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承包下这片山林，原本欲打造中国最大狩猎场，因种种限制梦想流产。本报记者吕宗恕 摄

枪支管理是中国狩猎业发展的瓶颈之一。金鹰狩猎俱乐部供图

原定于4月26日举行的石马山狩猎场拍卖会，因竞拍人数太少可能推迟。这是国内首家狩猎场经营权的拍卖活动。商人李忠筹建猎场9年，共投资1700万，终因缺乏合作伙伴，欲将其拍卖出让。

这个猎场流产的命运，表面原因是由于资金缺乏所致，但其背后折射出，中国狩猎产业的起步状态。狩猎活动本身的无序、动物保护者对狩猎的抵制、枪械管理对狩猎活动的约束，都说明中国亟待为狩猎活动立法，促其健康发展。

4月，李忠的梦想再次陷入泥潭。他说，原定4月26日的狩猎场拍卖会可能延期，“报名竞拍的人实在太少。”一个月前，他发布消息，以810万元底价，拍卖四川石马山可汗狩猎场。这是国内首家狩猎场经营权的拍卖。第二天，他接到噩耗。

四川省林业厅来电要求，“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经营许可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不得拍卖。

这样，他所拍卖的就已不是狩猎场，而只是一片普通山林。

李忠原本想将这片山林打造成中国最大综合性狩猎场。在过去9年里，他为这个梦想投资了1700万，但很快发现，通往梦想的道路遥远而且曲折。

刚起步的中国狩猎产业让李忠屡屡受挫。游戏规则的不明确、民众对狩猎看法的不成熟，以及狩猎法的缺位，成为李忠前进道路上的坎儿。而每道坎都不是他能凭借着梦想激情所能越过的。

“没想到现在要把它卖了也这么难。”李忠有些感叹。

建猎场投资1700万

李忠的梦想是打造一个中国最大的狩猎场，实现年销售收入9000万元。

从成都向南，车行两小时，再换乘摩托，可达四川江油石马山。山脚处，一块断裂石碑刻着“石马山可汗狩猎场、公元一九九九年元月十八日”。

这是李忠残留下来的梦。

1995年，李忠来到这里。

刚从国外回来的他，想打造一个中国最大的狩猎场。1998年，他租下这片山林，随即向四川省林业厅提出申请。

按照李忠的设想，这个项目预计投资1.5亿元，涉及狩猎，温泉，生态观光，水上娱乐，溶洞探险等21个项目。

当初对狩猎场经济效益的预测结果是：“可实现年销售收入9000万元，利税2500万元，投资回收期为6年。”在办理各种手续时，李忠发现，其申报手续的复杂程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仅办手续就花去百万之巨。”4年后，四川省林业厅批复了李忠建立狩猎场的申请，并发给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以及四川省陆生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

但在批文中，四川省林业厅规定，该狩猎场为国内狩猎场，只能接待国内客人，不能开展对外狩猎服务。而且，还是圈养式狩猎场，和无围栏的国际狩猎场大不一样。

李忠原想“以养待狩”进行“生态狩猎”，计划投3000万元在山下办养殖场，让村民认养和购养，参与到自动维护环境中来，不破坏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但之后，他在批文中看到，国家明确狩猎动物的来源必须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并且必须逐级上报审批。这又是他不曾料想的。

在引进资金方面，李忠也遭遇麻烦。狩猎场开工之初，他一位在北京的朋友帮他介绍了一位正在找合作伙伴的新加坡商人。后来，这位商人携巨款到了江油，准备实地考察一下李忠的狩猎场项目。最后因顾虑狩猎场暗藏巨大的投资风险，该商人放弃了这个项目。

在9年中，李忠耗资1700万建了一些周边设施。

由于常年找不到合作方，李忠于去年打算放弃他的梦想。

社会舆论反对狩猎动物保护者对狩猎活动形成舆论压力，李忠曾遭遇相关谣言，为其融资形成困难。

李忠说，迫使他放弃梦想虽然主要由于缺乏资金，但其实是许多综合性的因素共同导致。

首先，整个社会舆论不支持狩猎活动，并起到抵触作用。

在众人眼中，保护动物是首要任务，怎么能让人持枪猎捕呢？难道野生动物真的多起来了？不用保护？更何况还把狩猎权数额卖给国外有钱人？甚至有生态学者认为，人为猎杀那些看上去“该死”了的野生动物，有悖生态伦理规范，侵犯动物福利，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那些老弱病残动物要死得“物有所值”，哪能我们人类做主？民众情绪也直接影响到社会对李忠的评价。李忠就曾遭遇到关于他的一个谣言。

