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宋时期社会经济与货币流通

(一)、两宋时期社会经济与货币流通

宋、辽、夏、金时期,我国的经济有了较高发展,这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积累的社会财富。

在宋朝,广大农民群众开垦大量农田,在山地、江畔、海边新创了圩田、山田、沙田。各地农民交流了培育水稻、麦、茶、蔗等农作物的经验,产量明显提高。水利工程的兴修,使数万顷贫地变为肥田,引水灌田和修固海防,既克服了缺水困难,保证长年灌溉,又挡住了风潮袭击,保障了农业的生产。宋朝手工业也很兴盛,造纸业和印刷业已迅速发展,火药被大量用来制造武器,纺织、火器、制瓷、制盐、矿冶等业无论是在原料的采集、生产工艺还是产品种类、数量上,都有明显的进步。手工业作坊和家庭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著名的徐州私营利国监共有36冶,每冶各百余人;东京的城乡个体手工业有所谓“百姓绣户”,朝廷裁造院绣造不及的物色,交绣户绣造,付给工钱。宋朝统一天下后,消除了割据的障碍,为商业交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东京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有真珠、匹帛、香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每一交易,动即千万”;晚间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再开张,市场非常热闹繁华;除商店铺席外,还有定期集市贸易。市场上有来自江淮的粮米,沿海各地的水产,辽夏的牛羊,洛阳、成都的酒,江、淮、蜀、闽的名茶,南方的丝织品,西北的石炭,河中和成都的纸,福建、成都、杭州的印本书籍,两浙的漆器,赣州的陶瓷器,各地的药材、珠玉、金银器皿等,日本的扇子,大食的香料、珍珠,应有尽有。当时,人民生活必需品盐、茶、酒实行官卖制度。官府向商行办赊卖、便钱务、邸店、质库。到了南宋时期,农田的开垦,水利的兴修,稻麦的培育,棉花的种植,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兵器制造,造船业,制瓷业,纺织业,印刷造纸和矿冶,也有新的发展;城市集镇、商行、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很迅速。辽国的经济在汉族人的影响下也发展比较快。当时辽国农业以稻、麦为主,而辽国种植的西瓜是当时宋朝所没有的,后来从辽传入了中原,说明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交流。“万顷青青麦浪平”,“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粳”,生动地描述了辽朝农业丰收的繁荣景象。在辽国的手工业中,冶铁占有重要地位。在辽河边还有金矿开采、冶炼。现今出土的大批辽代鎏金和银制手工业品,有鎏金马具和车、饮食用具、各种首饰和佛教器物,既继承了汉族的传统手工技艺,又融合了契丹族的特有风格。辽国的纺织和制瓷业也有发展。辽国的五京是商业交通中心,设有南、北市,早晨在南市、午后在北市交易。宋、辽两国尽管有战争,但贸易往来仍十分密切。在我国西北的西夏党项族,原来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随着同内地汉族联系的加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很快得到了发展。畜牧业是西夏的主要生产,以马、驼、牛、羊为主,随着少数民族和汉人的相处融合,西夏党项人也逐渐熟悉农耕技术,转牧为农,使西夏“耕稼为事,略与汉同”。西夏人使用的农具有犁、铧、镰、车、碾等,种植有稻、大麦、荞麦、粟、豌豆、黑豆、荜豆、青麻子等作物。西夏的手工业以畜产品加工为主,如鞣皮、纺毛线、毛褐、毡、毯等,也有了泥匠、石匠、木匠等手工艺人。西夏的盐池盛产青白盐。西夏的商业贸易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党项族住在银夏之北,千里不毛,贸易百货,主要用池盐和宋朝交换。从宋朝买进的有缯、帛、罗、香茶、瓷器、漆器、姜、桂、粮食、茶叶等;卖给宋朝的有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羚角、柴胡、红花等。夏宋商民的大宗贸易,在官方设立的场所进行,但私市交易也是有的。北方金国的经济在向封建制度的过渡中,社会生产和经济得到了发展。由于畜牧业的发展,马匹增加到47万匹,牛13万头,羊87万只,骆驼4千头,牧地9.8万顷。松花江、嫩江流域的土地已垦为耕地。农业生产工具相当齐全,铁犁铧分大小两种,铁镰有直刃细柄、曲刃裤柄和曲刃拔镰式三种,此外,还有锄、锹、鱼形铡草刀、双股垛叉。由于奴婢的解放,手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纺织、矿冶、制瓷、造纸印刷、火器制造、造船都有很大发展。由于畜牧、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商业日益繁荣。辽、金、西夏等国虽然同宋朝时有冲突,但是在各个领域也深受中原文化经济的影响,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也日渐加深。

