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自1949年以来在短短的五十多年间经历了高生育率和快速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和降低生育率、实现稳定的低生育率和人口缓慢增长几个阶段。与此同时，中国的教育事业也经历了几番起落。在人口发展和教育事业同时变动时，两者无疑会互相产生影响，这些影响都应当纳入人口政策和教育政策制定的考虑范围。如果能及时把握变动趋势，决策得当，人口与教育的互利作用将会被充分有效地利用；而忽视了任何一方面的影响则可能会增大相互的负面作用。
研究人口变动及其一系列后果可能对教育产生的影响，有助于国家或地区在制定教育近期规划和远景规划时准确地判断发展趋势并做出适宜的决策，如适龄入学人口的波动导致学校设施的不足或过剩，学龄儿童随父母的迁移给迁入地教育设施带来的压力，就业人口增长和经济衰退迫使一部分人回到学校继续学业，从而增加了成人教育和大学教育的需求等；研究教育发展对人口变动的影响，有助于较准确地把握人们的相关行为变化，从而预测人口变动趋势，如由于正规教育时间的延长使年轻人推迟初婚年龄以及初育年龄，受到较好教育的父母可能偏好少生育子女，有良好教育的人可能会更注意改善个人及家庭的生活质量等。同时，人口和教育还有互相影响的作用，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可能会对子女的教育有更高的期望和更多的投入，子女少的家庭会有能力供养子女接受更高的教育，由出生率降低导致的学龄人口减少会使国家和学校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改善教育质量，从而使青年人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所以，人口与教育的关系是千丝万缕不可分割也不可忽视的。
在讨论中国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人口变动对教育的影响之前，首先要了解中国人口发展形势以及不同时期学龄人口的变动。本章将分别对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学龄人口变动和教育需求变动进行讨论，并就应对人口变动对教育的影响提出政策性建议。
一 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学龄人口变动
人口转变是指人口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再生产类型，经过死亡率降低和出生率降低，最后达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变化过程。中国人口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快速增长之后，生育水平在70年代迅速下降，到90年代后期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阶段。由于国家人口政策的有力干预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开展以及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国在短短的50年中经历了西方国家历时百余年方能完成的人口转变。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实现如此迅速的人口转变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人口增长速度的有效控制缓解了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为中国赢得了更有利的可持续发展条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使得新出生人数逐步下降，导致随后几年少年儿童人口总数和比重的下降，从而减轻了在校学生对中小学的压力，有利于办学条件的改善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家庭规模的缩小使父母有能力在子女教育方面增加投入，从而使这一代人得到更好的教育。中国当前的人口形势无疑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但是，中国的人口转变不同于常规情况下比较自然的转变，主要是受到有力的政策干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中国人口变动在数十年中经历了几次起落，形成了人口年龄结构上的较大波动。而因为大部分人口的婚育年龄都比较集中，人口年龄结构的波动比较显著地直接形成了新生人数的波动，从而导致学龄人口的波动。在中国初级和中等教育基本按照常住人口的社区分布的情况下，这种波动对及时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出了挑战。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不同、各地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具有多样性，所以人口转变模式和完成人口转变的时间也不相同。按照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自然增长水平，我国人口转变的区域模式可以归纳为五种，即以上海为典型的都市模式、以辽宁和浙江为典型的东部模式、以湖南为典型的中部模式、云贵青宁新的西部模式和西藏模式。其中上海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东部的转变时间比都市模式相对要长，但也已经基本完成了转变；中部的高生育率持续了更长的时间;而西部当前的生育水平仍然比较高；西藏则是另一个特殊的类型，其人口转变是一个无政策干预的自发过程。
