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对策
中国教育虽然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其一，中国是穷国办大教育，而且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人口与教育资源承载能力不足的矛盾，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同教育供给，特别是优质教育供给不足的矛盾，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教育的发展；其二，教育体系与实际的脱节甚至割裂，已成为中国教育体系的一个主要的弱点。为了促进和保证中国教育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发挥教育在提供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调节劳动力市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必须进一步推动中国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一）树立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教育发展观
一般来说，教育领域主要考虑受教育者的个人需要及其身心发展的规律，经济或工作领域主要考虑社会需要和劳动力市场的要求，教育和就业之间往往并不是一一对应或能够存在“无缝隙”的过渡。要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持续健康协调快速发展，必须既要正确处理教育内部的各种关系，又要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要求;既要考虑教育自身的发展需要，也要考虑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从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教育结构调整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教育部门所培养的毕业生在规模、结构上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各种层次、类型劳动力的需要，毕业生的资源配置或就业状况通常可以作为检验教育结构调整成效的重要方面之一。1999年以来，中国罕见而迅猛的高等教育扩张在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同时，也开始加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激烈竞争，由学历升级推动的“职位排挤”现象加剧，反过来推动教育结构重心高移，学校升格成风，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上研究生，而教育的类型和特色难以彰显。
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变化来看，2002年与1998年相比，在校研究生规模增幅最大，本科和专科（高职）生增加人数大体相当。具体来说，研究生总规模4年净增40.2万人，4年增长2.02倍，本科生净增423.8万人，增长1.65倍，专科（高职）生规模净增415.6万人，增长1.14倍。
扩招政策的初衷是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点，以面向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适应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培养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需要的实用人才。但所采取的发展策略，主要是对现有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进行改革、改组和改制，并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中专改办，以及在部分本科院校增设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的结构和模式并未从根本上走出本科压缩型即学术型人才的模式，尚未形成与企业需求和劳动力市场密切结合的应用性人才培养模式，加上以学历为导向的劳动人事制度的驱动，高职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不高，社会认可程度低。高职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负面反馈信息使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扩张压力加大。
1998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1017所，其中本科院校600所，专科学校417所，本、专科学校比例为3∶2，普通本、专科在校生共340万人，本、专科生之比为1.9∶1。到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1553所，其中本科院校642所，专科学校911所，本、专科学校比例为2∶3；普通本专科在校生1090万人，本专科生之比为1.27∶1。本科教育资源的供求矛盾变得突出，客观上增加了对本科教育的强烈需求，从1998～2003年，全国共新增设本科院校（均为“专升本”）114所。
随着高校本科扩招，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的压力开始加大。2003年，全国约94.5万人报考攻读2004年硕士学位研究生，其中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人数47.4万人，占报考总人数的50.2%，比2002年的38.4万人净增9万人，增长23.4%。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对毕业生质量产生一些负面的讨论，在劳动力市场上研究生争抢本科生职位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市场和高等教育如此循环，高层次人才的职位挤压和替代推动中国教育结构层次逐步提升。然而，现实的劳动力市场却是技术技能性人才极为短缺，拥有专科、本科文凭的求职者比比皆是，有一技之长的技工人才却不多见，中高级熟练技工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在精英人才荟萃的深圳，出现了高级技工月薪超过硕士研究生的现象。
