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先锋报》11月12日发表文章说，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西班牙对中国仍很陌生，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中国学习、居住和进修，西班牙对中国的认识逐渐增多。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对中国的了解很重要。文章摘要如下。

10月23至24日，西班牙和拉美国家大部分中国通和中国问题专家在北京相聚，召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会。大会充满激情，气氛活跃，它向人们展示了行动的决心。

对中国和东亚的研究在西班牙是新生事物，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西班牙对中国很陌生，但随着第一代中国研究者的出现以及越来越多人在中国学习、居住和进修，西班牙对中国的认识逐渐增多。

这次会议由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塔西亚纳·菲萨克组织，10年前菲萨克就和墨西哥中国问题专家弗洛拉·博顿计划创立伊比利亚美洲东亚问题研究网络，这一倡议得到了西班牙教育部的支持。菲萨克说，这次北京会议的口号是“用西班牙语解释中国文化”，它是一个开始。

缺乏了解

与会者纷纷提出西语世界对中国缺少真正的了解，表现在对中国文化缺少广泛和全面的了解、中国问题研究缺少机构的资助、几乎很少有西班牙语中国文学书籍等，而我们的报社杂志编辑报道中国问题完全盲从，不问来源。

专家肖恩·戈尔登教授说：“我们所有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非常反感(媒体)在西班牙报道中国的方式。”格拉纳达大学教授阿莉西亚·雷林克解释说：“我的学生以为共产主义中国很可怕，在那里无法生活，这种认识和中国充满活力的现实以及我本人的体会恰恰相反，因为我非常希望来中国，我在这个社会中感觉很舒服……”

作为“发达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落后国家”，西班牙在接近中国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这就是后到的优势。现在将我们与中国连在一起的，恰恰是那些我们引以为耻和试图忘记的历史，我们也经历过一党执政、也曾长期处于“发展中社会”，西班牙社会与我们现在观察到的中国落后的一面相差并不大。

这种对发展中国家的切身体会是我们相对于那些“先进国家”的优势，它让我们在看待其他国家时保持“正确的立场”，就像胡利奥·里奥斯教授(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本网注)所建议的那样。将这种正确视角传递给下一代，即那些在现代社会中出生、受英美全球化舆论影响的大学生是非常重要的。

专家的付出

里奥斯教授在没有任何机构资助的情况下独自创办了“加利西亚国际分析和资料馆”，它的总部设在西班牙的圣地亚哥，现在这一研究机构有7名研究员。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教授劳雷亚诺·拉米雷斯宣扬中国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独自坚持的过程，他翻译了中国18世纪的古典小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拉米雷斯介绍说：“佩雷·吉姆菲雷是西班牙唯一读过法语版《儒林外史》的人，我认识他。

我的书在他的帮助下才得以出版。

中国文学作品在西班牙的数量很少。中国宗教书籍有数千册，我们只翻译了几本。关于中国历史传统和历代王朝的文学，欧洲国家翻译了很多，但西班牙却很少。”

尽管还存在隔阂，但在双方专家的努力下，中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沟通正在逐渐展开。5个中国学术机构的专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不久前我去西班牙，人们还用日语跟我打招呼，现在西班牙人似乎已经会区分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了。”

肖恩·戈尔登教授是爱尔兰人，他在中国学的西班牙语，现在他从事的工作是将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加泰罗尼亚语。戈尔登说，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汉语教学始于1988年，“现在我们拥有在中国生活过的各个层面的教学人才，4年前还有了汉语研究生，与以前相比，现在的翻译工作相对快多了”。

从零做起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作为第一代中国问题专家，所处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但从零开始的工作是否也有优势呢？阿莉西亚·雷林克认为，尽管作为第一代中国问题专家需要付出艰辛努力，但前方有广阔的空间和方向等待我们去开创和决定，这是优势之一。拉米雷斯认为，中国现在正处于巨大变革的年代，亲身感受这一丰富的社会环境对研究者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机会。戈尔登认为，从零开始可以让我们对研究内容拥有更多自由，我们可以效仿其他国家，也可以开创“具有西班牙特色”的研究中国方式，里奥斯则提出研究应该争取更多公共机构和私人的支持。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解释中国在西班牙的糟糕形象。阿莉西亚·雷林克认为原因在于西班牙人对中国的理解仍停留在传教士阶段，所有的故事仍和过去一样充满了欺骗，现在的新版本是出于商业利益恐惧心理编造的“黄祸”理论。戈尔登认为媒体跟风、从众作风造成了西班牙民众对中国的误解，国际报道缺乏独立思想和精神，致使对中国的报道有失偏颇。里奥斯说，中国在西班牙的形象与中国移民带来的形象有关，百元店、中餐馆和挑剔责难的西班牙媒体令中国移民在西班牙的形象受损，总之双方存在很大的相互不了解，让西班牙认识中国的其他方面和价值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