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贫困的山村教师，3年来背负着别人的误解甚至指责，独自下井挖煤，利用周末修路、跑摩的，将微薄的收入用来资助贫困学生上学——2005年日历快要翻过的时候，中国属于刘念友这样的平凡人，中国人用集体性的感动向朴素的英雄以朴素的致敬。

我想，这种感动，与对一般慈善行为的感动是不一样的。大多人会带着一种愉悦和欣赏的心情看待一般慈善行为，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者、受助者以及旁观者都会有一种和谐与轻松的互爱感，慈善是一种轻松的道德享受——而在刘念友们大慈大爱的善行之下，我们的心情却变得沉重，慈善似乎背负着苦难的十字架，道德似乎披着一层悲情的暗色。

别人有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公民德性，但一个健康的社会，救助民众困难首先应该是公共救济，完备的社会保障网最大程度地把弱者的生存保障纳入其中——不过再完美的公共救济总会有漏洞，所以需要民间的道德自治，即社会自发的救助机制来消化困境。而一个和谐、健康的民间道德自救机制，应该是强者对弱者、富人对穷人的救助。

而现实是：一方面，公共救济的疏漏，导致了对民间道德资源的过度依赖和过度开发，社会爱心不堪重负；另一方面，民间的道德自治中，强者对救助的道德淡漠，富人在慈善上的吝啬，又把慈善推给了弱者自身，结果中国的慈善事业很多时候成了“弱者救助弱者”的慈善。刘念友挖煤捐资助学。

公共救济大范围的疏漏导致了对民间道德资源的过度开发，本应是辅助性的爱心救助，成为一种经常性的道德驱使，过度开发对社会道德生态的破坏是巨大的。

民间道德自救虽然是辅助性的，但如果这个社会中的强者和富人承担起应该的道德担当，相信窘境会得到很大的缓解，因为强者有救助弱者的经济能力。而弱者对弱者的慈善，感动中国的同时，更多是在拷问着很多人的心。（曹林/北京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