两宋时期货币的流通情况的特点:

一是纸币的出现,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中国是最早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纸币的国家。但是,我国古代从何时起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纸币,说法不一。有人说,周朝的“质剂”是券书,就已经是纸币了;也有人说,汉武帝时期制作使用的白鹿皮币,就是最早的纸币。其实最早产生的纸币,是北宋时期的“会子”。宋朝发行的纸币,有“会子”、“关子”、“交子”,金国还有“交钞”纸币。

北宋时期的纸币——“交子”、“小钞”等

我国北宋时期的“交子”,可能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北宋初年,在四川地区只准流通铁铸钱,而铁钱的重量比铜钱更重。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赵安易去蜀地,见“市罗一匹,为钱二万”,按照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铁钱重量计算,这二万文铁钱大约重120斤。可以想象,在当时市场上商品交换中使用铁钱是多么困难。人们感到流通中的铁钱价值不大,可是背在身上很重,在商业交往中非常不便,据说当时“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不但当时商人感到不便,就是官员和居民也都感觉不便,这就促使人们想用一种重量较轻、携带方便的货币来代替当时的铁钱、铜钱。《续资治通鉴》说:“(宋)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北宋真宗年间。在四川成都地方,有16家富商共同发起,共同印制发行了一种“交子”,并开设了“交子铺”。当时,在发行的“交子”上印有木屋、人物图案,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难以伪造。但纸币“交子”发行后就出现了问题,《续资治通鉴》说:起初,发行“交子”,由“富民十六户主之”:当时的“交子”铺就类似今天的银行一样,它专门为商人保存现钞,并从中收取一定的保管费,“交子”也好像今天银行的支票一样,人们拿着“交子”,既可以到“交子铺”去兑换现钞,也可以拿着现钞,到“交子铺”左兑换“交子”:但是到后来,主持“交子铺”的富商,把“交子铺”的现钞有的挪用,有的吞没,人们手拿着的“交子”,却不能兑换成现钞,这样便引起了纠纷。到了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张咏在益州当划州,看到当时市场交换中用“交子”“奸弊日出,狱讼滋多”,于是决定进行整顿,由“富民十六户”互相“连保”发行“交子”,“交子”的面值,按收入现钱的贯数临时填写;“交子”兑现时,扣下20文作为利钱收入。但“交子”户须向官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和交纳一定的物税。尽管这样,“交子”户还是发了大财,“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宝货”。当时“交子”发行没有固定的时间,没有固定的定额,发行了不少“交子”空券,这样一来,便造成“交子”膨胀贬值。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1022年),由于“交子”发行中出现问题,在老百姓中间经常出现“聚众争闹”。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请求政府把“交子”铺收归官营,并设置了“交子务”。但当时的官员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极力主张废止“交子”流通,并决定把“交子铺”封闭了。“交子铺”封闭之后,市场上买卖交易顿减,“贸易非便”:。到了宋仁宗天圣元年时(公元1023年),官府最终设置了“益州交子务”。从这时起,“交子”便成了法定货币,在市场上与铁钱同时流通使用。北宋时期发行的这种“交子”,一直延续使用到南宋。

纸币“小钞”发行、流通时间只有三年。据史籍记载,北宋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7年),朝廷发行一种纸币,名曰“小钞”。朝廷用这种“小钞”来收兑“当十”的铜钱,当时这种“小钞”的面值是“一贯”。这种“小钞”在市场上流通的时间不长,到了北宋徽宗大观三年(公元1110年),朝廷命令“小钞”全部作废,前后时间只有三年。尽管这种“小钞”在当时市场上流通时间较短,但是从史书上看,“小钞”流通使用的地区要比“交子”流通使用的地区广泛得多,因为它是朝廷面向全国发行的纸币,而不像“交子”只是四川地区发行的纸币。

北宋、南宋时期的另一种纸币——“关子”