就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看，教育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某一层次的教育政策与程序必然与其他各个层次互为影响。教育结构体系的调整是有基本条件的，而且各个阶段是逐步推进的。只有当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高等教育才能实现较大规模的扩张。“如果教育决策与发展未能很好结合，特别是关系到最高层次和最为昂贵的教育形式，要满足这样的需求，很可能会牺牲基础教育，而基础教育可以长期地并必然地适应经济和社会的需求。”从中国的教育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在一定阶段适当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怎样发展，不能以牺牲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为代价。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高教财政拨款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8年的19.74%提高到2001年的22.57%，而义务教育所占的比例却从1998年的55.4%降低到2001年的53.58%，高中阶段教育所占比例同期也有所下降，教育资源明显流向高等教育。况且，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与高中阶段教育的薄弱链条严重不相称，2002年在普通高中的升学率已达到83.5%的情况下，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却只有58.3%，高中阶段教育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制约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要树立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教育发展观，发挥教育促进就业的作用，必须根据中国国情、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结构发展趋势，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教育结构。从现代经济发展的经验和规律来看，在实现经济起飞和增长初期，劳动力结构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葫芦状，即领导层和操作层占很大比重,技术技能层所占比重小。但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和组织形式的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劳动力结构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啤酒桶现象，即领导层和操作层两头缩小，技术技能层中间增大。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外移，中国正在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劳动力加快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当今世界制造业三大国——美国、日本、德国（1999年，美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分别为24.7%，日本占16.6%，德国占7.9%，中国仅占3.7%）的劳动力技能结构的总体特点是，美国有世界上一流的一批最高层次的科技精英人才和大量低水平技能资格的中下层职工；日本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专家和广泛分布的接受过普通教育的技能多面手；德国有在基础与应用科学、工程科学领域高水平的专业技术精英人才和具有普通教育水平与职业技术技能的熟练工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仅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具有中级技能的熟练工人比较短缺，高级技工和技师严重短缺;受过高等教育人员比例差距大，工程技术人员和高层次技术人才不足。因此，中国要形成制造业以至各个产业的竞争力优势，急需一批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大批中高等技术与技能人才，技能形成战略和教育结构的调整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1）在全面均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提高全国及各地区的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普及率，尽快实现中级技能的普及化。这是改善中国劳动力素质结构、提高全民整体素质的重要手段。
（2）以就业为导向强化应用型人才的教育类型定位。目前中国中等职业教育定位比较准确，主要培养实用操作层面的技术工人和初中级人才，其就业率高且稳定，2002年达到94%，某些专业的毕业生甚至供不应求。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培养技术应用性人才，与本科的差异不仅在办学层次上，更在于人才的培养目标、类型或特色方面。只有摆脱“压缩型本科教育”的模式，才能增强高职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防止被高层教育毕业生轻易替代。在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中，虽然学术型与应用型人才类型尚未分化，但应明确应用学科（如工科、农科、临床医学、法科、财经、工商管理）为主的高等学校和专业主要培养高级应用性人才。否则，如果所有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都向学术型方向发展，必将激化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难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中国不同类型高层次人才的要求。
（3）加强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与企业界之间的联系。以学校为基础的职业技术教育要加强校企结合，把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统一起来，保证学生实现从学校到工作的平稳过渡。大学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教育应当更适合于经济需求。无论是大学生，还是研究生都不要局限于狭窄的学科学习中，应使学生在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应用实践中受到锻炼。
（4）创造多种模式、多种途径发展各类教育。教育应横向扩展到社会各个方面，纵向延伸到人的一生历程。为此，在建立开放型学校教育体系的同时，要通过发展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函授教育等扩展各种学历教育，包括企业教育、社会教育和其他非正规教育形式在内的各种非学历的教育与培训，并通过建立对课程、项目和以往学习经历的学历资格认证机制，促进各种不同学习环境和路径的沟通和衔接，最终创造出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终身学习体系。
（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能力建设
