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社会分层的影响因素
改革或经济转轨是一个过程。前面综述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发现了随着改革深入而发生的,或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变化：即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支持政治资本回报降低,而人力资本回报提高的趋势。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我们可以通过对市场发育处在不同水平上的两个部门的分析,对此进行经验验证。该调查是在2001年年底进行的,并于2002年下半年进行了补充调查。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五个城市,我们根据分阶段随机抽样原则,分别抽取了70个社区的700户城市家庭,填写了家庭情况问卷和所有16岁以上不在学的家庭劳动力问卷。我们还在每个城市的相同社区抽取了600个农村进城的打工者,也填写了劳动力问卷。利用以上数据,我们估计一个收入决定模型,找出相关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幅度和显著性。
收入是反映人们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在激励机制和收入分配方式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各个单位为职工发放工资、奖金和补贴等的形式和时间都越来越灵活,要想找到理想的收入指标,也变得相对困难。在调查中,我们既询问了被调查者的月收入（包括工资和按月发放的奖金和各种补贴）,也询问了被调查者一年中不按月发放的各种奖金、补贴和各种过节费或实物收入。这样,我们把后者平均分摊并加到每个月收入中,就可以得到被调查者从单位每个月得到的各种收入之和。另外,因为劳动者的月工作小时数也有很大差别,我们用每月工作小时数去除每个月的各种收入之和,得到小时平均的各种收入之和。这是衡量劳动力收入的较为准确的指标。在回归方程中,我们把小时收入取自然对数作为因变量。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验证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对收入变化的相对影响。因此,自变量中首先要包含反映这两个方面特征的变量。根据调查数据,我们可以将被调查者的政治面貌区分为以下几种：中共党员、团员、民主党派和普通群众。其中,是否中共党员通常被认为是影响人们的地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选取是否具有中共党员身份这一虚拟变量,作为衡量政治资本的指标。
受教育水平是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指标。这里,我们使用序次变量来衡量,即所有受教育水平被划分为：（1）初中及以下,（2）高中或中专,（3）大专及以上三个组。在回归中,我们没有将小学及以下单独分列出来,原因是该组人群在样本中所占的比例较小。我们预期,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也应该越高。
另一个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是工作经历。在很多研究中,人们通常用年龄作为工作经历的代理变量。实际上,这种代理常常导致不准确的衡量。这是因为,一方面,每个人的受教育年限、实际工作年限都是不同的,并不一定按照相同的模式分布；另一方面,很多人的工作并不是连续的,在工作过程中有或长或短的时间中断。一些研究用年龄减去6（学龄前时期）,再减去受教育年限,作为工作经历的代理指标,这尽管可以克服上面提到的第一方面的缺陷,但第二方面的不足仍然存在。在本调查中,我们可以得到被调查者在当前这一工作单位中的工作经历和总的工作经历。但在回归中,我们只用当前这一工作单位中的工作经历。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个人收入与个人在目前单位工作经历的关系,比之与总的工作经历的关系显得更为密切。此外,一般来说,随着工作经历的增加,收入尽管会逐渐提高,但达到一定限度后,收入可能不再增加,甚至可能会降低。因此,我们在回归中还加入工作经历的平方项,并预期它对收入将是负的影响。
在回归中,我们还加入其他一些预期对收入产生影响的变量。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在所承担的社会义务和家庭事务上,存在一定的自然分工,从而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女性要承担生育子女的责任,而在生育和抚养孩子期间,她们通常会有一段时间离开工作岗位。此外,女性承担的家务通常比男性多一些,这样男性就有更多和更灵活的时间用于加班和夜间工作等。这些都会导致男性和女性在收入上的差异。因此,我们在回归中加入性别这一虚拟变量。
由于职业之间不是充分可流动的,所以,从事的职业不同可以导致收入差异。关于职业的分类,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在本研究中,我们把全部被调查者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工人,第二类为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之所以这样分类,是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这两大职业类型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可以形成最鲜明的比照,避免可能出现的混淆。第二类职业的收入预期高于第一类。
另外,在模型中我们还分别加入城市、行业以及所有制虚拟变量,来控制其影响。我们以上海为参照城市,城市虚拟变量包括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以农林牧渔水利业为参照行业,行业虚拟变量包括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探和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金融和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医疗健康和卫生业、体育事业、社会福利事业、教育事业、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文化艺术业、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业以及其他行业,共20个；以党政机关、国家和集体的事业单位为参照所有制,所有制虚拟变量包括国有独资及控股企业、集体独资及控股企业、私营独资和控股企业以及个体企业、外资独资及控股企业、国有、集体或私营控股的合资企业以及其他类型的企业共6个。
我们的调查对象既包括城市居民,也包括农民工。正如很多研究中所指出的,城市居民与城市中的农民工,实际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城市居民通常在正规部门中就业,而绝大多数农民工都在非正规部门中工作。因此,我们将对城市劳动力和农民工分别做收入决定的回归。由于从理论上说,外来工所处的劳动力市场市场化程度更高,竞争性也更强。这样,通过对城市居民和外来工分别做回归,我们可以对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进行比较。回归结果见表8-5。
女性虚拟变量对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且符号为负。也就是说,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女性收入显著地低于男性。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四个虚拟变量对收入的影响也都是显著的,且符号为负。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这四个城市的收入都低于上海。工人虚拟变量对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工人的收入显著地低于行政及管理人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这在外来工和城市居民中都是如此,也说明职业分化是社会分层的重要表征。
下面我们将分析反映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收入决定的相对影响。
首先,不论是外来工,还是城市居民,反映政治资本的指标中共党员虚拟变量尽管对收入的效应都为正,但统计上都不显著。说明经济改革进行到新世纪,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提高,政治资本对收入的作用已经不再具有显著的意义。
其次,从回归结果看,受教育水平（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对外来工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影响都非常显著,而且影响方向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也是一致的,即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以及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收入都高于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人。从回归系数看,外来工高中或中专虚拟变量的系数（0.2982）大于城市居民（0.1323）,大专或以上虚拟变量的系数（0.8663）也大于城市居民（0.4004）。
第三,工作经历对收入的影响也是显著为正。外来工的工作经历的系数为0.0249,意味着工作经历每增加一年,外来工的小时收入会上升2.49%；城市居民的工作经历的系数为0.0087,意味着工作经历每增加一年,城市居民的小时收入会上升0.87%。这说明工作经历越长,通过“干中学”获得的人力资本越高,个人收入也相应提高。外来工工作经历的系数（0.0249）大于城市居民（0.0087）,说明工作经历对外来工收入的影响,大于对城市居民收入的影响。但工作经历的平方项系数,不论对外来工还是城市居民来说,都是显著为负。外来工的工作经历平方项的系数绝对值（0.0008）大于城市居民（0.0002）。
如前所述,外来工所处的劳动力市场比城市居民所处的劳动力市场市场化程度更高。从政治资本回报和人力资本回报在两个部门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化程度越高,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历（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对收入的作用越强。
中国网 2004年9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