2001年6月底，四川省绵阳市东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向绵阳警方报案，他们怀疑石马山可汗狩猎场老板李忠在利用动物托管实施诈骗。接到报警后，绵阳、江油两地警方展开调查。

当地警方提供的证据显示，诈骗者对东信公司说，“本企业因进行基本建设，一批观赏性动物因场地的问题繁养发生困难，特委托贵公司代为暂时管养。”代养的动物有金丝猴、青猴、金鸡和一批鸟类。

江油市森林公安事后介绍，行骗者以委托公司代养动物收取公司保证金，进而实施诈骗，但这一手法被识破。

比对李忠提供的公司公章、个人签名和私章，警方认定该案系冒名作案。

“由于存在这样的社会情绪和意外事件，要融到巨资是很困难的。”李忠说。

“狩猎就是动物保护”

如果种群达到一定规模，而猎捕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对野生动物有益而无损。

李忠自从深入狩猎这一产业后，他发现滥捕滥杀是国内个别猎场存在的突出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狩猎在国内刚刚兴起时，黑龙江省有一个猎场因野生动物数量多种类全而吸引了众多国内打猎者。

由于当时没有狩猎规则，打猎者进场后见猎物就打，不分大小不分老幼，一概猎杀。

熟悉该猎场的李忠告诉记者，正是这种几乎毁灭性的狩猎，引起了国家林业局的重视，也引起了国际自然保护组织（IUCN）的关注。后来，这个猎场不到两年就无猎可打，最后不得不改为滑雪场。

曾把国际狩猎最早带入中国的美籍华人、国际猎人刘国烈先生告诉记者，早期国内猎场上，部分国内猎手缺乏自我约束的意识，狩猎过程中不分老幼，不顾动物种群发展滥捕滥杀，加上各地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狩猎证发放欠规范，也给一些狩猎者以可乘之机。

甚至在一些野生动物远未到可以狩猎程度的地方，也发放狩猎证。

种种不规范给当初国内狩猎场带来不利影响，刘国烈说，直到国际猎人进入中国越来越多后，开始慢慢改变国内狩猎者的行为。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王伟曾介绍说，现在已经对狩猎作出一些细致规定，比如必须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猎杀指定的野生动物，并遵循“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小”等原则，不会对野生动物种群造成破坏。而且，拍卖所得的资金收入将全部用于保护野生动物。

“狩猎并非乱捕滥猎，狩猎本身就是动物保护。”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产业处处长曹良也曾公开表示，“按照保护生物学原理，如果种群达到一定规模，而猎捕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特别是有针对性地猎捕对种群繁衍不具贡献能力的老龄雄性野生动物，将不足以对种群发展造成影响，对野生动物有益而无损。

枪支管理“瓶颈”

目前四川4家狩猎场都没有真正配枪，他们多以驯养、繁殖和观赏。

所有的解释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可。去年8月，国家林业局在舆论压力下，将四川一狩猎权的拍卖活动叫停，国际狩猎也随即被无限期封冻起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忠感到心灰意冷。

而枪支管理也是李忠所顾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他曾打算申购25支单管猎枪，由于猎场尚未建成不符合购枪条件，所以只有搁下。但对于自己是否能申购到枪支，他自己也不敢肯定。

李晓是四川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枪支爆炸物品管理支队的支队长。他说，没有猎枪或者难以配到猎枪，是制约国内狩猎场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枪，也就没有办法狩猎。”狩猎用枪支与警用、军用枪支都不一样，必须使用公安部门指定的来福猎枪，然而，并非每一个狩猎场只要申请配备就能买到枪支。

我国实行严格的枪支管理，与猎枪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枪支管理法》、《猎枪弹具管理办法》等。

如果未经许可持有枪支，按照枪支管理法的规定属于私藏枪支，即便没有造成任何后果，也可能面临拘留和罚款。要是被发现拒不交出，就更可能以私藏枪支罪论处。

李晓告诉记者，公安部门对于持枪许可采取的是事后审批制度，而非前置审批办法，即配枪单位符合条件且检查过关后才准许购买枪支，而且也要到指定的制枪企业购买制定的枪支。配枪计划要上报公安部，审批才能购买。

就算有单位申报配枪，他们还要对其存枪的库房、负责保管枪支的人员、措施，以及使用枪支范围等进行严格审查，达到要求方可向公安部上报配枪计划。

另外，持有枪支后的配枪单位，基层派出所或者县市一级公安局会将该单位列为日常工作检查对象，要求不得有任何违反《枪支法》的行为。

目前，经四川省林业厅准许创办的国内狩猎场只有四家。李晓说，直到今天，还没有一家经营性国内狩猎场真正配了枪，他们多以驯养、繁殖和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