人口转变的不同模式，决定了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同和人口变动速度的差异，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各地的教育问题。已经或接近完成人口转变过程的大城市和东部地区部分农村中持续的生育率下降造成学龄人群逐渐萎缩、小学在校生规模缩小、小学合并、班级数量逐年减少、班级规模缩小的现象。以北京为例，2000年城区的小学生人数只有1990年的51％，东城区的小学学生和教员之比更达到了约6∶1，据估计约有50％小学教育资源过剩。由于学龄人口减少和初中入学方式的变化导致初中教育资源闲置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关注。由于适龄儿童减少而关闭合并了小学，使学生上学的距离拉长，由此又会引发学生上学的交通问题，增加了学生上学的成本，从而影响学生完成学业。这个问题在交通不方便的山区农村更为突出。
基础教育相对落后、9年义务教育的问题尚不能很好解决的西部地区，恰恰又是出生率连年相对较高、家庭规模相对较大、少年儿童占人口比重较大的地区，这些地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相对较为滞后。6～14岁学龄儿童在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总和生育率和0～14岁儿童比例几乎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山西、安徽、江西、河南、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而且这些地区大多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改善初级教育的任务更加艰巨。因此，解决这些地区的义务教育普及和完成初中教育问题，不可忽视人口因素。
据报道，初中人口波动在有些地区造成了教育资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如在2000年，农村初中在校学生比1995年净增1300多万人，致使初中校舍严重不足。另据分析，“十五”计划时期为12～14岁初中阶段学龄人口的高峰期，2001年达到最高峰值7700多万人，2002年后逐年下降，2007年，在约5000万人的“谷底”基础上有所回升，2010年恢复至5800万～6000万人。因此，初中学龄人口的高峰，对各地巩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形成很大的压力。另外，“十五”后期，初中阶段学龄人口将呈现下降趋势，甚至低于2000年6256万人的初中阶段教育在校生规模。以上仅是对全国总人口的分析，不同地区的学龄人口波动会有各自的特点，如山东对未来50年的学龄人口变动进行了预测，并据此提出应对学龄人口波动的对策。更小区域的人口分析和预测将有利于当地准确把握学龄人口波动的规律，及时合理地制定相应对策或调整教育资源，减轻学龄人口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有学者根据上海户籍人口变动趋势预测，分析未来出生人口波动可能发生的“大起大落”现象以及对托儿所和学校在内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建议加强上海市出生人口波动的预测和预报。
在不同年龄层次人口对不同教育层次的需求发生变化的同时，人口分布的变动也要求教育网点随之改变。从一个地区来说，由于城市建设的加快，如在准备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北京和举办2010年世博会的上海，道路建设和旧住宅区的拆迁造成了城市人口分布的大规模变动，一些中小学教育比较发达的市中心地带的居民总数已经减少，而且市区的人口老化现象相对严重，年轻人以及他们的子女逐渐迁出旧住宅，迁入离市中心较远的新建住宅小区。由于学校建设的相对滞后，不少学生还要回到原住地或祖父母的住地上学，对学生本人、学生家长和城市交通都带来不便。目前已经有一些城市采取在新居民区办分校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些分校的网点布局、规模和发展规划方面，同样需要比较可靠的人口数据和近期、中期人口与家庭预测作为主要依据。
专栏2-1摘译了美国人口学家就人口变动对教育规划的影响展开的讨论，其中老年人的需求与儿童需求的矛盾、城市中心和郊区的问题、移民教育问题等，都是我们今天或在不久的将来就要面对的问题。
专栏2-1 人口变动对教育规划的影响
〔美国〕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出生波动引发了各年级不同幅度的学生人数波动。大波之后是小波，然后又是大波的“回声”，反复以往。这种波动给教育设施和人员的规划带来了困难。地方教育系统的有效长期规划取决于规划者对生育水平的预测或对生育水平合理范围的预测。全国范围的短期预测相对容易，要对一个较小地理范围做5年以上的预测则相当困难。由于各地要有自己的教育规划，需要比较确定地预测当地生育水平。
出生人数波动引起的入学人数波动会由于家庭的迁移而缓解或加剧。预测入学人数必须考虑地区内的人口流动。
对迁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的了解有助于对形势的分析。例如：有小学学龄子女的家庭迁移率相对较低，但有学龄前儿童和高中学龄子女的家庭迁移率相对高，以及大学适龄青年的高迁移率。
