具都购置不起，农民身上穿的衣服多少年也难以更换，孩子无钱上学，小小年纪就到山上放牛，那时候在思茅看到的进城的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很少不是打光脚的，有的连上衣都不穿。用黑（黑衣服）黄（有病无钱医而致脸色黄中透青）苦（收入低、生活贫苦）瘦（营养不良人形瘦小）四个字形容农民形象，绝不为过，那时农民的困苦景况至今还刻在我的记忆中，难以摆脱。到达思茅的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茶树林村踏访。一路上，茶树林村的上级单位翠云区的部长向我们做了简要介绍：茶树林村有农户64户，275人，是一个彝族聚居的小村寨。过去经济发展程度低，农民贫困，环境脏乱，疾病流行。1995年后发生了变化，现在好过了。说话间我们乘坐的车就已到了村口，只见周围的农田已经插上水稻秧苗，呈现一片嫩绿，环寨水泥路直通每家每户，路两旁分别栽种的芒果树和咖啡树有的已经挂上小小的嫩果，有的正含苞欲放，一阵阵花果香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寨子里见不到随处放养的猪、鹅、鸡、鸭，村内道路干净幽静。前来迎接的村长说道：“记者愿上那家就上那家，愿看那里就看那里。”好坦荡、好干脆！站在村文化站前广场上我们环视全村——房子新旧并存，但不杂乱；每户屋顶上都装有太阳能热水器，说明这里的村民爱卫生、经常洗热水澡；走进任何一户农家细看，电视机、电话机、VCD、拖拉机、摩托车，一应俱全，看得出日子普遍过得丰富多彩；院子里沼气池将猪牛圈、厕所、洗澡间连接在一起，实现了资源的综合利用。这种富足的状况与我记忆中的思茅农村形成鲜明对比。什么原因让这里发生如此大变化呢？正在我惊愕之时，我们正巧遇到村民方顺生，他面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毫不拘束，落落大方地接受我们的询问。

问：您多大啦？

答：63岁。

问：家里都有什么人？

答：我们老俩口，儿子、媳妇、两个孙子，共6口人。

问：去年收入多少？

答：靠儿子、媳妇干活，种了8亩茶和咖啡，7亩苞谷做饲料，4亩水稻做口粮，还养了11头猪，种了1亩毛竹，共收入3万元。

问：能告诉我们钱怎么花的吗？

答：能。购肥料3000元，购饲料2000元，看病300元，居家花费1000元，孩子上学400元，等等，记不清了。

问：还能剩余钱吗？

答：剩1万元呢！

问：年年如此吗？

答：不是的。1995年前只种稻，不挣钱，一年收入只有三、四百元！

这时村长补充说：“过去这里社会不稳定，原因就是贫穷落后。我们觉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要发展经济，让村民们富起来。所以从1996年开始，村领导小组纠正了单一发展粮食生产的发展思路，决定在充分保护现有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开发部分乔木、灌木林地，种植茶叶、咖啡、水果等经济作物，结果村民收入大幅度上升，人均收入从1996年的800元跃升至2005年的2700元。现在不但茶树林村的小伙子好找媳妇，姑娘不愿外嫁，就连四川、广西等外省人都愿意来打工做生意，甚至有人要求落户茶树林村的。人心就这样稳定下来了，村子也就一步一步建设得象个样子了。”方顺生也随之笑着点头表示赞成他的补充。站在这正在富裕起来的山村，看着方顺生真诚满足的笑容，我无论如何难以把他和“黑、黄、苦、瘦”的形象划上等号，农村真的大变了，农民真的大变了！

此后几天里，我们又参观了若干个农村，其中有玉溪市郊区的大营街村。比起茶树林村来，其发展速度可以用飞机与汽车行驶的速度来比喻。面对大营街这样一些几乎完全摆脱了土地束缚、同传统农业完全脱离了关系、农民生活与城市市民已无明显差别的“村庄”，与我一起到云南采访的日本女记者原绚子、加拿大籍女记者ERIN JULIA禁不住象发问又象自言自语地说着：“这还是农村吗？他们还是农民吗？”而我则想起了一位外国驻华大使在他离任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中国：“中国的城市象欧洲，中国的农村象非洲。”其实他还是过于绝对，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城市的进步确实比较大，但与欧洲的总体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而对于中国农村的发展，我的感受是，第一，不能象我那样用过去的老印象来推测，第二，不能用简单的、绝对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实际上，中国农村的发展处于一种极其不平衡的状态，相当一部分还象非洲那么落后，一部分开始取得较大进步，象茶树林村，也有一定数量的农村已经实现城镇化，开始接近欧洲农村的水平，象大营街村。各自的发展道路也因为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方针而有所不同，呈现多样化的模式。

