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广西、云南农村的观察与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正在进行、并将长期进行的一项全国性重大工作，也是新一轮的全局性改革。然而它只能按照局部的即各地的具体情况逐步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不可能有一个适合全国农村的统一模式。 

前不久我随一个考察团去了云南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两个省区地处中国的西南边陲，相互为邻，又分别与缅甸、老挝和越南三国接壤。云桂两省区的总面积有61万平方公里，与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加起来的面积一样大，而那两个州正好也处在本国的西南地区。此外，美国的首都在其国土的东部靠北的地方，中国首都的位置也差不多如此。这样，从北京去云桂就是长途旅行了。事实的确如此。我们从北京飞到云南首府昆明用了近三个小时，难怪同行的外国朋友说好像出了国一样。而出了机场，置身当地的人流之中，立刻就能感受到不同的风土人情。于是想到，中国这样大，各地的情况不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离不开因地制宜这一条原则。新农村建设也是一个道理。

横山村，广西恭城县一个以经营水果为主的村庄

从去年10月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成为全国上下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考察农村的现实。毕竟在京城里谈农村建设有点纸上谈兵的味道。过去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令世界瞩目。这期间，中国的农业总体发展平稳，使大多数中国人基本上衣食无忧。然而，农业离现代化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农村发展滞后。相当多的农民还没过上小康生活，其增收速度相对缓慢，不少农民还处在贫困之中。所以，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举措，是未来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其目的之一，就是要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使各地区的发展趋于协调、平衡。我认同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就等于不了解中国。

而不甚了解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农村——无论是它的过去或现在，恰恰是不少生活在西方的中国观察家的一个不可小看的短处。这些观察家往往根据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听到看到的一些情况，或根据某些国际机构的统计数字、调查报告，便得出结论说中国已崛起为一个经济巨人，不久的将来便可与美国平起起坐，进而超过之。他们还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这些说法和结论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原料，这是中国人所不愿听到的。尽管如此，我仍然以为上述结论基本上没什么恶意，不过是片面之调而已。片面性多源于无知，它很难彻底根除，因为任何人都做不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平心而论，要求外国人懂得中国的农村未免太苛刻。但是，如果有什么外人真想理解中国，他是无法绕开农村问题的。

可官村，位于云南省中部玉溪市

其实，只要是对中国的农村现实有些粗浅的认识，就会理解为什么中国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并且长期如此。什么是中国农村的现实？它既不是一片光明，也不是阴暗无边。它存在着诸多矛盾，但并不如某些西方媒体所渲染的那样，所谓危机四伏，冲突不断。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农村是一个“万花筒”---什么色彩都有，什么现象都存在。其所折射的无非就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状况 。比如，高科技已运用到农业生产中，但占主流的仍然是传统的较落后的生产方式。基础教育有所发展，但农民孩子上不起学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辍学者也不在少数。又比如，一方面，过去近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一大批农民摆脱了贫困；另一方面，仍然有不少农民在温饱线上挣扎。一方面，农村充满着发展的机遇、势头和潜力；另一方面，失望、抱怨、麻木、怀疑的情绪也广泛存在。怎么办？我想起了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它反映了中国人的乐观天性与务实精神。面对农村问题，人们也还是这个态度。越是在基层，越是在像云南、广西这种并不很发达的农村地区，越能感受到这种态度。

“新农村建设”会不会成为花架子？

第一次听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词组的时候，我的反应是颇为复杂的。首先，这是个振奋人心的信息，让人看到了农村的希望。它表明执政党、政府和全社会都将把中国所称的“三农”问题列为国家下一步改革及发展的重点，可以说是抓到了中国问题的实质与关键。它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将用于农村的基本建设，用于农业技术推广与提高，用于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农村的教育、卫生设施等等。其次，我也不免担心，不知这个重大举措能否健康、有序地进行，其目的能否顺利实现。历史的教训记忆犹新---立意不错的全国性活动，要不流于形式，要不变成了花架子。谁敢保证新农村建设的结果在某些地方不会成为所谓的政绩工程？成为形式主义的新作？我不希望看到新农村建设仅仅是多了若干乡镇政府部门的楼房，添了一批华而不实的典型村镇，或冒出少数暴发户。

