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口变动与教育需求

一 人口结构变动的微观机制

现代经济学从供求与价格相互影响出发，认为父母的收入因工资提高而提高时，对孩子的需求会产生两种效应：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是指父母收入增加后有能力养育更多的孩子，因此，会增加对孩子的需求；替代效应是指父母工资提高后，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提高，相当于孩子的价格提高，父母就愿意少“购买”一些孩子而多消费一些其他商品。对孩子数量的最终需求取决于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哪个占主导地位。

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哪个占主导地位无法先验地得出结论，但从各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看，几乎没有例外地在重复这个过程：在收入刚开始增长的阶段，孩子的数量增加了，随着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替代效应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家庭拥有的孩子数量减少了。加里·贝克尔从人力资本——孩子的质量——角度思考生育问题，发现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后，对孩子的质量会产生更大的需求：更高的孩子质量会为父母带来更大的效用。孩子的质量决定于更多的教育、更高的营养水平和健康投资等。显然，孩子质量提高会进一步占用父母的资源，那么，当父母把资源用于提高孩子质量时，有限的资源限制了数量的增加。这时，人们观察到家庭的生育模式转化了：由过去的“数量多、质量低”转为“数量少、质量高”。父母对大家庭的偏好减弱，结果即是低生育率时代的到来。今天，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为家庭不愿生育更多孩子而担忧：年轻劳动力减少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动力缺失，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如加拿大)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另一方面则制定非常积极的移民计划，鼓励外国年轻劳动力的迁入。

二 人口结构变化——孩子数量减少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人口控制政策，对生育模式转型带来了冲击，然而，为人口转型提供根本动力的则是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迅速增长和家庭财富的增加。当父母面临的孩子价格越来越高时，家庭自动产生了抑制生育的愿望。

家庭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和质量要服从所拥有的资源状况，换句话说，家庭的收入水平决定了父母能够养育多少孩子，为他们提供多大程度上的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投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的收入水平持续快速的增长，使城乡家庭有了完全不同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资源条件：2002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1978年的18.5倍；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78年的22.4倍。家庭财富增加了，父母本来可以养育更多的孩子，但是，孩子的价格也上涨了，父母反而愿意选择更少的孩子。

影响家庭生育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结构变化是家庭收入持续增长的必然结果。1978年，中国城乡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高达57.5%和67.7%。改革开放以来，恩格尔系数稳步下降，2002年，城乡家庭已经分别下降到37.5%和46.3%，同时下降了20个百分点。家庭支出中用于食物的部分减少后，对教育、健康等物品和服务的消费随之增加。

当家庭财富迅速增长和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时，生育行为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生育率下降。一般说来，育龄妇女的生育高峰为20～29岁，观察30～35岁已婚女性生育子女数量可以辨别生育模式的变化。近20年来，城乡30～35岁妇女生育子女数量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平均生育子女数量从1982年的2.88个下降到2000年时的1.59个。

政治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人口控制政策的影响，导致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老龄化程度加深，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15岁及以下的人口从1982年占总人口的35.86%下降到2000年的24.54%；而60岁及以上人口却从7.63%上升到10.65%。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必然对教育需求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少年人口是教育的主要需求者，这个群体在总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减少了，意味着需要接受教育的人口减少，对教育的需求产生抑制作用；第二，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上升意味着社会资源必须有越来越大的部分用于老年人赡养，这会间接影响教育需求。从中国当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这个基本事实出发，可以推断，2013年，中国持续下降了30年的社会抚养比开始反弹，“人口红利”时期结束。老龄化负担加重时，年轻人口必须大幅度提高生产率才能应对这种变化，这要求劳动年龄人口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接受更多的培训。这时，教育需求必然会有更大幅度的上升。对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做出评价对预测教育需求的最终变化是至关重要的。

三 青少年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孩子数量减少了，对家庭的教育支出带来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哪个占主导地位呢?本节从每个孩子接受教育的年限和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两个方面的变化来考察。