古时候,官府相质的文书称做“关”,是通知支付、给领的意思。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是提取钱币的一种凭证,当时可以把这种“关子”凭证。作为买卖转让:到了南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朝廷屯兵在婺州,水路不通,军部运钞不方便,便在婺州发行一种“关子”,这种“关子”和唐朝的“飞钱”一样,是汇票性质,当时可凭“关子”到杭州、越州领现钞。后来,人们把“关子”作籴本,这就变成了纸币。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8年),朝廷印给淮西、湖广两总领“关子”80万缗,作三年行使;印给淮东总领“关子”40万缗,作二年行使。公元1159年,南宋绍兴二十年,“复出诸军见钱关子300万缗,听商贾以钱银请买”。由此可见,这种纸币性质的“关子”,北宋、南宋时期,在市场上流通转让的时间很长,范围也比较宽。

南宋时期发行的纸币有“会子”、“川引”、“淮交”、“湖会”等

1.“会子”。南宋高宗赵构后期,京城临安富商印制“便钱会子”在市场上流通。后来,这种“会子”改由官府发行。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公元1161年),官府按照四川“交子”的办法,设“行在会子务”,正式由政府发行“会子”。“会子”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种,在东南各路市场上流通,所以又称“东南会子”。后来,政府又增印发行二百、三百、五百文三种。

2、“川引”。南宋时期在今四川地区发行的“交子”,通称为“川引”,分为一贯、五百文两种。

3.淮交。通行于两淮地区,所以称作“淮交”。南宋孝宗时期,政府印制了二百、三百、五百、一贯4种“会子”,金额为400万贯,允许在两淮地区流通使用。南宋光宗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政府规定“淮交”每贯值铁钱720文,期限为3年一界(期)。

4.湖会。通行于今湖北地区,所以称作“湖会”。南宋孝宗时,政府发行“直便会子”700万贯,允许在湖北地区流通使用,分为五百、一贯两种。后来,政府又规定扩大流通范围,允许在京西和广南流通使用。

南宋政府发行纸币“交子”,其目的现在看来好像并不是完全出于市场流通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达到弥补政府财政赤字(亏空)的目的,因为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在发行铜钱、铁钱之外,又有发行大量纸币的经济基础。据史书记载,南宋理宗时期政府财政赤字较大,国库储存“空竭”,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困难,专门设置“撩纸局”,“撩纸局”就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赶印、增印“交子”纸币。

二是两宋时期在货币流通上除了出现纸币外,辽、夏、金初期,都是通用宋朝的铜钱。这就是说,宋朝铸造的货币,在辽、夏、金的市场上,都可以流通使用,这也是当时货币流通的一大特点。

辽在有自己的自铸币之前都是用宋朝铸造的货币。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但是历史上形成的辽、宋经济联系,并没有由于辽和宋的政权并立而断绝。据史书记载,辽、宋并立之后,双方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经济上的联系和货币的通用,大体上通过三个途径进行:一,宋、辽之间往来赏赠。每年年节,皇帝、皇后生日,总要互相祝贺,赠送财物、钱币。二、宋、辽由官方设立并管理的榷场,都要固定地进行贸易,交换商品,交换货币;三、宋、辽边境居民私人交易。当时宋、辽在榷场之外,有的商人越界去对方境内贩运谋利,有的通事(翻译)、使臣私相交易,有的通过各种走私贸易,凡此种种,都在不断地进行货币交换。

夏在有自铸币之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都是使用宋朝铸造的货币。公元1032年,夏景宗元昊建立夏国,元昊的父亲德明王,早在公元1007年就派使臣和宋朝商谈恢复两国的贸易,当时宋答应正式通市。这样,宋朝铸造的货币,大体上通过三种形式在夏国市场上流通使用:一是进贡和赏赠的形式。夏朝每年名义上向宋朝进贡马、羊等,而每年都要以此换取宋朝的回赐,公元1006年,宋朝一次赏给夏朝德明王钱币2万贯,还有一些财物,夏国派到宋朝的使臣入境后,可以同宋朝的富商做生意,交换货币。二是在宋、夏官方设立榷场贸易的形式。宋朝于公元1007年在保安军置榷场。三是私市的形式。有时宋朝与夏国关系恶化时,宋朝就下令禁绝一切贸易和商品货币的交换,但,当法禁稍一松弛,夏宋的边境居民,就私下进行贸易,时间一长,就连宋朝的边防军官也同夏人做贸易,无法断绝,所以两国的货币交换总是连绵不断。