在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时期，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决定性的意义。在今后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将大体完成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调整，即大约有2亿左右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有3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工作和生活，城市人口中也会有相当数量的就业者转换工作岗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多的人要转换职业岗位，改变工作和生活环境，人们的应变能力、再学习能力、再就业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同时，结构调整所产生的劳动力转移和每年新增的800万～1000万人对就业岗位的需求，一方面需要通过结构调整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提高劳动者的创业能力，让劳动者自己创造工作机会。此外，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确定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不论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还是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关键在于中国的技术储备基础和自主创新能力。因此，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核心就是要提高国民的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和创新能力。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在各个教育领域推行素质教育，强调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但由于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的配套政策措施和有效的教育教学模式，而难以落实到教育理念、教育过程、教育方法和手段中去。教育过程能力建设的薄弱，造成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聚中的严重缺陷。一是学历膨胀而实务人才短缺，加剧人才供求上的结构性矛盾；二是人的职业能力狭窄，缺乏综合与迁移能力，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职业、岗位技能变化的需要；三是高层次人才缺少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宏观决策和统筹协调能力、国际交往与竞争能力。因此，全面深化素质教育，只有把能力建设摆在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首要位置，实现从学历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变，才能造就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专业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1.制定能力建设的国家战略和国家标准
把能力建设提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就是由国家规划和统筹能力建设，制定各种人才和各种职业（岗位）的能力标准。这种标准不仅作为各行各业录用人员和职务晋升的依据，还可以供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参考，在基础能力培养方面也可供基础教育参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学校教育和培训如何适应急速变化的工作岗位，成为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关注的问题。他们相继研究和提出了有关岗位能力和教育能力的要求，并试图以此将职业资格与学术水平两条路径进行整合。如国际劳工组织在《知识社会中的工作学习与培训》报告中，比较完整地提出了知识社会能力发展的要求,主要包括基本（基础）能力、核心能力、职业（岗位）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并要求这些能力应分别在基础教育、职业培训和终身学习中得到相应地体现。
如此看来，能力建设就不再只是职业培训的要求，而应该是贯穿于各级各类教育的共同要求，不过不同层次和类别的教育，能力建设的重点有所不同。例如，基础教育主要是基本（基础）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读写能力、计算能力、公民资格、社会技能、学会学习技能，以及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核心能力是在基本能力的基础上适应工作需要发展的新技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主要是通过“提供一般的核心工作技能和作为其基础的知识，以及以产业为基础的通用专业技能，可以进一步增强人们的就业能力，并有助于向劳动世界过渡”。这些核心工作技能包括“具备团队工作精神、解决问题能力、信息网络技术和通讯及语言技能、学习技能的知识，以及保护自身及同事不受工作中的危害和职业病之害的能力”。职业培训主要是有针对性的岗位能力的培养。终身学习可以在工作、技术和技能要求变化的情况下，保证维持和提高个人的技能与能力，保证个人发展和个人事业的发展。
此外，“教育还应使青年人为非直线式的职业道路以及在其工作生涯期间数次变更职业的可能性做好准备，应当传达企业和企业家能力的一种积极形象……应当开发青年人的即席能力和创造能力，使他们普遍具备处理迅速变化世界的复杂情况的能力”。这就是说，终身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是在各种教育中都应当着力培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针对高等院校指出:“必须将培养创业技能和创业精神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问题，以增强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使他们不仅成为求职者，而且逐渐成为职业的创造者”。这些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关于能力建设的思想和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中国从1993年起开始推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制度。过去，只要有学历就可以就业，现在和以后的趋势是既要有学历，又要有某个职业资格才能进入人力资源市场。但是，目前制定各种人才和各种职业（岗位）的能力标准，主要是部分行业的职业岗位规范，分别由劳动部门和人事部门牵头制定，实际上主要是岗位技能，属于能力结构中的专业（职业）能力部分，具体体现为职业/专业资格证书，与教育部门制定的体现学术性能力的学历证书缺乏有机联系和有效衔接，而且在能力考核、证书发放等方面多头管理。因此，需要从人力资源开发的全过程提出能力建设的总体要求，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国家能力标准的基本框架，从而在整个教育和培训体系加以系统地设计和实施。