人口年龄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往往会对服务和设施改善产生新的需求，包括旧学校的改造和新学校的修建。在人口状况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这些服务和设备更新的费用有时会难以满足。在青年人数下降、老年居民增多的地区，投资教育就显得更加困难。原因之一是常住居民会认为改善教育及其设施是不必要的纳税负担，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在校子女了。退休者是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的重要组成人群，他们也会以同样的理由拒绝增加本地区教育经费。
投资新学校和教育项目以及其他服务和设施的困难不仅是城市郊区的困惑。在都市圈内快速发展的郊县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尤其是60年代大量涌入的移民形成对公立学校的挑战，因为大多数移民具有不同的文化和语言。新移民与学校的关系总是有很多问题，问题主要是由于从迁出国家和文化到新环境的转换、与家乡的联系、在现居住地的居住密度、年龄结构、英语流利程度以及为他们设计的语言同化课程等。
资料来源：摘译自Jacob S. Siegel. Applied Demography, Applications to Business, Government, Law, and Public Policy. Academic Press, 2002, 第54～57页。
人口的流动也对中国传统上以户籍学龄儿童为招生对象的初级教育系统提出了新的问题。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儿童有1982万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其中，不乏和父母一起流入城市地区的学龄儿童。为了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难的问题，有些城市开始出台政策着手解决，如指定学校招收外来儿童入学等。根据北京市的一项调查，在北京的外来成人的学龄子女中，有32.5%就读于北京正规学校，46.1%就读于外来人口自办的流动人口学校，有15.8%的子女在老家上学。可见，外来儿童在流入地正规学校入学的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根源在体制。户籍儿童和流动儿童在同一个城市得不到相同的社会公共服务，其中不仅包括教育，还有卫生、防疫等问题。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多、携子女在流入地居住的比例增加和农民工在城市中居留时间的延长，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将不仅影响这些儿童本身的教育和他们的未来，也会影响到流动人口的工作和生活，从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发展。
除小学和中学教育外，未来的人口变动也会影响到高等教育的规模。根据预测，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在2009年后开始下降，这将会对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产生影响，使其得到快速的增长。如果能够在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下降的同时保持高等教育的扩展速度，中国有望在20年后达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0%的水平，进入普及高等教育阶段。但是，如果不能解决普通高中入学率持续走低的状况，届时中国的高等教育将面临生源不足的困境。
专栏2-2 中国9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
2003年11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妇联公布了中国9个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结果，揭示了流动儿童中存在的基础教育问题：失学率较高（达到9.3%）；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比较严重；不在学儿童“童工”问题突出。调查显示，6周岁儿童中有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有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人占相应年龄流动儿童的31%和10%。该调查报告提出，应采取保障流动儿童权益的综合性措施。如将16周岁以下流动儿童纳入暂住人口登记体系，并以此建立流动儿童卫生保健、教育信息网络，以社区为中心进行登记；将流动儿童纳入地方日常管理服务工作，成为当地政府的法定责任，以实际儿童数代替户籍儿童数作为各项管理考核的基数。同时，调查报告还建议将流动儿童的卫生保健和医疗服务纳入法制轨道。卫生部常规报表应把流动儿童的死亡、疾病及卫生保健情况纳入登记、上报范围；在流动儿童较集中地区设立花钱少、服务好的简易门诊、简易病房、简易产科病床等设施，实行低收费、限价收费等措施。此外，建议有条件的城市和发达地区加大对流动儿童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逐步实施对包括流动儿童在内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将流动儿童纳入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范围，提供灵活的经济支付方式，相应调整教学内容。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03年11月6日。
中国网 2004年9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