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三：

建成后承担什么功能？

在杨朝明参加的那次专家论证会上，一共讨论了5个战略方案，但重点是复旦大学

提供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最系统最细致。

根据这个方案，中华文化标志城本应建于首都北京，但现在首都承担的任务很重。北京的城市面积和人口规模已经过大，不宜再作大规模扩建，而作为一个新规划的标志城，它完全可以满足这些要求。

它具有国家级文化功能和地位，一些本来应在北京举办的活动可移至这里举办，如国家级及教育部、文化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委各奖项的颁发仪式，经国家批准的各类学术、文化、教育、科技、艺术奖项的颁发仪式和相关的展览，联合国孔子奖等由中国设立或与中国有关的奖项的颁发仪式，教师节或将创立的类似节庆的全国性会场，全国性的文艺展示会演等。

复旦方案还提到，可创设一些新的活动，如每年一度的全国性学位颁发仪式，由国家领导人向全国博士、硕士、学士的代表颁发学位证书。在每年教师节由国家领导人向优秀教师的代表颁奖。举办全国敬老节、青年节、成人节、儿童节的庆祝活动和仪式。

疑问四：

建设资金怎么来？

3月1日，山东省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后，关于标志城的建设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讨论重点之一就是建设费用及其来源。媒体最先透露的数字是300亿元人民币，之后山东官方否认了这个数字，说是专家的估算而已。

不过，根据记者在九龙山的实地观察，如果项目真的实施的话，需要的人民币的确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如今的九龙山只是一个山头，周边全部是村庄和田地，在这样的地方建设一个标志城，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仅举一例说明，标志城规划区内现在有十几个村庄，最大的一个是隶属于曲阜市小雪镇的武家村，有人口接近3000人，其他村庄小一点，但总计也有1万多人。要建标志城，这些村庄全部要搬迁出去，如今，当地政府已经发了通告，严禁村民未经批准私下建房子。

在杨朝明等参与论证的专家们看来，标志城的建设应采取中央政府拨款、地方政府拨款、企业投资和社会各界捐赠相结合的方式。

在这方面，可以参考国内和国际上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核心项目有相近性质的代表性项目，比如国家大剧院、上海大剧院、上海世博会、美国国家广场、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和法国先贤祠等。

具体而言，由于作为标志性建筑物的一堂两馆（国家纪念堂、中国历史展示馆、中国文物展示馆）和神州广场体现了标志城核心建筑的尊严和威望，中央政府须全额拨款，专款专用，其中标志性建筑物建议发动全球华人捐赠而建；二期堂馆，有条件的争取列入中央各相关部委的预算，如国家讲堂、国学研究院、世界孔子学院总部、文明对话中心等；其余的以及三期项目，如中华百戏堂、神州万象院、民族家园等，可采用各地方政府拨款和企业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对于纯粹营利性的宾馆、餐饮、房地产等服务业项目，可采用完全市场化的融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