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泰晤士报》3月22日文章:我曾经以为——甚至希望——北京的国家体育训练中心是一个没有人性的地方，就像外界大肆报道的那样：它是中国这头“体育猛兽”搏动的心脏，运动员们在那里过着囚犯般的日子，忍受着西方人不可容忍的艰苦。

那天天冷，但阳光灿烂。出租车停在天坛附近的门口，一名穿卡其布上衣的门卫向我要证件。我给中国乒乓球队的翻译打电话，她轻快地跑到门口，把我领进这个世界体育人才最集中的地方。

我们向右侧最后一座楼走去。在四楼，我发现了我的老对手阎森，这让我大感意外。这位奥运会双打冠军正在指导年轻女运动员的训练。我俩击掌打招呼，他把我领到一张球台边，希望我与他的明星徒弟切磋切磋。我穿着牛仔裤，这些年轻人不确定我是谁，显得有些茫然，但都愿意跟我较量。几个回合后，她们才意识到我的一手削球比得上她们当中最好的。我们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热身赛。一旁的姑娘嘻嘻哈哈，开始模仿我有些怪异的打法。

我们上了顶楼，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正在那里打训练赛。世界头号乒乓球选手王励勤坐在一张矮沙发上在给拍子贴胶皮，其他人在门口探头向我打招呼。

我们穿过人行道，因为我要求到羽毛球馆看看。正如许多报道所说的，每一座楼的门口都有人把守，不过我遇到的这个门卫是一名穿着松松垮垮的运动裤的中年妇女，她冲我咧嘴一笑。在顶楼，羽毛球队刚刚训练结束，在练习一种通常在体育节上出现的舞蹈。音乐飘忽不定，动作也是难以捉摸，但你能感受到青少年的那种集体欢闹嬉戏的气氛。

我之所以讲述自己的上述见闻，是想反驳一种流俗的看法，即认为中国的体育系统与苏联的一般无异，甚至更恶劣。许多媒体几乎专挑那种残酷的例子来加以报道。毫无疑问，这样的事例确实存在，但类似的报道已经与中国体育不断变化的现实脱节了。与法国国家体育运动学院的训练中心比起来，中国的国家体育训练中心反而让我觉得更轻松。

有趣的是，我们常听西方教练说，中国同行之所以拥有可怕的优势，是因为中国教练将要求强加于运动员头上，而这在自由民主国家是不被容许的。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在体育领域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是它改革的结果。

拿乒乓球来说，20年前，国家队运动员生活中的一切都由政府控制。他们被迫把比赛奖金上交给国家，并且在国际比赛较后阶段互相对阵时，决定谁输谁赢的通常是教练。意识形态甚至渗透到运动技能的训练，乒乓球运动员因而选择正统的直拍握法。

在今天的中国，运动员可以把一半的奖金留给自己，一旦获得奥运奖牌后还会有丰厚的奖励。许多运动员拍广告，拥有一大帮崇拜者，他们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打法。这样做的效果是巨大的，它释放了运动员的创造性，造就了中国目前在乒乓球领域的空前统治地位。

中国体育的惊人崛起还与实实在在的钞票有关。部分原因是海外巨大投资的流入使中国政府得以在各方面投入巨资，以争取奥运霸主地位。（作者马修·塞义德为英国前乒乓球国手，汪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