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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龙应台:有些路只能一人走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09-12-17  责任编辑: 苏向东

龙应台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四顾苍茫的龙应台越来越孤独,但她却走得越发笃定。

龙应台有太多的标签。作家、思想家、社会批评家、学者、教授。这个台湾女子,既彪悍,又温柔,有大抱负。年轻时活得像唐朝女子,热烈丰富;今天,完成新书《目送》的她又宛如步入了宋代,风轻云淡,重重沧桑在脸上,遮不住。

妆容清淡,五官硬朗,大翻领白衬衫,粉贝壳色指甲,黑色中跟皮鞋——10月底来北京参加《目送》见面会的57岁的龙应台,正当时。有礼、世故、聪明,绝不口无遮拦。回答问题,字斟句酌,小心翼翼,于无形中回避所有敏感话题。

她对社会积极进言,横眉冷对千夫指,有万丈豪情;对两个儿子安德烈和菲利普则是慈母情深,费心与他们沟通,在一次次热脸碰上冷屁股后越挫越勇。龙应台身怀所有职业女性的喜与悲,只是,她比很多人更孤独。

永远的插班生与陌生人

也许,龙应台的孤独是在她未出生时就已注定了的。

1949年,湖南衡山火车站。

火车马上要开了,一岁的龙家长子龙应扬在奶奶怀抱里,他的妈妈——24岁的江南少妇应美君今天要来接他。

半年前,为与驻守广州的丈夫、国民党军官龙槐生团聚,美君抱着应扬离开家乡浙江淳安。战乱时的火车拥塞不堪,就像个大罐头,塞得满满。弧形的车顶上人们用绳子把自己绑着,一过山洞就会有人掉下来,死在滚滚车轮下。想到车里已有几个孩子、老人暴毙,美君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

在广州半年,美君眼见了太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无论如何要回衡山把孩子带出来。

只是,时隔半年后,衡山火车站,应扬却远远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要开了,应扬哭,奶奶也哭。

在那一刹那,美君犹豫了。她应该冒着孩子被挤死的危险,把他塞进火车?还是等战争过后再来接?她把手伸出去,又缩回来。缩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千钧之重,都在一瞬。美君在最后一秒做的决定是,好吧,留在乡下。

火车开动的一刻,美君像货物一样被人从车窗塞进去,一岁的儿子在车外看着她。此后,美君再见自己的长子,已是38年后的1987年。乱世里,任何一个一刹那的决定,都是一生。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取名 “龙应台”。

2009年1月,龙应台和67岁的哥哥应扬坐在船上。“我们在一条湘江上,这个老人跟我父亲长得真像,一口湖南乡音。我问我哥,你后来怎么想妈妈?他说,他的脑海里总有那样一幕:有一个在动的火车,一个短头卷发的女人在车窗里面。他说小时候只要一听到火车要出站了,就沿着田埂喊着妈妈拼命追。他心中,任何一个在车窗里短头发的女人都是妈妈,而妈妈永远在一辆跑的火车上,在离开的火车里面,永远追不上。”

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龙应台在给大儿子写信时冷静分析自己的身份:“终其一生,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我是永远的插班生、陌生人。”

龙应台永远记得,父亲在世时最喜欢让女儿陪他去剧场听《四郎探母》。每次看时,父亲的眼泪都是一直流,一直流。流泪的又何止父亲一人。“四周尽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人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身份困境。”

也许那时,龙应台也再次认清自己这个“台湾外省人”处境的残酷和荒谬。时代之剑切断了她和传统、宗族的连接,使她悬在半空,永远无所凭依。

温柔母亲被刺伤

身份是尴尬的,但龙应台从小就是个有大志向的人。在台湾苗栗苑里长大,家境虽贫困,龙应台却一直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挂在嘴上。1974年赴美国求学,龙应台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成归台后,她拿起手中笔,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风暴。

