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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的全球通客户有福了,从5月23日开始,全球通用户将实现真正的单向收费,这也意味着,争论了数年的单向收费问题又迈出了一步。
这一举措自然会得到舆论的正面评价,尤其是在舆论高度关注之后,单向收费无疑显示了公众舆论的某些效果,似乎更值得欢欣鼓舞。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此次全面单向收费同样是有条件的,全球通用户仍需要交纳早应取消的月租费。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全球通用户实际上是移动通信费政策的牺牲品,因为他们以前不仅长期交纳50元的月租,而且还必须要受到接听收费的双重压榨。而其他如“神州行”用户,却可以享受接听免费的套餐方案,如此看来,全球通用户实际上一直是最大的“冤大头”,如今北京移动实行单向收费,如此看来,只不过是少做了一件错事。大家又何必急于称赞?
按照这样的思路,公共舆论的众志成城,似乎收到一点成效,但是这却只是打破电信业垄断坚冰的第一步。在今年4月末,信息产业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京联合召开电信资费座谈会,信息产业部、发改委的态度是,会采取相应措施,在整体资费水平逐步降低的前提下,积极推进移动单向收费。我们看到,从这次会议到现在北京移动实行单向收费,在价格政策以及价格形成机制上却没有实质性推进。一系列举措并未触及电信业的垄断格局,因此,隐藏在幕后的电信业价格同盟也仍然牢不可破。
事实上,今天中国电信企业仍然掌控了整个产业的“上下游”,包括后台的传输与前台的电信零售服务,都被少数几家企业所垄断,这也使得这些垄断集团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从而可以任意制定价格。而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定价体系的遗留,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体系却由于竞争不足而难以建立,造成中国的电信企业,既可以一方面实行计划时代的刚性价格,另一方面却在新的市场环境中获得大量暴利。
垄断带来的非正常收益也必然会带来定价政策的“黑箱操作”。所以到现在,我们只能猜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电信寡头们“良心大发”,做出让利于民的“善举”。或许是政府的指令,或许是公众的舆论压力,公众只能如此进行猜测。但是谁也无法知道,政府在这样一个政策后面的作用以及他们和企业之间的“神秘”关系。
因此,通过中国移动这样的大运营商的价格政策,可以看到中国电信业的一种矛盾,那就是产业结构的垄断化和价格制定的市场化。有关政府部门一方面难以推动中国电信行业结构多元化发展,外资的引进也有很多政策限制,但是另一方面却因为有关政府部门形式上只负责指导企业定价工作,因此这使得通信企业可以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既可不受信产部的计划性定价指令限制,另一方面也由于没有足够的市场竞争而可以任意定价。
面对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公众舆论的压力和政府的指令都显得相当无力,只要这个电信市场结构没有本质改变,电信垄断企业就可以享受体制转型“空白地带”的好处。如果我们对消费者权利的维护与电信业的改革有所期待,对这次实行单向费就应持审慎的态度,而不是欢欣鼓舞。(成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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