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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法国的思想界和研究界正陆续涌现出一代新的中国问题专家。利奥纳尔·韦龙(中文名魏柳南、法文名Lionel Vairon)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多年担任法国常驻亚太地区外交官,还曾在伊拉克担任了四年文化参赞。目前他在多所法国大学教授中国地缘政治和中国现代政治等课程。
他的新著《中国的挑战》刚刚出版。这本书一反欧洲汉学家居高临下的“常态”,公开表示西方并不“占据着道德高地”,认为普世价值同样“存在于西方和中国、阿拉伯文化之中”。
韦龙这一代新生汉学家的出现,说明欧洲对中国的历史观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观点,正在对法国社会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
图为韦龙新著《中国的挑战》一书封面。
用平等眼光看待中国崛起
郑若麟:在你最新出版的著作《中国的挑战》一书中,你提出了一系列与过去法国汉学家或中国问题专家所未曾关注或提出的看法和观点,令法国社会耳目一新。作为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你认为你与过去其他汉学家有哪些不同之处?
韦龙:对于很多欧美汉学家或中国问题专家来说,他们的困境在于,一个半世纪以来他们所套用在中国身上的“评价模式”已经不管用了。过去的中国,无论是处于半殖民地状态、还是1949年革命以后的状态,都被他们视为一个被打败的国家。在他们眼里,1949年前中国的文化和技术水平,1949年至1978年中国的政治体制,都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再加上中国庞大的人口,因此,中国是不可能从它的落后状态中崛起的。
这种分析仅部分符合事实,但却非常合适,因为它避免了西方对自身体制提出疑问。就像法国和美国历代国家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我们西方国家才是“世界的光明”。然而,在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之后,中国客观上却突破了这种分析模式。对于西方人、特别是坚持原有意识形态观念者来说,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痛苦的:它不仅否定了他们过去对中国的所有分析,而且将使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占据的优势地位产生动摇。
所以我认为,从深层次来说,我与其他汉学家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坦然面对中国的崛起,并拒绝以殖民主义者的目光来观察世界。对一个他们无法理解的演变中的世界,这些殖民主义者已经找不到北了。我认为,我们应该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个机会,来重新审视我们所坚信不疑的一切和我们的社会模式,永远不要再在道德上教训中国。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与其他大多数欧洲观察家存在着不同:我不相信西方占据着道德高地。我相信确实存在普世价值,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同时在西方和其他文化——如中国文化或阿拉伯文化中,去寻找这些普世价值。
西式民主不等于普世价值
郑若麟:那么你所提及的普世价值有哪些内容呢?
韦龙:在我看来,普世价值是超越任何宗教准则、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的一种价值。它主要是指:保护自己肉体不受损害的权利,我坚决反对以任何借口对任何个人施以酷刑;信仰宗教的自由,前提是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言论自由,前提是不损害社会和共同利益;帮助最弱群体的责任等……
郑若麟:你没有提及“民主”。
韦龙:我认为,个人在享有基本权利的时候,他也对他生活其中的社会负有基本责任。民主与自由并非同义词。我并不认为“人民”总是比其领导人更具有智慧。历史已经反反复复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同的:他渴望权力,对家庭的权力、对邻居、对同事的权力,继而对社会的权力……
欧洲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其领导层事实上均属于一小批精英,他们控制着社会给予他们的种种权力(媒体、议会、金融),自我复制,以便能够永远掌握权力。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民主体制其实是一种民主幻觉,它正在悄悄地演变成一种“民主独裁”。因此,我不认为“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而是西方思想史中的一种统治技巧。在其他文化中也存在着民主形式。但今天任何其他民主形式都被“议会民主”所排斥在外。
遏制中国发展很危险
郑若麟:从目前来看,你属于少数从中国的高速发展中看到并肯定其对世界正面影响的汉学家。你否认“中国威胁论”,提出了与目前国际盛行的观点不同的意见,认为有一股国际势力,“竭力要阻止或粉碎中国的崛起,以维持世界的战略平衡”。请问你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韦龙:我认为,“中国威胁论”反映了通过工业革命后完全统治世界已经两个世纪的西方大国,在面对一批非犹太—基督教、亦非“白种人”的国家的崛起,已经失去了对当今世界重新思考的能力。过去第三世界获得独立自由也好,有关国家间平等的演说也好,创立旨在平衡各方力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也好,都从来没有动摇过欧洲——当然还有美国——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因此出现一批新崛起的国家这一事实,从深层次来说,对西方是一次真正的创伤。
二十年以后,中国的崛起便将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因此,未来这二十年将会面临多重危险,这不仅仅是对中国而言,而是对整个世界而言。我们都应该表现出负责任的态度,而不应受诱惑去试图动摇中国的崛起。
郑若麟:你认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会碰到与西方在二十世纪发展中曾经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但最终中国是会成功克服并真正崛起的……
韦龙: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是一条“静静的长河”。更何况,中国自1978年以来不断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已经导致某些参数至少部分地失去了控制。欧洲和美国曾经历过1929年的金融危机和1973年的石油危机,以及其他范围更局限的一些社会和经济危机,这些周期性危机从时间上看或长或短都得到了控制,且始终没有对欧美经济的发展和它的优势地位产生威胁。中国虽然自1978年以来赢得了出色的成功,但中国仍然存在着一些阴影,这些阴影或者来自于改革本身,或者是由于改革尚未涉及的领域,或者来自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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