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90年的海湾危机及随后爆发的海湾战争，正如日本保守论客当时所欢呼一般，是天赐日本参与“国际新秩序”千载难逢的良机的话，这回美国的九一一事件无疑又给日本的派兵论者提供了另一否定“和平宪法”的理论根据和借口。前者美其名为“国际贡献论”，后者就是日本媒体此刻炒得火热，被视为事关日本名誉与存亡的“盟国责任论”。
日本当年提出“国际贡献论”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假借“替天行道”和参与联合国“和平维持”活动的旗号，达到送人出兵（将自卫队派往战场）的目的。当时的海部内阁在海湾危机发生两个月后的90年10月，便匆忙向国会抛出主张派遣自卫队出国的“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充分反映了当局“既要流汗，也想流血”的焦急心情。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日本政府成立“海湾危机对策本部”。24日，内阁决定派遣自卫队军机（空军）出国“拯救海外的日本人”，后因战争结束而未成行。
尽管如此，当局仍然派遣扫雷舰于4月出航，打破宪法禁忌，完成了海上自卫队（海军）首次出国执行任务的目的。92年6月，众议院正式通过“联合国和平维持活动合作法案”（即“PKO法案”）和“国际紧急援助部队派遣法修正案”。同年9月，参与“联合国和平维持活动”(PKO)的日本自卫队先遣部队抵达金边，揭开了战后日本陆军正式踏出日本国门的序幕。远在中东的海湾危机和前后仅达11天的海湾战争，居然能为日本的海陆空三军的松绑作出“贡献”，这恐怕是当事国胡申总统等人作梦也未想到的吧！不少日本政客和论客之所以一谈起海湾危机就眉飞色舞，显然是与他们一开始就将之定位为“千载难逢良机”的战略及随后借此打破禁忌，赢得了派遣三军出国的成绩有密切的关系。
叫嚷“不重蹈覆辙”
不过，平心而论，对于日本在海湾危机及战争中所作出的“国际贡献”，日本的派兵论者也有感到美中不足之处。他们耿耿于怀的是，尽管日本为支援海湾战争付出了高达130亿美元的巨款，国际间并未给予高度的评价，更遑论换取国际舆论同意日本在军事方面扮演重大的角色。有人担心日本将成为脱缰之马，也有人形容日本宛如酒精中毒者，哪怕是给它有些微酒精的巧克立糖也不能让人放心。加以当时日本国内还未全面走上“总保守化”道路，不少头脑清醒的日本民众不肯接受舆论造势者的诱导，频频发出反对派兵法案的呼声，派兵论者虽然紧紧抓住良机，高唱“国际贡献论”，也赢得了前述送人出兵的战绩，但仍有碍手碍脚之嫌。他们为不能一次到位而深感遗憾。特别是与130亿美元的代价相比较，派兵论者总觉得不是太好的滋味，其中的激进者甚至认为这是不等价的交易或甚而是“战后最大的屈辱”。
正因为有着10年前付出“过高代价”（？）而无法一次到位，全面摆脱宪法束搏的经验教训，日本的保守政客与论客这回在获悉九一一事件后虽然不像上回那般雀跃三分，公开欢呼“千载难逢良机”的到来，但却集中炮火向其国民展开如下的宣传攻势：其一是在海湾危机中，日本由于只出钱而未“出汗流血”（即正面出兵），因此尽管日本付出高达130亿美元的军费等仍然被人耻笑而未获得应有的评价。如此有损日本名誉的蠢事不该重演。其二是，正因为日本没有出兵，因此被迫多付不必支出的军费。在经济泡沫期，130亿美元还勉强可以支付，换为不景气的今天，日本就不能不慎加考虑。两项说教，无非是要打动日本民众的心弦，促使他们改变谈战色变的心态（即医治官方所说的“恐战病”和“厌战病”）。
只要人们相信派兵出国是赢取日本人的“荣誉”，也是付出最低代价的最佳手段，战后以来日本人“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就会被纠正，“和平宪法”随时被正式宣布寿终正寝也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日本媒体此刻从早到晚声嘶力竭的叫嚷“不要重蹈海湾战争时的覆辙”，显然不是无的放矢。
日本舰艇整装以待
至于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官方及有关说教者开口闭口的“同盟国责任论”，明眼人不难看出是旨在突破国内外舆论对日本送人派兵及整军的牵制。当局在事件后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献议要派遣“国际紧急援助队”（但被美国婉拒）是一个例子。自民党在其执政党同盟，即保守党和以“和平”为标榜的公明党支持下共同提出的自卫队法修正案，是另一例子。至于如何将“周边事态法”的“周边”，合法地伸延至官方曾公开否定的“中东或印度洋区域”，以及怎样进一步“扩大”对宪法的解释，从而达到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目的（另一作法是索性借此良机提早修改宪法，一了百了官方多年来的苦恼），更是小泉内阁忙于试探各方反应和此刻马不停蹄地在积极策划的工作。
由此可见，“盟国责任论”确是比11年前的“国际贡献论”更为具体和不讲究包装。正是在“盟国责任论”和10年来媒体从未间断鼓吹的“危机管理论”和“海外邦人（日本人）救援论”的引导下，自卫队舰艇已在为远航而整装以待，60年代、70年代日本首相口口声声矢言要恪守的“和平宪法”与死神的距离已近在咫尺。 （摘自《联合早报》 2001年9月22日）
人民网军事2001年1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