这场席卷两岸的“龙卷风”,最初是由杂文集《野火集》开始的。24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在台湾出版,21天内再版24次,每五个台湾人就拥有一本。当时的台湾,累积了多年对体制的不满,批判的声音暗流汹涌。随着龙应台点燃的这把“野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到了明处。龙应台在威权的禁忌与被容许的底线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行走其间,赢得掌声。

“《野火集》是在绝对的天真中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任何还会去写的人都是有天真存在的。”再回首,龙应台保持清醒。

“龙卷风”正劲时,龙应台随德国丈夫举家迁居欧洲,一走就是十三年。期间,她一边继续写着那些如刀光剑影般锐利逼人的时评文章;一边以慈母之爱完成了温暖动人的《孩子你慢慢来》。

客居他乡十三年,龙应台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收获颇丰,可作为知识分子,自己却在下沉,因为“离开自己的泥土,有失根的危险”。偶尔回台湾,她拿着红酒,看着淡水河,眼泪流不停。异乡寂寞,龙应台想要有所作为却不能,对社会的进言就像放空炮弹,讲得激烈,但毕竟遥远。台湾著名文化人蒋勋说过她,“你是一匹狼在那边叫,没有人和你去对叫,那才是荒凉。”

转机是在1999年。龙应台应马英九邀请离开欧洲,离开两个孩子,回到台湾出任台北市第一届文化局长,为期三年。“龙局长”走马上任的背后,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曲折。那一年,马英九是先找到蒋勋,请他担任文化局长。蒋勋知道龙应台的雄心壮志,极力向马英九推荐了龙应台。龙应台说,那次的回归她带着“准备身败名裂”的心情。

龙应台初上任,很多人便说她干不长。李敖甚至说“龙应台连三个月都干不了”。但她却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如今回头看,龙应台自认这段公务员经历让她获益匪浅:“只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时,我只能看到一个钟表它的两个指针是怎么走的。成为官员,有实际经验的时候,我就知道齿轮是怎么回事,知道它工作的原理。这时,再退出评论事情,自然就有了不同的角度和深度。”

出任局长的三年,龙应台一天一通电话打给两个孩子。除了表达亲情,还有寻求慰藉。可她记得,有次跟老二菲利普通话,“拿起听筒,他问我,‘你喝了牛奶没有?’我愣了一下,说我喝了。他说,‘你刷牙了没有?你今天功课怎么样?’”龙应台意识到,儿子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对母亲的关爱表示抗议。本想从孩子身上找寻温暖的她,倍感“伤害”。

2003年,连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要求龙应台再做一届文化局长,但龙应台却坚决辞职,重归学者作家生活。她说自己那时忽然有种感觉,“很怕赢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龙应台离开欧洲那年,大儿子安德烈十四岁,脸上有婴儿肥。辞任文化局长时,安德烈已经是十八岁的青年,谈了恋爱,有了驾照。“我发现他再不让我拥抱他,离得远远的,而且你要是出现在他和他的朋友当中,会让他觉得很丢脸。” 在台湾,曾有记者问安德烈,如果龙应台现在20岁,她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吗?安德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

伤感无奈的龙应台想重新“找回”儿子。于是,她向安德烈建议,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并以专栏形式在报刊发表。让龙应台“吓一跳”的是,安德烈居然同意了,但条件是:“你不要再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

此后,龙应台开始了和儿子艰难的书信沟通。“必须是我写信给他,先要写一遍中文的文章,中文的文章写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一遍,把英文的给他,他用德文回复我,德文版到了我的手里,我还得把它翻成中文,四道手续。”

龙应台与安德烈的通信最终集结成书,《亲爱的安德烈》于2008年出版。“这不是亲子书,而是将我的挫折展现出来,这是龙应台的受伤笔记。”

四顾苍茫,唯有目送

如今的龙应台,离婚之后再次客居他乡,这次是香港。作家柏杨生前曾说:“龙应台有许多想法和做法,都是我年轻时会干的事,大概每个有志之士都要经过这一段吧。我是晚年才进入中庸之道,站在外面往里看,我认定,龙应台的轨迹大致也如此。”