2.推进教育制度创新，为能力建设提供制度框架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推进能力建设，需要推动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育制度变革：
(1)教育管理方面。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校不分，考教不分。制度创新的首要问题是政府与学校的角色定位。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发展国家资格框架，制定连贯一致的能力标准及评价、承认和证明制度。这个框架在将学历和职业/专业资格进行整合的同时，关键是要不考虑所学技能和获得能力的方法与地点。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及培训、工作经历和在职学习中的能力建设都可以获得承认，从而开放和培育教育培训市场，推动学校和培训机构由能力标准驱动自主办学。
(2)入学制度方面。现行的中小学和高校入学制度，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免试就近入学，开放但缺乏选择。高校实行全国统一考试，严格选拔但缺乏开放。入学制度创新，在义务教育阶段，当学校之间逐步实现均衡发展之后，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前提下，提供必要的选择机会。在高等教育阶段，当大众化水平逐步提高之后，大多数高校实行开放注册入学，少数研究性大学选拔入学，在选拔标准和方法上，要以能力考核为主，尤其是注重发现和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各级各类职业教育院校则应开放入学，尽可能向所有人提供职业发展的机会。
(3)教学制度方面。中国教育制度的特点和长处是统一要求，严格规范，能保证基本教育质量，而问题恰恰是忽视了个体差异，缺乏适应不同教育对象的灵活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窒息有特殊才能的人的发展潜能。教学制度创新的方向是灵活性和个性化，新的制度应是“以人为本”的、“因材施教”的、规范与选择相统一的。如在教学安排上，设置不同进度,允许学生自由选择；在教学管理上，实行学分制和工作学习交替制度，并在不同学习环境或路径之间通过学分转换制度实现衔接，等等。
(4)合作教育制度方面。能力建设需要学校与社会的共同参与，如中小学阶段的社区教育与校外教育；高等教育阶段的“产、学、研”合作；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中的产教结合，或者以企业为基础的教育，都说明人才培养，尤其是能力建设必须依靠学校与社会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并要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保证这种伙伴关系的建立和运行。
(5)证书制度方面。实行多种证书制度，虽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能力建设的要求，但要加强学历教育与职业标准的有机结合和衔接，减少重复，提高效率，有利于毕业生的就业准入。
3.把提高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作为能力建设的重点
把提高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作为能力建设的重点，既要普遍提高国民的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同时又要着力造就一大批具有原创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和各个领域的创业领头人。这对于学校教育的要求，不仅涉及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而且在制度安排和教学组织上都需要做出新的调整。
对于创新能力和拔尖人才的培养，中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进行发现和培养超常人才的实验和研究，比如通过制定灵活机动的政策，允许智力超常、创造力强、早慧或成果显著的学生打破常规、超越正常程序，在选课、免修、免考、跳级、提前毕业、免试保送研究生、硕博连读等方面都有较大的自由度，使他们崭露头角的机会大大增加。90年代以来，为增强国家知识创新能力和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国家相继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集中力量对少数大学进行重点建设，一些大学也在加速建立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体系，开展以创新为灵魂的研究生教育。事实上，拔尖创新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上有所创新，自始至终把培养创新能力贯穿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从中小学抓起，从大学抓起，并真正废除窒息创造力的应试教育，以教育创新实现创新人才的培养，才可能有希望。
教育不仅在培育创业精神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成功的创业精神所需要的商业和管理技能的积累也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中国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创业比例低、成功率低的状况，与学校创业教育的缺失有很大关系，尚没有系统的创业教育教学体系作为支撑。就业创业教育应从基础教育抓起，“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其具备基本的人文精神和素质，有初步的职业知识、创业精神与人生规划能力”，并要有课程和实践的载体去推进。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则要在教育过程中积极引导和鼓励个性发展，鼓励学生开展自主性的创新和创业实践活动。加强就业指导，设立创业教育的课程和项目，使学生对商务活动、商务管理和企业运作的基本知识有所认识，等等。目前教育部正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国内9所高校开展创业教育试点，并计划在国内各高校推动创业教育工作。
（三）明晰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教育投入责任和分担机制，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教育和培训既有益于个人，也有益于企业和社会。教育和培训可以使个人具备就业能力，并帮助他们获得体面的劳动和避免贫穷及边缘化。根据对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测算，中国个人教育收益率是逐年递增的，高等教育的平均年收益率的增长幅度远大于初等教育。不断提高的教育收益率推动着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对教育投资的热情空前高涨。企业和社会通过在其人力资源和教育方面的投资，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此，投资于教育和培训的责任应由公共和私营部门共同分担。但是，政府“必须始终承担投资于基础教育和初期培训的主要责任”，并分担向面临社会排斥或歧视风险的群体投资的最大部分责任。投资于义务教育后的教育和培训以及以工作场所为主的终身学习和培训，提高个人的就业能力和企业的竞争力，属于个人和企业的共同责任领域，且企业和个人是教育和培训的主要受益方，因而被要求在学习和培训计划的投资方面承担更大的份额。