可以先对受教育水平随年龄结构变化而呈现不同分布状况进行观察。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城乡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呈现随年龄下降而递增趋势：年龄越轻，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长。15～19岁为中学和大学的适龄人口，很多人尚未完成受教育阶段，但是，这个年龄段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最长，平均达到9.6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受教育年限便逐渐下降，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口，受教育年限更低：50～54岁为6.6年，60岁以上平均只有3.8年。从性别结构看，年龄越轻，男女受教育年限之间的差距越小，15～19岁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距只有0.17年；年龄越大，男女受教育差距越大，50岁以上年龄人口中男性与女性的差距达到2.64年。可以推测，年轻人口受教育水平会继续提高，而且，男女的差别会越来越小。从城乡不同年龄人口结构看，越是年轻人口，城乡之间的受教育差距越小：50岁以上的城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62年，农村为4.12年，城镇人口要高出2.5年；在16～25岁人口中城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7年，农村人口为8.53年，城镇人口高出2.24年，年轻人口之间的差距在缩小。由此看出，年轻人口不但受教育水平提高，而且性别差距和城乡差距在缩小。这也说明年轻女性和年轻农村人口对教育的需求增长更为迅速。

本文将14～17岁年龄段的人口视为正在受教育的青少年。三次人口普查时，14～17岁人口的受教育变化状况。可以看出，近20年来，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城乡14～17岁青少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26.2％，其中农村青少年受教育水平提高最快，达到23.8％。这个增长速度仍然存在着低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小学的学制缩短：小学由6年减少到5年，初中和高中则由3年减少到2年，然而，由于普查时无法辨识文化程度为“小学”、“初中”和“高中”的青少年，到底接受了几年教育，本文进行了统一的赋值：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显然，2000年的青少年如果受教育为“初中”，他们接受的教育为9年；1982年的青少年如果为“初中”，他们接受的教育可能为7年。这个因素导致1990年比1982年受教育增长速度低估。也就是说，20年来，中国城乡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幅度超过了26％。

当家庭收入增长和对孩子教育的投资增加时，另一个因素同样影响着孩子的数量和质量：父母的人力资本状况。加里·贝克尔使用25～34岁年龄段的人口代表父母。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后，市场收入水平会提高，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提高，父母就会选择更少的孩子数量和更高的孩子质量。因此，父母的受教育状况决定着未来孩子的数量，也间接影响着孩子的质量。三次人口普查时，25～34岁人口受教育增长状况。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了44.3％，比孩子的增长速度更快，由此可以推测，在未来的年份里，城乡家庭减少孩子数量的动力还会继续存在。

观察过20年来城乡家庭的孩子受教育增长状况以及影响孩子受教育状况的父母受教育变化状况，已经知道孩子受教育水平提高与孩子数量减少同时发生了，这还不足以说明替代效应超过收入效应。本文继续观察城乡家庭的支出结构变化，以了解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例和变化，从而判断孩子数量与教育需求之间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哪个占主导地位。1985～2001年期间，城乡家庭用于食品和衣着的开支呈现稳步下降，而用于教育、医疗保健、通讯等与人力资本投资密切相关的支出项目，所占比例迅速提高。以教育为例，城镇居民家庭用于教育的开支从1985年的8.17％上升到2001年的13％；农村家庭则从3.89％上升到11.06%。与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的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等也大幅度上升。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的开支增长速度超过城镇。由此看出，尽管城乡家庭的子女数量减少了，但是，对子女教育投入反而更为迅速的增加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孩子数量减少对教育需求的增加效应超过了孩子数量减少对教育支出的节省效应，无论城乡都是如此。

综上所述，孩子数量减少和质量提高的最终结果是增加了家庭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的支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当家庭的孩子数量减少后，家庭对教育的需求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因为提高孩子质量的需要而有进一步的上升。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内，即使家庭生育子女数量继续减少，对教育的需求增加趋势也会持续下去。

四 教育需求的不平衡

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导致对教育需求的不平衡。从地区分布看，经济发展不平衡首先体现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家庭收入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家庭收入水平低，其结果必然是东部地区家庭对教育有更大的需求，西部地区的需求能力相对较差。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购买意愿，中西部地区家庭对教育不会缺少购买意愿，但却会因为购买能力不足而无法实现这种意愿，在社会生活中通常会以入学率更低和辍学率更高表现出来。根据一些学者对不同地区教育发展状况的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学生辍学现象更为严重，尤其是在那些贫困地区。

教育需求分布不平衡的另一个表现是城乡不平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家庭收入水平高；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家庭收入水平低下。其结果就是城镇家庭有能力对孩子进行更多的教育投入，而农村家庭则缺少购买教育的能力。前文已经发现，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等方面的开支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尽管如此，由于农村家庭用于教育开支的比例仍然低于城市，而城乡家庭的收入差距自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持续拉大，其结果，城乡家庭用于教育的开支实际上也在不断拉大。可以推测，农村将会有更多的家庭因为缺少购买能力而无法实现对教育的需求。

