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对传统极富挑战性的思想观念，其在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孕育并能够在日后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得到持续传承和广泛扩散，这并非是一个孤立与偶然的现象，相反，它根植于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企业的日益巨型化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日趋严重

企业的日益巨型化可谓20世纪发生于经济领域中的最为耀眼的现象。历史地看，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垄断资本主义初期，伴随着以资本集聚型为主的企业扩张模式向以资本集中型为主的企业扩张模式的转变，具有强大集资功能的股份公司得到了广泛运用，企业的规模也就相应有了不断扩大化的趋势，但这时企业扩张的速度仍显缓慢。以美国为例，从19世纪中叶起，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时期向垄断时期过渡，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开展，生产过程的进一步专业化和社会化，这些都为大企业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然而，这并未立即引起经济生活中现代大企业的普遍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只有极少数制造厂商的资本额达到100万美元，并且没有一家制造业公司的规模大得使它所属的工厂和办事处分布于数个州之间，仅有为数不多的铁路公司勉强可与现代大企业相媲美。1895—1904年，美国经历了其历史上的第一次企业合并浪潮，现代大企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格局由此初见端倪。在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有1900家，占企业总数的0.9％，但其雇佣的工人却占全国工人总数的25.6％，产值占总产值的38％；在1914年，仅占制造业总数2.2％的、产值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其总产值却占整个制造业总产值的49％，所雇佣的职工超过了该行业职32,总数的1/3。到1917年，企业的规模之大则达到了惊人的水平，资产额为2，000万美元和2，000万美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有278家，资产额超过2亿美元的铁路企业有27家。其中，雄踞其各自行业榜首的美国钢公司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资产额竟分别高达24.495亿美元和26.63亿美元。以后，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美国虽有企业大量亏损甚至纷纷倒闭，私人投资额也从160多亿美元锐减至10多亿美元的历史最低点，但在经历了1925—1931年发生于大萧条阴影下的第二次企业合并浪潮、1933—1938年的“新政”、1965--1971年的第三次以及1976—1985年的第四次企业合并浪潮之后，诸多企业通过内涵式和外延式的扩张而最终演变成为实力更加雄厚的巨型公司。到20世纪后期的1988年，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商业银行有50家，规模最大的花旗银行的资产达2，036亿美元；1991年，在以年销售额计算的前100强工业企业中，位居第一的通用汽车公司的销售额高达1，237.8亿美元，位居最后一位的沃纳一兰伯特公司在这一年也创下了51.7亿美元的不菲销售额。

在世界上其他多数国家，20世纪企业扩张的速度虽从总体上看远不如美国大企业的成长快，但也缔造出了在其各自国度乃至全球勘称“经济帝国”的巨型企业。尤其是日本等新兴工业国，近几十年来大企业发展的进度丝毫不逊色于美国。这些国家的特大型企业与美国的“经济巨星”一起，不仅在其国内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对此，从美国华盛顿政策研究所的两位研究员安德森（Sarah Anderson）和卡瓦那（John Cavanagh）在1996年12月25日发表的研究报告——《经济200强；全球公司经济力量的崛起》（The Top 200——The Rise of Global Corporate Power）——可略见一斑：（1）在全球公司200强中，有美国公司59家，日本公司58家。有186家公司的总部设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荷兰和瑞士七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韩国和巴西，也有企业跃人世界200强的行列。（2）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100强中，51个是公司，国家只占49个。其中，日本的丰田公司强于挪威，三菱公司强于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印度尼西亚，美国的福特公司强于南非，通用公司强于丹麦，即使是排名在第12位的美国瓦尔玛特公司，也比包括以色列、波兰和希腊在内的160个国家要强大。（3）全球公司200强的销售额占全世界经济活动中营业额的1]4强。1982年，全球公司200强的销售总额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24.2％，1995年则进一步提高到28.3％。（4）把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减去前9位国家（中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巴西和加拿大）的国民生产总值所得到的余额即6.9万亿美元，要低于全球公司200强的销售总额即7.1万亿美元。换言之，全球公司200强的销售总额要高于182个国家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5）全球公司200强的销售总额为7.1万亿美元，这几乎是世界上45亿人口3.9万亿美元的收入总额的2倍。（6）全球公司200强的销售总额半数以上集中在贸易、汽车、银行、零售和电子五大行业，且这些行业的市场集中程度很高。就汽车行业而言，最大的五家公司垄断了全球汽车销售总额的近60％；就电子行业而言，最大的五家公司垄断了全球销售总额的多半；全球200强中最大的五家公司还占据了世界航空、航天、钢铁、石油、个人电脑、化工及传播媒体销售总额的30％多。以上情况表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到20世纪末，全球大型企业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分布的广泛性上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企业规模的扩大，使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及企业相互之间竞争的力度得以增强，也为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大企业将若干生产经营单位纳人同一组织体系之中，使它们服从于统一的权威，这样，“一系列的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由此可减少市场交易的成本。从此意义上讲，企业的巨型化能够产生规模效应。然在另一方面，与企业的日益巨型化及其正面效应相伴随的，则是企业规模扩张引发的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