中国目前基本上形成了“政府投入、社会多方参与、受教育者合理分担”的教育和培训经费筹措机制。但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较高层次和优质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不足，教育经费增长跟不上规模快速增长和质量提高的要求；同时，由于市场、区位和政策等原因，造成了教育资源不合理的流动、积聚和配置，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都在明显拉大。教育经费紧缺和基础教育的不均衡发展，已成为制约中国教育可持续发展和影响社会公平和谐的突出问题。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同时发挥多种积极性，开发和疏通多种渠道筹集社会资金，无疑是克服教育发展经费瓶颈的根本途径。
1.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
中国目前的财政体制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生产建设财政”的痕迹，这是中国教育财政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将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目前比较薄弱而且要大大加强的一部分，教育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占了非常大的比重，这就要求把发展教育摆在公共行政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在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都在4%以上，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2002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达到3.41%，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4.76%，为此，应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教育法》规定的4%的水平。同时，在教育财政资源的分配上，应集中使用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适当降低高等教育经费的比例，扶持中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对义务教育，政府必须切实承担起义务教育的责任，迅速地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逐步创造条件，对农村和贫困地区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保障农村人口的基本受教育权利。
2.依靠多方资金满足非义务教育的经费需求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金融机构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0万亿元。义务教育后教育与培训所创造的经济收益开始逐步显现。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使少年抚养指数迅速下降，家庭有能力也愿意在子女教育上做出更多投资。据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2月中下旬对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进行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有20.2%的居民储蓄动机是“攒教育费”，教育储蓄成为居民储蓄动机的首位。
在公办非义务教育阶段，各类学校实施部分成本分担政策，学杂费占各级各类学校生均经费的比例已有相当比例。但高等教育低于普通高中教育，提高学杂费在优质非义务教育生均经费中的比例还存在一定的空间。此外，目前中国高中（不含成人中等学校）和高校在校生中，民办学校所占的比重还相当低。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私人承担的教育资金比例还可以适当提高。同时需要规范收费行为，健全包括“奖、贷、助、补、减”在内的助学保障机制，核心是落实助学贷款制度，尤其是要把这些政策推广到高中教育阶段，救助中贫困生，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步伐，提高全民文化素质。
3.建立社会办教育的有效激励机制
目前中国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主要是发展民办教育即通过体制外的增量来扩大教育机会和教育选择。但由于优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公办学校，大部分民办学校的办学质量和品牌，短期内很难达到优质公办学校的水平，而有支付能力的个人对教育的需求和追求却主要是优质教育，社会资金进入教育服务贸易领域，为逃避风险也愿意投资于优质教育。因此，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优质的公办学校在保证原有国家任务的前提下，适当运用民办机制运作，把由此而节省出来的政府财政支持薄弱学校建设，有利于公办学校多渠道筹措社会资金，通过激活教育资源的存量而增加教育的供给，并因而增强公办学校的办学活力。
目前基础教育阶段中进行的“国有民办”、“公办民助”等办学体制改革试验，国有高校中出现的“民办机制的二级学院”，以及引进境外资金进行的中外合作办学，都是通过公私部门的战略伙伴关系，实现高起点快速发展，更好更快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途径。当然，对于这些学校存在的管理体系不健全、民办机制不完善、办学行为不规范等问题，迫切需要加以进行规范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公办学校借改制或假借找企业或民办学校进行联合办学进行乱收费，以保护国家和教育消费者的利益。此外，在企业和个人投资于教育和培训的环境建设方面，还应在法律、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制定倡导性和激励性的政策措施，对企业、个人投资、捐资和社会力量办学做出优惠或减免税的具体规定，解决教育和培训的融资问题。
