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云南、广西农村的观察与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正在进行、并将长期进行的一项全国性重大工作，也是新一轮的全局性改革。然而它只能按照局部的即各地的具体情况逐步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不可能有一个适合全国农村的统一模式。

私有化是灵丹妙药吗？

下渌村是一个有着210户人家的村子，位于北距广西首府南宁市约40公里的武鸣县。当地人认为它在建设生态友好型村庄、走共同富裕之路方面颇有成效。2005年，该村810名居民人均收入3,600元，略高于3,255元的全国农村人均收入。

下渌村地处广西中部小丘陵地带。山岗耸翠，田野泛青；果树成林，农畴连片。丘岗之中有一条质量不错的公路，一头连着下渌村，另一头连着四车道高速公路，向南直达南宁。村头有一株近600年的大榕树，好似一个巨大的守门人。这个村庄更像是一个城市的居民小区：三层或四层的小楼房，白墙红瓦，与四周的绿色原野交相辉映。这里找不到过去农村常见的破烂不堪的茅草屋，所见的都是名副其实的民居。村里的各项事业看上去颇为红火。村民身体健康，穿着整洁，个个忙忙碌碌，就像其它地方的农民一样。

我们不是第一批参观者，当然也不会是最后的。除了农民新居和势头不错的生产外，据说这里的农民文化生活丰富，环保意识日益增强，犯罪率逐步下降，已成为广西的一个农业窗口。加之这里风景优美，难怪时常有人造访了。

下渌村人把他们的成功归为集体经济，显然不打算削弱这种经济形式。坦率地说，在不少地方的农村，集体经济是相当薄弱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东部安徽省的一些农民首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完全不同于过去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家庭联责任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迅速在全国推广。于是，在许多地方集体财产很快即被分光到人、到户。不过也有例外，有很多村镇不愿实行承包制，不愿分田到户、将集体财产一分而尽。对于这种情况，政府也不强求。相反，当时的政策是让农民自己决定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

 韦世宁，广西武鸣县下渌村负责人

在决定集体经济命运的时候，下渌村人相当冷静，做出了时至今日还感到颇为得意的选择。村长韦世宁回忆道：“当时（80年代初）很多村一夜之间就把集体财产分光了，他们的集体经济成了空壳子。我们觉得集体经济搞得还不错呀，就没有分（集体财产），保留了下来。大多数农民都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当时的村领导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幸好没有分，要不然今天哪有这样的集体经济实力？”

韦对我说，集体经济只要有好的机制是可以搞得很好的。从长远来看，集体经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他以本村为例：“比方说，你要修路，修水库，这下你知道集体经济好了，能发挥作用了。几年前，我们准备把村里的旧房子折掉，修漂亮的楼房，还打算铺路。那时候要是没有集体资金，哪敢修呀？”他又谈到建设环境友好型村镇，说有了集体经济，做起这件事来就容易多了。

话又说回来，集体经济也不是处处都成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徒有虚名，有的基本上就是失败。另一方面，私营经济在农村充分显示了它的积极作用和活力，成功之例屡见不鲜。就全国而言，私营经济已成长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其潜力不可限量。

张明沛，广西农业厅厅长，农学家

正因为私营经济表现不俗，于是有了私有化的问题。一个在国内外都广泛讨论的问题是：私有化是解决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方法吗？有趣的是，在这个问题上，许多西方的观察家均一直坚持私有化是根治中国农村问题的良方，而我遇到的中国官员和农业专家均持保留态度，并强调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正如广西的农业专家张明沛所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人口众多，资源匮乏。我们的国情不同于其它国家。西方的做法不能照搬，特别是在农业问题上。我们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与张持同样见解的人很多，包括武鸣县的官员潘金宝。潘过去也是一个村官，对农村的事情很熟悉。他认为“关键的问题是你要弄清楚农民们到底要什么。农民都跟着感觉走，他们是很讲实际的。什么致富，他们就干什么。他们不管什么口号呀，宣传呀，政府的喊话呀，等等。他们就相信现实。”所以实行什么制度、运用何种形式都要讲实际。

潘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一种农业生产制度或方式，可以归为私营经济范畴。这种制度或方式在中国过去28年的经济改革中起了革命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不能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成是万能的。它毕竟是历史的产物，是有局限性的。

潘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要致富，还要靠集体化，靠集体经济。联产承包制不能强制推行，集体化也不能这样搞。还是要靠农民自愿。”他认为农村的问题很多，不可能“一把钥匙开万把锁。”私营的方式需要，集体的方式也需要。至于用哪种，怎么用，要看具体情况，不能一刀切。在建设新农村这件事上，“我们不想一哄而上，不想急于求成。最主要的，是要让农民得到实惠。不过说实话，这可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到底这项工作有多艰巨？

