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起始之年，是大力建构和完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开篇之年，也是广播影视业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回首这一年来的广播影视业发展与建设，有两组关键词很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一是以村村通广播电视等为重点工程的公共服务，二是有了重大突破的广播影视数字化。

2006年我国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开启与建构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渡的关键时期，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这既是黄金发展之时，也是矛盾凸显之际。同样，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正在经历着深度变革与创新之时，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国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日趋多元化和多样化。因此，如何促使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成为我国现阶段的首要问题和亟须解决的问题。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去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刻内涵和主要任务。今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具体部署了今后5年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其中，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为“十一五”期间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部署的7项公共文化建设重点工程中，涉及广播影视的就有3项，包括：村村通广播电视、农村电影放映和“西新工程”，特别是村村通广播电视，已被列入2006年国务院工作要点，成为“十一五”期间社会主义农村文化建设的一号工程。毫无疑问，这也是广播影视“十一五”规划中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一）公共利益及其实现的方式

实际上，无论是发展公益性事业还是建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都关乎到一个最基本的学术概念或范畴和实践理念，那就是对于公共利益及其实现手段的认识与嬗变。

一般认为较早系统地论述公共利益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教授赫尔德博士（Virginia Held），她的研究具有代表性、普适性（被各个领域都相对认可的）。她在1970年出版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一书中将公共利益理论归纳为多数论（preponderate theory）、共同利益论(common interest theory)和共识论(unitary theory)多数论认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而共同利益论则把范围拓展到所有公民，共识论认为公共利益当体现为一种公民的共同价值观。前两者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按现存人口数量（人头数）的多少来确定公共利益所在，但都没有说明多数人或所有公民的利益是什么，应该包含哪些价值。第三者则是从某种共同的社会价值来鉴定公共利益，揭示了公共利益的本质所在。2004年赫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ull）教授费恩塔克（Mike Feintuck）博士从政府规制的角度出发，在评析了赫尔德观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经济模式的公共利益观（economic version of the public interest），认为这种观念就是自由市场主义者用经济学去解释政治活动和政府执政行为，政府等公共部门的决策也具有经济人理性选择的特征——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公共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集聚而已（会受到市场力量的左右），同样是运用简单数量统计式鉴定模式来确定公共利益的。

如果从政府执政行为变化来看，不同时期对公共利益及公共服务有着不同的思考。在资本主义初期，特别是从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以来，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信奉放任自由的自由市场主义，认为解决公共和私人利益冲突的最好途径就是市场，只有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才能促进和保证公共利益。到1887年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在《政治学季刊》发表了《行政学研究》一文，提出了政治与行政分离（政策制定与执行分开）的观点，官僚制成为另一种解决公共利益问题的手段，步入了公共行政学上所言的老公共行政时期。这时的公共利益是由官员（民选的政策制定者）来界定的，是从政治上加以界定并由法律来表达的，行政官员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最好途径就是能够尽可能最有效率、最科学、最具政治中立性的方式执法。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却把公民当作顾客（消费者），把政府当作市场，认为决策最恰当和首要的基础就是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就被边缘化了，大有废止公共利益之势。正如提出企业家政府理论的美国学者奥斯本和盖布勒所言，政府的宗旨是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行政人员当采用市场手段来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政府应引进市场机制来改善公共服务。但这样一来公共利益实际上就成了个人在市场做出选择后的一种副产品，代表着个人利益的聚合。因此这种模式就“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谈论人们如何就公共利益的愿景或社区的本质而奋斗的途径”，但这些恰恰是“构成政策选择基础的真正重要的政治问题”。漠视了公共利益完全用自由市场逻辑来处理政治社会问题是非常危险的，也会产生很深远的危害。实际上，早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发端之时，就有许多学者对这种皈依亚当•斯密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了反思，比如，米勒（Trudi Miller）就曾说过，伴随着对市场选择模式和多元政治模式的青睐，否定公共利益概念将对民主治理和公共行政领域带来深远的破坏，而民主政体的功能之一就是矫正资本主义的市场失灵（缺陷），此后又有福克斯、沙赫特等都对新公共行政的价值观提出了疑义。而以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登哈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创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在2003年出版的《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一书中，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企业家政府理论的缺陷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批驳，系统地阐述了新公共服务的理念。认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建立在政策关注的焦点——公共利益，进一步讲，政府的目标不同于企业，实现公共利益是其存在的主要理由之一，政府工作的焦点就是如何维护公共利益问题。而且公共利益也不是某种只是因为公民个人的选择、组织程序和选举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发生的事情，也不是个人自我利益的简单聚合，而是符合民主规范和正义、公正与公平的共同价值观。

综上所述，关于公共利益以及如何维护公共利益的认识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实现公共利益或公共服务的手段也是不断变迁的，从纯粹政府供给、市场提供到政府组织、社会和公民参与的多元方式。就我国而言，对于公共利益的认识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主导时期，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条件下的政府主导和市场供给相结合的阶段过渡，公共服务理念与体系也尚处于不断地摸索和完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