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为了改善国民的居住条件，改造老旧居住区、贫民窟，投资兴建组屋，政府提出的口号是‘让居者有其屋’，从1959年兴建组屋开始到现在，新加坡的组屋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新加坡人提供了高品质的住屋和策划周详的组屋区。（资料图） 中新社发 周景洛 摄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再次让善良的房市寓言破灭了兑现的希望：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6.4%；一些特大城市恶炒楼花现象再度抬头。6月17日《新快报》消息说：包括建设部、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审计署、监察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内的八部委，将联合对5月房价涨幅较快的城市进行调查，以摸清5月房价快速上涨的真正原因。

这是自今年3月底国家八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的通知》后的大动作，但此次的摸查在没有任何刚性、明朗的惩戒措施造势和兜底的现实语境下，能成为解决房市异动的尚方宝剑吗？老百姓对房市调控多少也有些审美疲劳了，要想平抑房价暴涨，我们倒不妨学学新加坡。新加坡是世界上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的城市型国家，有限的土地、低廉的房价、人均住房基本诉求……面对这些矛盾，新加坡政府长期坚持以政府分配为主、市场出售为辅的原则，结果是在老百姓需要安身立命的时候掌握房市主动权，在此前提下，再发展房地产市场，有效杜绝了房市震荡对民生利益的搜刮与清盘。

我们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定位上历史性地口水不断、思路不清：譬如所谓房地产究竟能否作为支柱产业的纷争；譬如开发商究竟替谁盖房子的辩论等等。这些伪问题严重混淆了我们对住房问题的理性思考：房地产当然可以作为支柱产业、开发商也有理由替富人盖房、房地产甚至可以投机、可以暗流汹涌——但所有这些的前提必须是政府有效地主导了保障性住房的发展。在过去40多年里，新加坡政府共修建了近100万套组屋(类似于中国经济适用房)，目前新加坡全国约有84%的人安居在组屋中，而新加坡商品房的购买者主要是收入较高的二次置业者、投资者或者外国公民。遗憾的是，我们某些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上该出手时不出手，结果是把购房者推向了诡异的、由开发商主导的商品房市场，这种现状又放大了既得利益者放大住房作为投资工具和投机筹码的可能。投机一旦疯狂，必然带来是生活和生产成本的高涨以及金融风险的积聚。

我们还应该学学新加坡在应对房市问题上的真功夫——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严格而常态的监控。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的政策定位是以自住为主，对居民购买组屋的次数有严格的限制：屋主在一定年限内不得整房出租；5年内组屋不得转让，也不能用于商业性经营。新加坡还规定：一个家庭同时只能拥有一套组屋，如果要购买新房子，旧组屋必须退出来，防止投机多占。另外，业主出售购买时间不足1年的房屋，要缴纳高额的房产税，这对抑制炒房和商品房价格暴涨非常有效……可以说，这些事先约束到位、事后责罚到位的房市体制有效保障了居民的基本居住权，打击了房市投机行为，同时又没有伤害房地产正常的投资功能和市场规律。相较而言，我们的宏观调控或者偶发性的摸查等工作，显得过于抽象、疏远，过于放任市场自发的调节能力。

此外，新加坡政府规定：任何人在买卖组屋时必须提供翔实的资料，如发现弄虚作假，政府对当事人将处以可能高达5000新元的罚款或6个月的监禁，或者两者兼施——而我们对于房地产市场种种明目张胆的违法违规行为，又责罚过轻、缺乏震撼性违法成本，或者甚至责罚缺位，常常导致经济适用房既不经济也不适用。

6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特别提到：要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在房地产一直占据中国资本与市场核心地位而疯狂暴涨的事实下，学学新加坡，强化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应有热情、强化职能部门对房市的严密监控、强化对房市违法成本的追加与落实……也许可以为平抑房价暴涨提供一些司空见惯却又脚踏实地的解颐之计。(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