2000年，城乡15～3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相差2.3年，虽然比起1982年的3.01年和1990年的2.94年有了进一步的缩小，但是，差距仍然是显著的。2000年农村15～34岁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2年，尚未达到1982年城镇15～3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9.47年），从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中不难理解城乡劳动者巨大的生产率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和持续拉大的原因。因此，虽然农村的教育需求增长速度更快，但并不能得出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不严重，从而不需要政府加大农村教育投入的力度。

教育需求的地区不平衡还会因为人口年龄分布不平衡而加剧，农村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特点对教育有更大的需求。200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3.37％，然而，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向城镇迁移和20世纪80年代出生率反弹主要出现在农村，导致受初等和中等教育人口在农村有更高的比例。如果把6～17岁人口视为带来直接教育需求的人群，把0～5岁人口视为带来间接教育需求人口，则农村6～17岁人口占全国相应年龄组人口的56%～73％，尤其是随着年龄降低，农村人口的比例越高，0～5岁人口约占67%～70％。可以预见，在未来十年内，接受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群体仍将集中在农村。

人口年龄结构分布的不平衡使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教育需求更加失衡。2000年，东中西地区分别占全国人口的39.8%，32.2％和28％，然而，受教育阶段人口的分布却是中西部地区有相对更高的比例：在0～10岁阶段，东部地区人口占34％～35％；中部地区占30％～36％；西部地区占28％～35％。中西部地区的受教育年龄阶段的人口占有更高的比例，显然，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对中等和初等教育有更大的需求；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也承担着更大的教育投入负担。考虑到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年轻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成为这种流动的直接受益者，政府在分配教育投入时，应该更加关注中西部地区。

教育需求不平衡还体现在教育产品的价格变化上：如果教育的价格提高，会导致一部分支付能力低下的家庭放弃购买，其结果就是社会需求量的减少。这种情况在农村地区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安徽省蒙城县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民增收的调研时发现，农村基层政府由于税费改革导致财政收入锐减，而农村义务教育在乡级财政中占有最大的比重，地方政府在教师工资足额发放都甚为困难的情况下，更加没有能力改造危旧教室和增添必要的教学设备，为节省教育开支，乡镇政府采取了“并校”的举措：把原来每个行政村都有的小学合并到少数几个较大的行政村学校去，这样一来，孩子上学的距离增加了，花费的时间和其他成本也随之上升，可以预期，本来辍学就相对严重的中西部地区农村，遭遇税费改革带来的县乡财政困难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会更加困难。

五 影响教育需求的其他因素

Heckman发现，传统体制下，中国由于缺少劳动力市场，教育的收益得不到市场评价，教育的回报率很低；当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劳动力市场发育后，人力资本的价格信号扭曲开始消除，其结果就是长期被压制的收益率提高。一系列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文献都得出与Heckman相同的结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回报率迅速提高了，不但城镇劳动者的受教育回报率迅速上升，农村的教育回报率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尤其是那些参与到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农民工。这个因素会刺激城乡家庭的父母对自己和孩子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前面已经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父母及其子女的受教育水平都有了迅速的提高，这还是在人力资本的价格体系尚未理顺的情况下出现的需求增长，随着人力资本价格信号扭曲得到矫正和教育收益率提高，可以预期，对教育的需求在下一个10年将会有更快的增长。

未来教育需求会进一步增加的因素还包括城乡人口分布的变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变化。1990～2000年，中国的城镇化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城镇化的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城乡分割体制障碍的消除和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都会促进农村人口加速向城镇迁移，而且迁移模式也更可能由昔日“候鸟似的流动”转为到城镇永久定居。城镇人口受教育水平高于农村，农村孩子如果也迁往城镇，其教育水平将会与城镇的孩子趋同，这将加大对教育资源的需求。

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也是影响教育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比较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时劳动参与率变化发现，近二十年来，城镇25岁以下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18.4个百分点；50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9.1个百分点。城镇劳动参与率下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农林牧渔业的就业几乎是停滞的，如果就业形势稍有好转，农林牧渔业的就业人数就会绝对减少，农村新增劳动力很少在农林牧渔业就业，而是设法到城镇非农行业寻找工作机会，这会导致城镇就业压力增大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虽然意味着社会抚养负担增加，但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来说或许有着不同的含义。50岁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意味着社会养老负担在老龄化程度加深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大和对在岗劳动者生产率有更高的要求，25岁以下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一方面说明就业压力增大，另一方面则是对教育需求的增大。

中国网  2004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