柏杨一语成谶。在经历了生活的起起伏伏后,现在的龙应台,愈发温情。她写作生死笔记《目送》;她越来越喜欢把父母挂在嘴上;她念念不忘的是这个画面:完成博士学位后,她回台湾教书。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她。可父亲并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后,父亲爬回车内,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之后,龙应台看着父亲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她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几十年后,当龙应台目送父亲的棺木缓缓滑向火葬场的炉门时,她也终于慢慢地了解,“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龙应台越来越孤独,然而,她也越来越笃定。她说,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也信了。她也悟出“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即便四顾苍茫,唯有目送,如今的龙应台也会勇敢面对,素颜修行。

龙应台:我没有一个出色的角色

从《野火集》到《目送》,你写作风格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龙应台:我发现在解释龙应台写作风格发展时,中国大陆和海外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大陆有一种声音——当初写“野火”的人,怎么越写越小了,怒目金刚怎么变成儿女私情?而在海外看法刚好相反。海外反而会说,龙应台从小变大了,以前你是针对社会现实去写文章,但那些都是立即的、短暂的、表面的,真正接近生命本体的,其实是《目送》这样的写作。在这两种不同的态度里,我觉得透露了非常多的文化深层信息。

《亲爱的安德烈》中,在大陆最流行的文章是《给河马刷牙》。能否讲讲背后的故事?

龙应台:在香港大学时,我是教授,安德烈是学生。本可以搭同一辆车去学校,但却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关系如同室友。有天晚上,我失眠了,一个人到阳台上去。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长手长脚的安德烈就出来了,开始抽烟。他突然开口,“如果我将来变成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你会不会对我很失望?”安德烈的话很震撼我。之后我写信告诉他,对我最重要的,不是他有否成就,而是他是否快乐。如果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家庭这个概念一直贯穿在你写作当中,家庭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龙应台:家庭是你的来处,所以在理想上,她是一个人生命旅途最安全的地方。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有时候家庭也是一个最充满压迫的地方。在一些最彻底的、最重要的人生的核心的东西上,连家庭也帮不了你。

你人生中哪个角色做得最为出色?

龙应台:我没有一个演出非常出色的角色。孩子小的时候,我做母亲做得最好,但孩子长大之后变成了怪物,我不知如何面对,所以才写了受伤笔记《安德烈》。我作为妻子更失败。作为女儿,很晚熟,虽然也会带父母看戏,带他们散步。只是根本不懂什么是老,什么是死。等到从父亲那儿学到什么叫老,什么叫死之后,再回头照顾老了的母亲,我发现我比以前会了一点,但仍是一个学习非常非常慢的女儿。

作为事业女性,当初你决定生孩子时有过艰难的选择吗?

龙应台:一点没有。我迷恋小孩,我可以白天写《野火集》,晚上给孩子哺乳。当月光照下来,我坐在黑的房间里喂奶,我觉得这才是人间一等一、顶天立地的大事。

你的身体当中有一个硬的龙应台,似乎也有一个很柔软的龙应台?

龙应台:我一直觉得,每个人身上都同时存在着阴和阳、硬和软、刚和柔的元素。对我而言,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件事,跟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完全协调的。你往往是为了怀里喂奶的那个婴儿他将来的幸福,你会去横眉冷对千夫指;你往往是因为心中有爱,才会去做怒目冲冠的事。

你如何看待孤独,又是如何与它相处?龙应台:任何形式的创作者,不管是作家、画家还是导演,孤独都是创作的必要条件。我不知道大陆熟不熟悉圣严法师,有次和他聊天,我们谈到人在天地之间终究是无所凭依的孤独。你真能面对生老病死,就真的明白,在这世间,没有什么可以附着依托。(记者 苏枫)

文章来源: 《小康》杂志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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