建设新农村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不只是潘金宝这位基层干部这样想，可以说，所有了解、关心中国农村的人都会这么想。中国必须在这项巨大的工程上获得成功，否则，它的现代化努力就会落空。换句话说，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

我所接触到的农民都或多或少地感觉到，现在政府也好，媒体也好，专家也好，对他们的关注明显增加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建设新农村都是一个伟大的计划、伟大的工程。而对大多数农民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机会，一个过更好日子的机会。他们不喜欢讲理论的东西，也不愿意谈太远的事、宏观的事，他们只来实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过好日子。”这当然是天经地义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对此，44岁的农民赵玉萍谈了她的看法。

赵玉萍，云南思茅市南岛河村妇女主任

赵生活在云南南部一个叫茶树林的村庄，村民除生产粮食作物外，也种植茶叶和咖啡。看得出，生活正在改善之中。但是赵并不满足。她对我说：“你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吧。但是还是有不少问题。最主要的是缺乏资金。大家都说，‘要致富，先修路。’一点儿不错。我们也想修路。想把现在的土路改成沥青路或水泥路。可是修路要钱，钱从哪儿来？所以我们希望有人资助我们（修路和建基础设施）。千事万事，发展是头等大事。过去我们为什么受穷？就是因为没有产业，经济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赵说出了众多农民的心声，她的话也可以说代表了包括云南、广西在内的西部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看重经济发展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不能由此断言，要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发展。实际上，西部地区的人民现在很清楚，他们不应该走东部一些地区先发展（经济），后治理（污染）的老路。就说赵的家乡云南吧，这是个自然、人文资源都非常丰富的大省，有不少自然保护区。如今，环境保护被列为该省的重点工作。省环保局副局长高正文明确表示，在这样一个到处是宝贵资源的省份，“保护（环境）是第一位的，开发是第二位的”，这是一项基本政策。

不仅云南如此，广西也一样，这两地的人民正在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新模式就是中国人现在经常讲的科学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模式，它的实施可以说更加艰巨。所谓新，是相对于80年代那种发展模式而言的。那时候，在一些沿海地区，高速的经济发展是以高资源消耗为代价的，也带来环境的重度污染。如今，那样的发展模式将不允许在西部重演，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当然问题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云南有80个贫困县，在这些地方，脱贫是压倒一切的。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杨培森认为：“你不可以在保护环境、保护生态的名义下制造出一批‘生态贫民’。”他指的是在自然保护区，开发是受政府严格控制的。而保护区又多在贫困县，不开发，如何脱贫？到头来人们还是受穷。他说：“这些地区（贫困县）的人民也有权利致富。你总不能让一部分人在那里过‘共产主义’，而让我们在这里过‘奴隶主义’吧？那未免太不公平了吧？”

鉴于这种情况，杨建议中央政府从全局的角度予以考虑，设立一项生态补偿金，对生活在保护区内的人民给予经济上的补偿，因为他们为保护环境而抑制了开发，从而做出了经济上的牺牲。他说“我们寄希望于这个大局上的补偿。”他说的“我们”应该说不仅指云南，也包括整个中国的西部地区。而他之所以称“大局”，显然这个问题靠个别省区是难以解决的。

说到这里，你可以感觉到，中国人还是像一二十年前一样，张口就谈发展。但是现今谈发展与过去已大不相同。如今在谈这个问题的同时，人们还谈生态，谈环保，谈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普通的农民很可能弄不懂这些新名词，但有一点他们是看得很清楚的，那就是科技的进步正在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沼气在云南、广西两地的广泛运用。人们还把沼气的推广看成是建设生态友好型村镇的一个标志。广西的农学家张明沛指出，沼气有多种用途。“使用它可以减少污染，气可以燃烧，（燃烧后的）渣滓可以做肥料。煤呀，天然气呀，电呀，这些都不是再生能源。但是沼气是再生能源。”他说在广泛使用沼气的农村，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山又绿了，鸟兽又回来了。”张提供的数字表明，整个广西有24万处沼气池，使用沼气的农户占全区农户的30％。而在全国相应的比例是10％。

张明沛是一个新农业技术的实践者和推广者。他强烈地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其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创新与高科技的运用。这一点，在中国的经济界、学术界乃至政界可以说有着广泛的共识。一谈到科技，我们就接近问题的实质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是：科技在未受过教育或受过极少教育的人群中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中国现有7.45亿农村居民，占全国13亿总人口的57％。他们构成了中国最大的、又是文化程度最低的群体。所以重中之重的工作是教育农民。这才是抓住了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

我此行在云南玉溪市下赫村听到过这样一句话---“要富口袋，先富脑袋”。此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确，只有受过教育的脑袋，只有装满知识的脑袋，才可能把中国的农村建设成为全世界都愿意看到的、先进发达的农村。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长征，任重而道远。

（北京周报 黎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