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转轨时期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不适用于由标准地位获得模型来解释。首先,改革以前,中国把人的家庭出身作为衡量其身份和地位的重要维度；其次,在衡量个人成就时,往往打上深深的政治烙印；第三,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不可能依靠市场,而是通过计划分配的机制来进行。个人的工作单位性质而不是职业,成为人的地位高低的衡量尺度。也就是说,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是扭曲的,是非正常的。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不同所有制单位职工之间、干部和工人之间以及不同的政治类别之间,要想从一种身份转换到另一种身份,是非常困难的。这与当时的制度壁垒和扭曲的机制密切相关。

改革之前,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按照官僚制度和政治等级,来决定个人控制资源的多少。但是,虽然个人在控制资源权力上面具有巨大的差别,传统的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却并不完全反映这种差别。因此,除了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之外,城市或农村内部劳动者之间在资源获得上,相对来说是较为平等的。1978年改革以来,原有的制度壁垒逐渐被打破,社会公平性和流动性都大大增强。例如,大量农民离开一直生活的农村,迁移到城市就业；一些城市居民为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迁移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不同所有制单位和不同部门之间,人员的流动越来越频繁等等。这一切在改革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整个社会正在逐步形成分层和流动的良性运行机制。2001年7月,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市场化改革可能会对这种状况产生两种影响。首先,政治资本在社会中的作用依然重要,为一些具有此种资本的人提供提高个人报酬、获取社会资源,甚至攫取国有资产的特殊机会。其次,市场机制会使得人力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社会成员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实现垂直方向的社会流动。

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运行机制及其变化,使得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成为对人们具有至关重要影响的两大因素。更重要的是,这两大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人们的社会分层所起的作用很不相同。因此,很多学者对政治资本与人力资本与社会分层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不同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可以被称为“市场转型”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政治特权阶层的作用会逐渐减弱。1986年在天津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文化大革命”后的十年中,父亲的教育和职业都不影响其子女的职业,子女的职业获得与其自身的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知道,从市场化程度看,上海低于广州。对上海与广州的对比研究发现：在上海,人力资本对职业流动的影响,在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之间是相同的；而在广州,在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中,人力资本对职业流动的影响明显强于非营利组织。

第二种观点被归结为“权力转换”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政治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持续发挥着作用。尽管政治资本已经丧失了其全方位的影响,但在中国,一些官员利用权势,进行贿赂、投机倒把和“灰色”交易等活动。这使得政治地位依然重要。谢宇等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教育的回报率较低,但并没有影响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差异。另有研究指出,中国的教育回报率是在不断提高的,但与此同时,政治资本的回报并没有降低。

第三种观点认为,政治资本的作用在转型过程中变得更加永久,更加深入。干部不仅利用他们的地位优势,继续掌握着分配资源的权力,而且市场化改革还加强了他们的权力优势。这种观点被称为“权力持续”观点。1985年在天津的调查发现,父亲的工作部门与子女的工作部门有密切关系。还有研究发现,如果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就更容易成为具有较高社会声望的专业精英；如果既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又有党员身份,就更容易成为具有社会声望和权威以及物质特权的管理精英。

另一项在多个城市同时进行的调查发现,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会增加进入公共或政府机构工作的机会；1978～1988年间,是否具有大学受教育水平对于能否入党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水平高低会影响政治资本的获得,他们之间再通过某种机制,去影响人们的社会分层。总之,学者们对于市场化改革是否削弱了干部的优势、干部的特权是否反映了他们的技术优势、人力资本在市场化改革中的作用是削弱还是得到了加强等问题,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化的改革进一步推进。政府控制机制在很多领域都削弱了。在企业,政府指令性计划被取消,企业自主发展自己的产品和推销计划,在市场上出售其产品。城市资本市场逐渐形成,银行贷款取代政府财政投资,成为企业投资的主要来源。政府控制价格的比重微不足道,绝大多数产品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企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主权,经理人员决定如何保持和使用税后所得,决定收入分配。政府取消了工作分配计划,允许个人自主择业,自主在不同企业间流动。不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的个人之间,工资收入差距都在逐步扩大。在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方面,确立了工资增长与经济效益相联系的机制,企业工资水平与企业效益挂钩；企业内部分配进一步打破平均主义,加大对管理、技术等关键岗位的激励,根据岗位和贡献确定职工个人工资水平；将经营者的分配与一般职工的工资分配分离,使经营者收入与其责任、业绩和风险挂钩等等。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正在由岗位技能工资制度转向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部分企业开始实行技术入股、员工持股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试点工作,收入分配的激励方式开始趋向多元化。

在改革的这个阶段上,个人收入与其人力资本的关系应该会越来越紧密。目前,政治资本还会通过两种机制起作用：一方面,政治资本通常与技术技能水平成正比；另一方面,政治资本高的人,往往具有更强的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所以政治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方向应该依旧为正。但是,由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政治资本的作用已不再那么重要,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性逐步提高。因此,在决定个人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因素中,人力资本应该有显著的决定性作用并呈提高趋势。

中国网  2004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