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惟上不惟下、无须敬畏民意的坚固而扭曲的官场逻辑，造就了某些基层官员官德的变异，使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官员逐渐失去了道德自觉和人道自知，从而视百姓如草芥。时下乡村种种怪现状亦多是由此演化而来，黑砖窑公然逼人为奴，只是其中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而已。

随着窑奴陆续被解救，涉案者相继落网，山西黑砖窑事件似乎就要尘埃落定了。但是对此事件的追问与反思，却显然远未到尘埃落定时。

在当代社会，对包括未成年、智障者在内的同类施以残酷的虐待和奴役，实是人神共愤的滔天罪恶，实是对文明的巨大挑战，实是对人性的严重戕害。

事到如今，有一个问题愈发显得重要起来：这些黑砖窑年复一年光天化日之下重复着同样的罪恶，为什么那些“在场者”———当地政府部门竟然敢于一直听之任之，甚至有暗加保护者？而当地村民面对眼皮底下的人间惨剧，为什么甘作“沉默的大多数”？

有论者将其归结为“人性的集体沉沦”。这或是黑窑肆虐的直接原因，但进一步追问———人性又何以沉沦至斯呢？那些村民，难道意识不到这同样是对自己或家人的威胁？那些知情却不采取任何行动的基层官员，难道不怕这样做会影响到社会对自己的道德评价？

以笔者的理解，一般村民的沉默大抵是出于无奈。试想，当劳动部门的执法人员都会知法犯法，当携带摄像机的电视台记者都会受到威胁，当解救自己孩子的家长都会受到百般阻挠，那些与窑奴无亲无故的人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又能做到些什么？因此，黑窑肆虐现象同时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普通人面对权力者及其勾结者的肆意妄为，是如何的无奈和无助。

真正值得剖析的，是那些助纣为虐的基层官员们的内心：他们为什么丧失了基本的人道自觉？为什么竟敢如此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什么丝毫不顾惜自己的道德形象？为什么不惧怕民意的指点、舆论的谴责？他们之所以丧失了基本的人道自觉，是因为一些基层政府在管理地方事务时从来就不曾秉持“人道”的标准。这，甚至已经形成一种行为习惯。而之所以不惧怕舆论和民意，则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现实逻辑存在：对某些基层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来说，民意不足惧，舆论不足惧，道德形象好坏一般也不会影响到其前程。这些行为习惯和逻辑信奉，是当地政府部门及其人员面对黑砖窑，却能毫无愧怍地保持沉默甚至助纣为虐的根本原因。

看事态的发展，似乎也恰恰正在证明着这种逻辑的“可靠”：“强劲”的舆论，只是帮助暂时解救出了一些窑奴，将少数黑心窑主和包工头送进了监牢，却无从撼动那些有长期渎职之嫌的干部。譬如，迄今被真正“处理”的最高级别的“干部”，是那位纵子作恶的村支书。就连那位倒卖童工的劳动执法人员，也仍然在被劳动部门“留用”。就黑砖窑事件的严峻程度和巨大影响来说，这显然近乎讽刺，甚而言之，就是挑战，是扭曲的官场逻辑向法治和道德秩序的挑战。

而且，此次的黑砖窑事件看起来是通过媒体才得以迅速解决的，似乎是媒体和舆论的荣耀；但从另一方面细想，媒体和舆论其实也不无尴尬，因为此次媒体发挥作用，仍然没有能够离开“惊动高层、作出批示、派驻工作组、专项行动”的路径。换言之，即便恶劣如蓄奴这样的事件，基层政府部门也很难被舆论、被数百名家长的泣血控诉所触动，从而主动“起而行之”。这到底是媒体和舆论的幸还是不幸呢？

无论媒体和舆论幸与不幸，官场只惟上不惟下、无须敬畏民意的坚固逻辑已是昭然。正是这种坚固而扭曲的官场逻辑，造就了某些基层官员官德的变异，使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官员逐渐失去了道德自觉和人道自知，从而视百姓如草芥。诸多乡村温良道德传统的被破坏和暴戾之气的不断滋生，正与此种治理逻辑有关。时下乡村种种怪现状亦多是由此演化而来，黑砖窑公然逼人为奴，只是其中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而已。（ 郭之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