4.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加快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已从比较消极的收入支持政策转向以鼓励就业为主要内容的积极就业政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着眼点是在终身学习的条件下，更多地为技能升级、再培训和知识发展提供机会，以加速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同时要健全和完善就业政策与服务体系，为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积极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1）重视和加强教育与培训在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措施包括长期失业者培训、大规模裁减工人的再培训、求职帮助和就业服务、就业和工资补贴以及公共工程计划。但教育和培训究竟是导致就业的增加呢，还是仅仅导致工作岗位在工作者和无工作者之间的重新分配呢，培训能否减少失业，还是“增量为零的游戏”？美洲开发银行首席教育顾问卡斯特罗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培训能使某些群体具有技术优势，比其他人更有希望竞争到现有职位。就旨在提高群体就业水平的政策而论，培训是一种有力的手段，但未必能创造就业机会。只有当一切必要因素都出现时，才能创造就业，仅靠培训是无法奏效的。
国际劳工组织则认为，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增量为零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相反，更多的培训可以导致一个更好的总量经济行为。这可能是通过刺激生产性资本的投入，或者是因为随着接受培训的劳动力的增多，调整过程会更顺利，公司能够更灵活地重新选择生产。总之，在教育和培训上，通过减少不合理的技能配置而进行适当的目标明确的投资，就能使生产性就业岗位在国家经济中实现净增加。同时也有助于创造条件吸引新的国内和国际投资，并刺激经济增长和更快速地创造就业岗位。为此，许多国家的培训和再培训计划在有关积极劳动力市场措施的支出中一般占有显著的份额，通常在40%和60%，丹麦超过了75%。中国积极就业政策中教育和培训的力度还不够大，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资料，国家法规规定将企业工资额的1.5%用于工人的培训，地方政府就业和失业保险基金的一定比例，通常为15%，用于就业前培训和失业人员的再培训。培训作为解决离校青年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有效手段，应成为实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重点。2003年，为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2003年高职院校毕业生职业资格培训工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人才与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紧迫性，使各级政府部门在较短的时间内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条例和法规，从内容上来说涵盖了相当广泛的领域。包括清理、修改和废止了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制约或妨碍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性文件，进一步打破地区壁垒、行业壁垒，在全国形成有序、公平竞争的毕业生就业市场，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到民营企业就业、自主创业，涉及技能培训、失业登记、临时救助、待就业服务、高校就业指导等各个方面。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人才和劳动力就业政策和服务体系，就是要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为建立劳动力市场服务和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上来。当前需要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构筑教育与人力资源信息平台 相关而又可靠的劳动力市场和培训信息，可以指导集体和个人的投资，并通过教育、培训和再培训建立个人的就业能力和一个有竞争力的、灵活的劳动力队伍。但目前由于信息不对称或缺乏信息来源渠道，个人获得的有关教育培训及劳动力市场方面的信息十分有限，学校和培训机构对市场的教育需求也缺乏必要的了解。2003年6月，教育部开通了“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信息网”，目前急需实现国家、地方、高校三级联网，教育、人事、劳动等网络和市场互连互通，资源共享；加快实现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建设信息丰富的网络数据库，尽可能多地召开网上招聘会，通过网络快捷、准确地向毕业生和求职者提供就业需求信息。此外，信息系统还应涵盖教育和培训提供者的信息，包括教育培训的期限、种类、成本；课程、传授形式、进度安排；教员资格；项目完成情况记录；就业服务以及包括毕业生就业情况在内的绩效测量等等，供潜在的参与者通过搜索引擎方便地获得相关信息，同时也有利于教育和培训机构及时地进行方向、内容与结构的调整，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力市场和教育培训接受者的需求。
完善自主创业配套服务体系 创办微型和小型企业需要具备三个要素——知识技能、资金、社会化的服务体系。为缓解就业压力，一些省市出台了不少优惠措施，其中不乏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支持，但与政府的热情不成正比的是，学生创业始终没成气候。做好创业政策宣传、建立创业基金、提供创业贷款，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固然重要，但还需相关的一系列配套服务，特别是针对大学生的系统的创业培训。国际劳工组织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就业实施的“SIYB”(创办你的企业)项目，已经帮助发展中国家创办了5万家企业，创造了20万个就业机会。该创业培训现在已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2004年计划在中国推行这一项目。创业培训是帮助那些有创业意愿和潜质的人创办企业，增加全社会就业机会，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参加创业培训就有能力去创办自己的企业。“SIYB”创业培训的第一个环节就是通过一系列测试进行筛选，评估你是否具备做企业家的素质，如果不适合，就不需要进入到下面的培训程序。该创业培训项目中，有一项专门针对大学生创业的“KAB”计划，侧重帮助大学生和刚毕业的学生了解企业，培养他们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经过培训，创业者应该理清思路，衡量自己是否是创业的合适人选，然后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市场信息确定计划书，寻找创业机会，增大了创业成功的可能性。
中国网 2004年9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