金在有自铸钱币之前,都是通用宋朝铸造的货币。公元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金建国后攻破辽国,继续南侵,灭北宋,侵掠南宋。直到金太宗和金熙宗的时候,金朝都没有铸造自己的货币,在广大的市场上完全流通使用着宋朝铸造的货币。这里面有三种情况:一、原来辽统治下的东北部区域,自上京路、辽东路、咸平路,东到大海,北到北方边地,是金朝建国前后占领的地区,这里包括女真各部落的住地,也还有原在辽统治下的大批契丹等族,他们在社会经济交往中,辽发行的货币已经不能再流通使用,只有宋朝铸造的货币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使用;二、自辽上京临潢府以南,直到河北、山西燕云十六州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汉族,长期以来这里就一直流通使用宋朝铸造的货币,由于当时金还没有来得及铸造自己的货币,当然只好沿袭流通使用宋朝铸造的货币;三、北宋统治下的淮河以北包括陕西的汉族地区,原来就一直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流通使用宋朝铸造的货币,当时金既没有自己铸造的货币,又没有不允许流通使用宋朝铸造的货币,这样就在广大的市场上继续流通使用宋朝铸造的货币。

三是在宋代,围绕着货币大做文章,官僚、地主为了增加剥削收入,政府为了从百姓手中得到更多的收入,解决财政赤字,便在发放高利贷上搞了许多五花八门的形式。像初期的高利贷、茶叶预贷、赊买、南宋的官钱和地租高利贷等,政府想尽办法盘剥老百姓。

北宋初年流行的高利贷。宋太祖建国后,实行官田、官员占田、地主庄田制,官僚、地主占有土地,便以租佃方式剥削佃农。伴随着租佃关系的发展,官僚、地主通过发放高利贷来发家致富。当时的官僚、地主每年借给农民的粮食、钱币,都要收取两倍到三倍的利息,有的要农民的子女去做“佣质”(当抵押)。农民冬春从官僚地主那里借来粮食、钱币,用收割的夏麦偿还;夏麦还了本息债务,春秋再向官僚、地主借粮、借钱币,再用冬天收割的粮食偿还;农民还不起债,交不起租,官僚、地主再把欠债、欠租作为借贷加息,这样,农民年年要借钱,债息永远还不清,农民世世代代无法挣脱剥削。此外还有茶叶预贷。北宋太宗时期,对人民生活必需品盐、茶、矾、酒,实行官卖,又称专卖。政府向茶园户收购茶叶,规定一个定额。政府每年向茶农收购茶叶的钱,在茶叶没有出境之前,预先借给茶园户,这叫做“本钱”,然后再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到了产茶季节,政府收购茶农茶叶时,再从收购的茶叶中,把预借给茶农的“本钱”和利息全部抵扣完。这实际上是政府通过向茶农“预贷”的手段,来剥削茶农,增加政府的收入,如此等等。

南宋初年,每当农村里的自耕农因破产而投靠地主时,地主就想方设法,“邀其假立文约,领钱”,官府和地主勾结,利用借债来束缚佃农,在官府、地主“倍称之息”的剥削下,农民债务春借秋还,秋借春还,本加息,息加息,日积月累,天久日长,永远也还不清欠账,到时官府、地主就把农民的房屋、农具、耕牛、种子、口粮用来抵债,有时甚至强迫农民的妻女作奴婢。南宋的官税钱也比较多,和北宋比较,又新增三种:一是经总制钱。南宋政府规定,凡买卖田宅、酒糟,以及一切民间钱物交易,交易额每千文政府收30文,后又增加到56文:据史书记载,当时“经总制钱”全国每年计划收入2000万贯,实际可收到1000万贯到3000万贯。二是月桩钱。南宋初年,政府命令各地州县按月按计划交纳月桩钱。南宋宁宗时,每年可收到390万贯。当时月桩钱名目特多,有面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账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罚钱、即胜喜欢钱,等等。三是版账钱。南宋初年,每年可收到10~20万贯,这完全是一种“率皆无名,凿空取办”的苛捐杂税。

在南宋末年,是中国各族人民生活最困苦的年代,苛捐杂税、纸币贬值、钱银外流等等,加上从公元1194年黄河三次大决堤,到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是第一个四十年中国各族人民大遭难时期;紧接着从公元1234年南宋政权腐败,到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这是第二个四十年中国各族人民大遭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南宋及金国政权货币制度的最后崩溃,也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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