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农民的思考与希望

此次云南广西之行的主题是“新农村建设”，因此，所到之处，往往会问起同样的一个问题：“知道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为什么叫新农村呢？怎么建设新农村呢？”地方官员们会从本地的自然资源、历史文化、到农村基本情况、产业优势、发展规划、困难和问题侃侃而谈；普通农民会憨憨地一笑，亦或摇摇头，但是，转而他会说，其实我们这里的新农村建设早就开始了，建设新农村就是让我们富起来，过上好日子啊！那么，农民们心里的好日子是怎样的呢？回答是五花八门的。有的说，要修路；有的说，要盖房子；有的说，要让孩子们上学；也有的说，要挣更多的钱……

不管怎么说，在云南和广西，这两个中国西部的省区，我们看到，上至省级领导，下至基层干部、普通农民，都在思考并实践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课题，领导们希望中央政府给予更多政策、资金的支持，基层干部希望地方政府帮他们解决更多的问题，而老百姓则对未来的新农村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

“新农村建设要有新的起点”

沈北海

沈北海，广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是我们此次行程中见到的最高级别的两位地方官员之一。他如数家珍地谈及广西的自然地理条件、区位优势和发展现状，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广西还有为数不少的贫困人口。但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他充满信心地说，中国的农村建设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只是以往的提法不同，有的叫文明村建设，有的叫新村建设，还有的叫生态村建设。（各地依照不同的情况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在广西，我甚至还看到过一个关于生态文明新村的标准，如使用沼气、厕所改造、道路硬化、拥有文化室、蓝球场，等等，要求很具体。）沈认为，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发展农村的经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至于这一次提出“新农村建设”与以往的不同，沈北海认为，它的不同首先在于起点的不同。这个新的起点就是要让农业和农民融入市场经济。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工业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实力，从而我们有可能以工业反辅农业，而农业的建设，一定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对于贫困地区，不是简单的救济，而是要提高那里的生产能力，帮助他们把农产品变成商品，形成有发展前途和潜力的产业，并使之到市场上去竞争，去发展。

沈北海的这一观点，在云南、在广西都可以找到范例。比如果农，以往只是种果子、收果子，卖果子，一斤几毛钱，可是如果把果子就果汁，收益可以翻许多倍。还有茶叶、蔬菜、粮食，都有同样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比如，广西因为盛产水果，已经吸引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企业汇源果汁的投资，这就意味着，水果将作为一个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果农+公司的模式，在中国虽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对于果农来说却是崭新的，会给他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

“希望政府拨款把村里的路修好”

2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有一句话曾经十分流行，这句话是“要想富，先修路”。现在，20多年过去了，中国公路建设的成就显而易见，像云南和广西的都有了很棒的高速公路和道路网。据云南省里提供的资料，云南的高速公路里程已经达到1291公里，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3000公里。就在我们结束了云南广西之行回到北京时，云南又传来一个好消息：思茅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小勐养的高速公路，于4月6日正式通车。这是中国第一条经过热带雨林的生态高速路，也是昆明至曼谷国际大通道的重要路段。预计到2007年全长688公里的昆曼国际大通道国内段将全线贯通。到那时，任何一个国内外游客都可以自驾车，花费2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顺着通畅的大道从昆明去泰国曼谷旅游。

南岛河村赵玉萍希望修路

但是，在思茅市南岛河村采访时，村委会妇女主任赵玉萍说，最希望政府做的一件事还是修路。她说的路，是村里的路。这些年，村里以集资的方式也修了一些路，但是，还有一段1公里左右的路是土路，雨天给村民带来很多不便。因此，希望政府能够拨款修路。她说，修这段路大约需要100万，修成水泥的、柏油的都可以。

南岛河村委会所辖各村民小组共有2700多人，年人均收入2000多元。因此，这个100多万元的工程也许对于国家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如果靠村民自己集资，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理想是有一幢3层的楼房”

另外一件让农民挂心的事情是盖房子。一直以来，盖房子这件事在中国农民的观念里就是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一户人家在村子里有没有身份，富裕不富裕，都会写在这家的房子上。现在，情况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是，住好房子的愿望一如既往。只是，人们能不能住上好房子，以前是靠自己，现在可以得到集体的帮助。而且，在不少地方，房子不仅仅是人们心中那个遮风蔽雨的地方，而且有了投资的成份，其作用是给农户带来直接或间接的收入。

 赖金仙家没有完成的房子

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房子，如大营街的楼房、别墅；如 的桂北民居风格的小楼。而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云南可官村赖金仙家的房子。赖金仙，今年32岁，是一位2个孩子的母亲。来到她家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抬头看见，她家的房子好像没有完工的半成品。房子占地100平方米，一层盖好的部分有灰色的外墙，房子的顶部却伸出一些裸体的红砖，像是没有封口的断墙，又好像第二层的接口。问到原因时，男主人张永新显得有些无奈地说，因为没钱了，就停工了。他说，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等有了钱再往上接着盖。他说理想的目标是盖3层。我问他这个愿望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他说不知道。但是，说这话的时候他显得很自信。