于是，我带着希望，也带着某种担心踏上了赴云南、广西的征程。我所接触到的地方官员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们都程度不同地了解建设新农村的真正内涵。不少人对我说，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农民找到致富的途径，建立、发展产业，而不单单是输入资金。尤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很多官员头脑清醒，知道建设富裕、民主、环境友好型的新农村，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不能有浮躁的心态，也不要想走什么捷径，更没什么灵丹妙药可用。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的不少官员在谈到新农村建设时都强调要有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不能一哄而上。”这样的话不断地从他们的口中传出。针对历史的教训，他们还特别表示，过去那种人为地树典型、树样板的做法不能再继续了，不能强迫农村去接受某一种固定的发展模式，“穿一样的鞋，过一样的桥”。

人们所说的历史教训，主要是指上个世纪50年代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客观地说，人民公社制度其实还是有一些积极因素的。但是当时强行让各地实行，无一例外，显然有违经济规律，更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尤其是大刮“共产风”，不让农民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不让其自主生产，弄得农民怨声载道，其生活也没得到改善。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矛头直指旧体制。80年代初，改革出现第一次高潮，公社体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退出了历史舞台。

至于学大寨，我是有亲身体验的。70年代初，我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山村务农，当时学大寨运动正方兴未艾。大寨的一切做法---从生产方式到组织形式，乃至它垒梯田的方法，都是先进经验。媒体广为宣传还不够，政府还组织各地农村基层干部到大寨实地学习取经。我所在的生产大队领导也去了一趟大寨。可是他回来没说什么大寨的好话，尽挑它的不是。比如说那里的饭难吃，环境不好，还拿那里的人或一些做法当笑料，逗得村民们乐不可支。当时生活普遍清苦，农民们把这叫“穷开心”。不久我就明白了，那是农民把官方搞的运动不当回事的一种表示。说白了，他们压根儿就不相信那个看起来轰轰烈烈的运动能改善他们的境况，他们从心底里很厌恶这种做法。

作者与云南农民可正兴交谈

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在最近这次乡村行中就特别注意倾听基层群众和干部的真实想法。我采访了30多位农民。农民都很实在，所以我问话从不提大道理，不从概念出发，也不谈离他们很远的事。但他们主动提起，我自然接话。比如，我在云南中部一个叫可官村的小地方，遇到了54岁的可正兴，他就主动说起了建设新农村这个话题。他说：“新农村建设不好搞哩，没有钱，怎么搞？我们农民主要有三个困难。一个是房子问题，再一个是看病难，第三个就是教育问题。都是要钱的事情，上面这个费那个费又多，我们实在吃不消啊。”

我对他说，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帮助农民富起来，就是要减轻他们的负担。他答道：“我听说了，听起来蛮不错。但是呀，你看我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看得多了。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开始是个好事情，结果却不好，不是那么回事。这种情况多得很哩。”这位农民还表示，他的运气不好，好事落不到他头上。

像可正兴这样信心不足的农民并不在少数，他们的顾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知道中央的政策好，但担心地方或基层的干部不能完全落实，担心所谓“政策走样”，怕空欢喜一场，什么实惠也得不到。我向云南的一位官员谈起过农民们的担心。他说，其实中央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多次强调，新农村建设必须循序渐进，必须实事求是，不准搞花架子。不过他也表示，问题当然并不那么简单，中国这么大，农村这么广，欺上瞒下、中饱私囊的官员肯定有。在这个意义上说，新农村建设的成功有赖于反腐工作的有效开展，有赖于各项事业的进步。它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北京周报 黎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