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杭州湾跨海大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郑永年不久前参加“浙江连线”活动，到中国浙江考察，走访了绍兴、宁波、台州和温州等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尽管他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一直多有关注，但这次考察，使其对浙江的发展多了一层理性的思考。最近，作者从浙江的实践是否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具有经验价值思考的视角，为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了一篇题为《“浙江模式”值得深思》的文章，要点如下：

    发展动力来自内部

    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早已不是新闻，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营经济一直支撑着浙江的可持续发展。上世纪80年代，浙江民营经济在恶劣的外在环境下辛辛苦苦地生存下来。在邓小平南巡以后，民营经济具有了合法性，发展速度加快。

    在近年，当地政府更是把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民营经济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已经构成了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浙江民营经济所包含的内涵是深刻的。它首先是一种内生型发展，就是说，发展的动力来自内部。

    在中国沿海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再到京津唐和渤海湾地区的很多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来自外来资本。尽管外来资本的确推动着当地经济的发展，但也正在滋生越来越多的问题。资本进来了，技术不见得能够进来。同时，高密度的外资严重地制约着本土企业的发展和技术创新。在近年，数量巨大的外资也在制造着经济的泡沫成分(诸如房地产)。

    浙江则没有这样的情况，发展的主动力主要来自民族资本。在过去的20多年间，民族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足以和外来资本相抗衡。

    发展的资本来自内部，发展也是以满足内部市场为主。浙江的产品都是以先抢攻内部市场为主，出口为辅。这与很多沿海地区高度依赖出口导向的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些省份的出口导向经济主要依靠低廉的劳动力，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而浙江则是以开拓内部市场闻名。这种满足内部市场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同时这种模式要比出口导向更稳定和更具有可持续性，因为它更能承受外部国际市场的冲击。

    经济立基民营资本

    浙江经济基于民营资本之上，其技术创新能力也比其他地区要高出很多。在上世纪80年代，浙江的一些地区尤其是温州地区以生产假货闻名，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完全改观。

    在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后，浙江民营企业非常重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因为是民营资本，浙江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具有自主性。现在的浙江商人不仅走遍全国，也走遍全世界。很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当的竞争能力。近年来，浙江产品在发达国家经常遭受地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浙江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人们在关注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同时，往往忽视了那里同样健康发展的国有企业。在其他地区，国有企业的发展一直存在着很大问题，但浙江的国有企业发展势头相当好。这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为国有企业营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两者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起到了共同发展的效果。

    更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劳工状况远较其他地区好。在一些台资、港资和韩资等密集的地区，劳工的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但在浙江，侵犯劳工权益的情况并不多见。

    彼此关系相对独立

    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多种，但这与浙江重视本土资本有关。外来资本主要动机来自对地方廉价劳动力的利用，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很难产生。而本土资本则因为受地方归属感等因素的影响，往往较能注意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培养和发展。劳资关系也因此显得比较和谐。

    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并非没有产生过问题。例如，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环境的恶化。但是，包括环境问题在内，在浙江都能很快得到重视，也能很快得到纠正。这和民营企业的性质分不开。

    在浙江，企业、政府和社会往往是相对独立，互不依赖。一旦企业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负责任，政府和社会比较容易对企业施加压力，纠正其行为。而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因为政府和企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纠正企业的不当行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80年代，人们常说，中国的发展要看广东，因为广东“先行一步”。但在今天，人们则可以从浙江的发展经验中看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的确，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关系方面，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方面，在企业和雇员的关系方面，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浙江的实践都有其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表明，经济改革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走市场经济道路的问题，而是如何在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同时处理好所有这些方面的关系。

    现在倡导的“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就已经包含在这些关系中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浙江模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当说具有方向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