横山瑶寨兰翠玲

桂北民居是最富特色的一种民居。特别是在濛濛细雨之中，那一幢幢 “白粉墙、青砖瓦、花格窗、吊凉台”的小楼，如诗如画。横山瑶寨兰翠玲就拥有一幢这样的小楼。虽然她说她她的儿子都已经初中毕业，女儿也已经10岁，但是，看上去她真的是太年轻了。只有当她抱了一大堆洗干净的床单被罩时，才意识到，她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她说她家是“农家乐”旅游饭店，有7张床，所以会洗那么多的被单。兰翠玲不仅看上去很年轻，而且能干，从她家出来时，才看到，她家的门上挂着一块匾，上面写着“香枫情”几个大字，这个匾每年给她家带来的收益有2万元，难怪站在那块匾下的兰翠玲笑的那么灿烂。

红岩村

与兰翠玲同样能干的，还有大岭山的李春明，红岩村的李新菊，下渌村的韦建杨。李春明所在村子34户人家靠了在石头上种桃子致富后全部搬进了新房子，李是这个村子的带头人，住新房子却是在其他人之后。他说，为了盖房子，他的钱先借给了弟弟，弟弟有钱后，又借给他，所以他家的房子比村里其他人家盖的晚。走进他家的客厅，房子虽然不小，但是里面空荡荡的，除了几个小板凳，什么家俱也没有。看来，李春明要想有一个温馨的“家”，还得继续奋斗。和李春明一样还要继续奋斗的是李新菊，因为，她的房子是贷款盖的，１５万元，够她还一阵子的。好在她现在也加入到“农家乐”的行列，那天在她家，她很热情地为我们打油茶，忙前忙后，并且明确地收了我们１０元钱。

雨中古板村

韦建杨的家是一幢４层楼房，楼房四周种了各种各样的果树：杨桃、橙子、桔子、沙梨、柿子，还有芒果。韦建杨的家里没有人，两只大狗卧在大门两侧，在春天的阳光里伸展着身子十分惬意，也许是见得多了，两条狗见到家里闯进这么多的陌生人，竟然一声不响？村干部则说没关系，推门径自进去，而且带着我们一行人从一楼到４楼一通参观。韦建杨是一个“果树专家”，主要工作是技术输出，工作的地点也许在本村、本乡，也许在外乡、外省。因此，韦建杨虽然是村里的高收入者，却为了工作很少待在家里。韦建杨家的房子的确显得十分气派，房子里面的家俱很讲究，电视、音响也很不错。只是房子不知多久没有人住，里面很零乱，到处是衣服、杂物，惟一的书柜里，散乱地放了几本果树栽培技术的书籍，和一张技术考试合格的文凭。此时，如果能够见到房子的主人，我很想问他，已经有了这么好的房子却不享用，还要外出打工，难道他对自己的房子还不满足？

“重中之重的工作是教育农民”

我敢肯定地说，此行我们看到的云南广西农村，是这两个省区最精彩的部分。如果说有什么缺失的地方，我以为那就是教育的缺失。因为，所到之处我们看到，农民有许多比城里人优越的地方，比如有宽敞的房子，有干净的空气，有新鲜的蔬菜水果……但是，这里的孩子们受教育的程度远没有城里的孩子多。他们可以上小学和初中，好一些的可以上高中或者中专，但是能够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十分有限。

普洱县委副书记杜益学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很有代表性。杜是一位在文化方面颇有造诣的基层领导，那天，我和他坐在普洱县一家刚刚建成的茶室里谈到这个教育的话题时，他的声音显得有些沉重。他说，普洱县每年有2000多名中学生毕业，一半以上的人外出打工，但是，因为他们在学校只是学习了一些基础知识，并不具备专业技能，而他们所学的知识不足以让他们在社会上谋生。所以，他们外出打工并不能找到技术性强、收入也好的工作。他们只能做一些体力活，钱挣的很辛苦。这些人即使留在农村，也没有一技之长，同样不能有什么作为。

为此，杜益学开出的药方，是对中学毕业生进行职业技能的培训，让他们学会一种某生的技术，手段，比如养牛、种茶，这样，他们无论是留下，还是外出打工，都是一个有能力谋生的人。杜给我算了一笔账，这样的培训，每个学生每年需投入1000元，2000学生需要投入200万元。杜认为，从长远考虑，这个投资是十分重要也是十分必要的。

与杜益学持相同观点的人为数不少，如“建设新农村从培养新农民入手”，“要富口袋，先富脑袋”，是最让人动心的两句话。为什么让人心动呢？《北京周报》总编辑黎海波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其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创新与高科技的运用。这一点，在中国的经济界、学术界乃至政界可以说有着广泛的共识。一谈到科技，我们就接近问题的实质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是：科技在未受过教育或受过极少教育的人群中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中国现有7.45亿农村居民，占全国13亿总人口的57％。他们构成了中国最大的、又是文化程度最低的群体。所以重中之重的工作是教育农民。这才是抓住了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

当然，从看到问题到解决问题，这中间要走多少路还是一个未知数。

后记

云南广西之行已经结束，我们回到北京继续原来的生活工作。可是，此行所见所闻总是在脑海里萦绕，于是草成此文，一来为自己一吐为快，二来对云南广西两省为安排采访跑前跑后的同仁略表感谢。

在文章的开篇已经说明，此文为一个城里人的见闻，既如此，在文章的结尾依然以城里人的身份，祝愿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早日建成，祝愿农民的生活红红火火，天天都是好日子。（张梅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