首先，企业日益巨型化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是破坏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在经济生活中形成滋生垄断和限制竞争的温床。析言之，当今业已被证实为妥适的竞争模式——有效竞争一方面要求竞争者具备一定的经济力量，以保证竞争的强度，进而给竞争者以足够的压力，激发竞争者的进取心；另一方面则要求市场上有必要的竞争者数量，以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实现竞争的广泛性和充分性。20世纪以来企业的日益巨型化尽管不断壮大着作为竞争者的企业的经济实力，然而却使市场的集中度日渐提高，从而构成其他经济活动主体进入市场的障碍；一旦这些巨型企业滥用其经济优势，其他经营者以及消费者又将蒙受更大的损害。这就是肇始于19世纪末的反垄断法在20世纪持续受到各国普遍青睐的主要原由。

其次，如果说20世纪初期大企业还是主要的就业机会提供者，那么日后的大企业便成了失业大军直接和间接的输送者。因为，企业的日益巨型化与科技的发展和企业结构的重组是联系在一起的。科技在大型企业中的广泛运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善了劳动条件，但随之而来的是“技术和设备排挤工人”的现象。企业结构的重组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它的～个可能的后果是大量劳动者沦落为失业者。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并购浪潮之所以令世人瞩目，并促成了29个州公司法的变革，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众多中小企业的劳动者在重组中失去了工作岗位。另有资料表明，到20世纪末，全球公司200强的用工总数仅为1880万人，比全世界56亿人口的1％中的1/3还少，且不足全世界26亿就业人数1％中的3/4，这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相比显然是很不协调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企业在保障劳动者实现就业权方面的缺憾。

第三，大企业在为社会创造显著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使人类的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85％控制在最富有的1/5的人手中，这种财富与收入过分聚集于少数人的现象与企业经济力量的集中不无关系。

第四，企业的日益巨型化离不开大量资源的支撑，但由此也引起了资源存量的锐减和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尤其是在利益的驱动下，掌握大部分资源的少数垄断资本家对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和不合理利用，肆意排放污染物，使得资源和生态环境危机更加突出。资源过早地接近枯竭，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劣，已成为当今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阻碍，大企业也因其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缺乏公众所期望的社会责任感而备受指责。

第五，与企业的日益巨型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的消费者则越来越沦为社会的弱者。因为现代科技发展所导致的产品的复杂性及产品缺陷的隐蔽性，客观上已将消费者置于一种相对于生产经营者的不利地位，他们有时会在产品消费中成为非自愿的债权人；而消费者分散性和财力的有限性，又使他们很难与现代巨型企业相抗衡，从而在其权益受损时获得适当的救济。

第六，企业日益巨型化必然伴随着企业对政治参与的深入。这种参与，促成了政府与企业的活动逐渐融合，使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常见泯灭。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敏锐地揭示的那样，现代超级公司与其说是公司，不如说是“准政治国家”，它们“不仅是经济体系的一个主要部分，还是运行中的政治体系的一个主要部分。”这些大企业“比较地类似于政府或国家机关，把它们称作财务政治机构（Finpolities）倒比较合适。它们对正式的政府，无论直接或间接，有意识或无意识，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它们的影响往往具有很大的强制作用，简直可以把这种影响的性质说成是准指令性的。”以企业高度发达的美国为例，20世纪以来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是；大企业通过权钱交易性质的政治献金、被列宁描述为“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似的公司同政府间进行的“个人联合”，以及向政府当局施加压力等多种方式，直接左右政府的政策、人事安排和国会的立法。“可以说，官商一体化，“国家同拥有无限权力的资本家集团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此乃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一道奇特的景观。此外，更有甚者，一些巨型公司还基于盈利或其他目的，助纣为虐，或直接从事反社会和反人类的政治勾当。2001年2月11日出版的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就披露了一条惊人的内幕：当今世界计算机行业的龙头老大、赫赫有名的美国IBM公司居然在二战期间通过向德国法西斯提供其特有的穿孔卡技术，帮助希特勒登记并发现犹太人，然后将大批犹太人送进集中营实施大屠杀，纳粹德国依靠IBM公司提供的高科技大大提高了其消灭犹太民族的“效率”，IBM公司由此也在战争中大赚其钱。另据记载，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农业巨头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曾积极参与了推翻洪都拉斯政府的活动。巨型企业的类似劣迹，尚有很多。由此看来，20世纪人们关注企业，不满于企业，伸张企业社会责任，这实乃情理中事。(卢代富 中科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