茶树林村村民自家小楼

村长不再委派

几千年来，中国农村最基层的行政长官——村长几乎都是由他们的上级委派，农民把自己的前程和幸福寄托于上级的英明和村长的清明，但事与愿违的情况却屡见不鲜。如今农民富裕起来了，他们希望自己来挑选能够维护他们已经获得的利益并且能够带领他们争取更好前程的村长，村长直接由村民选举的制度性改革于是应运而生。这次到云南采访，我们相当关注村长直选，每到一村，总要探问其真实可信的程度和村民对此的满意程度。

玉溪市红塔区有66个村委会，全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每次选举村长时，各村先以无记名投票的方法，公开选出“村民选举委员会”。“村民选举委员会”依照村民户籍，登记造册，挨家逐户核实，发放选民证，并按照法定时间公布选民名单。然后，“村民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确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即村长）、副主任和委员的任职条件，并予以公告，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确定职位和职数并公告。在此基础上，“村民选举委员会”设置中心会场和投票站，由村民直接无记名投票提名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候选人。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实行差额选举，候选人名额多于应选名额，根据任职资格和条件，按照票数的多少，确定候选人，以姓氏笔画为序予以公告。

正式选举时，按照“直接选举、平等竞争、差额选举、公开选举、秘密划票”的原则，由各“村民选举委员会”在事先公告的地点召开选举大会，会上清点到会选民，实到选民超过应到选民半数以上，选举方能进行；通过《选举投票办法》，候选人数多余应选人数；主持人介绍候选人简历；主任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当场通过监票员、计票员和唱票员；检查并密封票箱；讲解选票和派出流动票箱情况；验证发票，秘密划票并投票；销毁剩余选票，集中票箱；当众清点收回选票；检验选票公开计票；根据得票多少（得有效票数超过到会人数的半数）当场公布选举结果；宣布当选人员名单并颁发当选证、授印章。选举活动过程完全置于选民的监督之下，在正式选举时还设立了秘密写票处，代写票处，让选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防止他人干扰，充分体现选举的真实性。“选委会”还规定选民外出时不能参加投票选举的，可明确委托对象，办理书面委托手续进行投票。

村委会建立后，在村级事务管理中实行民主决策。一，如有需要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的事项，提前召开村委会会议提出初步方案。二，经民主选举产生的30－60位村民代表组成村民代表会议，对由村委会提出的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和表决，正式作出决定或决议。三，对于需要决策的重大事项，涉及到哪个村民小组，就由村委会提交村民小组，召开大会进行讨论，征求全体群众的意见。村民对这些措施表示满意，一位老农说：“以前村干部干什么事，我们总觉得好像藏着躲着点什么，怕我们知道，其实，越这样我们越觉得有问题，也不相信他们说的话，现在大事小情都开会，让我们知道要干什么、应该怎么干、为什么这么干，还让我们提意见，现在村里什么事我们都知道，这才叫民主。”

村民不但直接选举村官，如果不称职，还可以罢免他们。排山村委会主任不认真履职，对农民的农业生产不闻不问，沉迷赌博，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2003年8月，排山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要求罢免。排山村委会于8月28日受理了罢免案，及时组成“罢免排山村委会主任调查组”进行调查，并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正式启动罢免案，9月27日召开村民会议进行表决。全村1794名选民中有1725名选民参加罢免会议，1371名选民投票同意罢免，同意罢免票超过选民人数的一半，顺利罢免了村委会主任。此举产生较大反响，红塔区的村干部纷纷表示：现在不努力工作，以后就要努力找工作。

据报道，红塔区的村长直选吸引了美国前总统卡特的注意，曾派员全程观察了选举，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不过，在与村民交谈中，我发现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于正在实施中的民主权利的理解，还多少带有一点把希望寄托在个别“能人”、“清官”身上的感觉，当然，这对于经历过数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农村来说，不可苛求。不过，为了确保中国农村的未来和农民的切身利益，我更希望他们不断提高法治意识，更加关注民主制度的建设，而不再把希望只寄托在选出一个好村长上。据了解，云南乃至全中国农村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有的地方在制度建设方面也已创造出经验。但愿云南省和全中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一帆风顺。 （林良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