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中国及蒙古局局长杜大伟近日在第四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上表示，企业支付的“时间税”的多少已经取代硬环境指标，成为中国城市吸引投资的决定性因素。（见新华社11月12日报道）

世界银行将“时间税”定义为政府强行占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时间的干预程度。就企业而言，最简明的“时间税”衡量指标就是和政府打交道的成本。“时间税”影响城市竞争力，这一观点无疑为政府如何管理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可以想像，如果企业把过多的时间用于和政府打交道，势必减少用于生产经营的时间，同时还要支出大量人力和物力，企业竞争力势必受到影响。杜大伟在这次论坛上举例说明，沿海地区东莞、惠州、汕头、江门、深圳、青岛、绍兴和珠海等城市，企业进出口通关时间为3~4天，但是排在最后24位的城市，平均通关时间却在20天左右。时间就是金钱，企业青睐于通关时间少的地区，当属十分自然的事情。

“时间税”往往并不只是个时间问题。在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体制因素。世界银行的调查表明，“时间税”趋向与政府干预程度呈正向关系，而行贿则是政府相关部门卷入企业决策的“替代物”。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可能利用控制权把成本强行摊派给企业，而企业则力图通过行贿同政府官员达成暗地交易以降低这种干预所追加的成本。也就是说，企业支付“时间税”耗去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收买权力的额外支出。由此可见，“时间税”居高不下，对企业的投资意愿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企业支付“时间税”的多寡，往往受制于相关部门尤其是审批部门的官员。诚然，按世界银行在转型国家调查的结论，企业与政府官员讨价还价交易过程中，企业从政府转移支付和补贴中获得的实惠，可以被看做是企业为政府干预付出的“时间税”和贿赂支出的替代品。但是，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管得过多，势必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使竞争陷于无序，财富积累变得难以预期。企业发展有赖于良好的经济秩序和自由的创业空间，没有哪一家对财富积累有远大志向的企业会寄希望于政府部门特别是个别手握实权的官员开恩。

由世界银行对“时间税”的重视，使我联想到了总部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9月26日公布的《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名。在这份报告中，中国从去年的第48位降到今年的第54位，下降的原因在于“主要是因为腐败、买方成熟度的评估水平低，以及对劳资关系的担心”。这种排名在客观性方面的争议姑且不论，但其重视腐败对竞争力的影响，与世界银行对“时间税”的看重在内涵上是相通的。

权力过度和随意干扰经济，导致市场失灵与资源配置失灵，仍然是我国一些城市发展的致命伤。强调“时间税”成为我国城市吸引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有益于我们准确理解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理解投资者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转型和有效制约权力的期盼。 (朱述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