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协定》签定后，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酒会上

    重庆谈判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最高领袖于抗战胜利后，就国内局势以及和平、民主、建国等问题在重庆举行的重要谈判，也是国共两党历史上举行的首次最高层次的政治谈判。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为解决抗战中的诸多政治问题，双方谈判从未间断过。其中重要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40年1月至7月，为争取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时局的好转和国民党继续抗战，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白崇禧等的谈判；第二次是1942年10月至1943年7月，为改善“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林彪等与蒋介石、张治中等的谈判；第三次是1944年5月至11月，为缓和国共关系，争取中共合法地位，中共中央派林伯渠、董必武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等的谈判。上述这些谈判，无疑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民族抗战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加紧内战军事准备的同时，又玩弄“和平”的政治伎俩，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愿赴重庆“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阐明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43天的谈判中，毛泽东同蒋介石先后进行过7次面对面的商谈，相互交换意见；同时，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方面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还就具体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9月3日，中共代表首先提出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之基础，结束党治，确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等ll条谈判方案，争取了谈判的主动。4日，蒋介石拟出《对中共谈判要点》，作为国民党方面复案，提出限定中共军队最高限额，拒绝承认解放区民主政权，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等内容。两方案的根本分歧，在于对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政权和抗日武装的承认与否。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方面始终没有提出任何积极具体的方案，而是顽固坚持所谓“中共不能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否则就是破坏政令统一”等苛刻条件，借以否认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给谈判设置障碍，进而使双方谈判限于停滞。为争取和平，粉碎国民党企图将内战之责嫁祸于中共的阴谋，中共在不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处理实际问题，并做了退出部分解放区和缩减军队等让步；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利用各种渠道和机会，广泛会见各界人士和中外友好，从道义上争取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在军事上，中共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坚决打退了胡宗南等国民党军对上党、平汉一线解放区的进犯。

    中共灵活的政治进攻和坚决的军事自卫，迫使国民党再次回到谈判桌上。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经过国共两党多次谈判，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国共双方代表，共同在桂园客厅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在纪要中，国民党表示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之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合作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并确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同意迅速结束国民党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有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承诺释放政治犯，禁止司法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并实行地方自治，进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等。然而，在解放区民主政权和国民大会代表问题上，双方观点相去甚远，未达成一致意见；关于中共领导的军队地位以及参加受降问题，亦未获得实质进展。谈判中，毛泽东等中共代表本着尊重民主、共商国是的精神，与民主人士、各阶层代表以至国民党上层人物，各国驻华使节以及新闻界朋友等，如实介绍两党分歧、谈判进展，全面阐述中共和平民主方针及谈判诚意，让国统区各阶层民众对中共关于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有了深入了解。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返回延安，留在重庆的周恩来、王若飞就纪要未尽问题继续与国民党代表商谈。12日，《双十协定》公开发表。次日，蒋介石即发布“剿匪”密令，以内战的公开化，将曾给全国民众带来一线和平民主曙光的《双十协定》撕得粉碎。

    重庆谈判，暴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真诚愿望。通过谈判，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更赢得了人心。  (张鲁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